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村,于1959年发现,遗址距今大约3800-3500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属探索中国夏朝文化的重要遗址。1960年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的上层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宫殿基址,为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宫殿建筑基址。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历史早期国家的出现及其特点,提供了最原始的研究资料。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里头遗址共分四期,一二期属石器、陶作坊、村落文化;三四期属青铜和宫殿文化。学术界对二里头遗址有两种看法,目前尚无定论:一种认为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都是夏朝文物,发现的宫城就是夏都;另一种认为一二期是夏朝文物、三四期是商朝文物,所以发现的宫城是商都。 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10月下旬,70多位来自大陆、香港、台湾及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学者云集“华夏第一王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参加在这里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形成的“意见书”中说:“建议尽早启动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作为夏商都城遗址群,共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 说起二里头,可以用5个“中国之最”来形容:这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还发现了最早的车辙痕迹,将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把二里头遗址放到其出现前后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的每一项发现都牵动人心,并有理由相信,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还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之最出土”,对未来,许宏充满自信,“殷墟的发现曾震惊了世界,二里头将像20世纪的殷墟一样,引领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约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这一千多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这一变革可以用文明化、国家化或社会复杂化来概括,作为中华文明最早阶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诞生肇始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一个大的分水岭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此时,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而迅速崛起。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发现“龙图腾”编辑本段 当刘庆柱揭开红色绸布、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复制品)展示在世人面前时,在场的70余名专家学者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最为精彩的一幕。 这件距今至少3700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大型 绿松石 龙形器,被学者正式命名为“中国龙”,认为它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绿松石龙形体长大,总长70.2厘米,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至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将之命名为“中国龙”的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鹏阐释了其中的原因:“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其铭文将包括偃师在内的洛阳平原称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二里头遗址地处最早被称作‘中国’的地方,所谓‘天下之中’的洛阳平原,又是我国年代最早的‘中国’即第一个王朝都城所在地,那么,二里头遗址所见的龙,自然就是天经地义的‘中国龙’”,杜金鹏说。 虽然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有许多比二里头还早的龙的形象,如距今7000多年的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猪龙等,但它们跟秦汉以来的文化没有直接的联系,杜金鹏说,“从文化传统的亲缘关系上看,只有中原地区发现的龙,从夏、商、周到秦汉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讲,发现于二里头的龙形器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源头。” 杜金鹏说,偃师二里头被学术界推定为夏代都城遗址,而夏王朝被学者认为是中国第一个中央王朝,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龙文物,应该视为华夏民族共有的最早的龙图腾。 据龙的发现者许宏博士介绍,它是在二里头宫殿区一座高等级贵族墓葬中被发现的。当时,它被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髋骨处。这引起了专家学者对绿松龙的用途及墓主人身份进行种种猜测。杜金鹏推测,它是一个在红漆木板上粘嵌绿松石而成的“龙牌”,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富有冲击效果,是在宗庙祭祀典礼中使用的仪仗类器具。 除了绿松石龙,二里头遗址还发现有其他与龙有关的文物,如陶器、铜牌饰上的龙图像,有的似蛇,有的脱离了原始形态的蛇形象,有爪有鳍。据目前所知,在全国现有250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集中出土龙文物的只有作为都城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且都是出土在宫殿区或其附近重要地点如铸铜遗址或祭祀区。专家认为,这表明二里头时期,龙文物的地位是显赫尊贵的,是与夏王和其他贵族密切相关的,龙已经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代表了王权,这种观念代代相传。 新的考古发现,使一度归于沉寂的中国考古界关于夏商分界的讨论重新出现新的兴奋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关于二里头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问题,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都能从新发现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完全是两个声音,但有一点值得放心,无论持什么观点,没有人怀疑新发现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说。“从新发现中,人们几乎可以触摸到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脉动了,”许宏说,但作为都城的二里头,它的内涵布局及其演变过程、它的文化面貌及其背后人们共同的社会生活与组织结构、它的族属国别以及人地关系等诸多课题,目前还只是粗线条的把握。就其族属和国别而言,目前的研究尚未超出推论的范畴,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问题的最终解明,仍有待于带有较多历史信息的内证性遗存比如文字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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