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君：子君和涓生都是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具有资产阶极
民主主义思想的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有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和婚姻自主的新思想。作者充分地肯定了子君英勇无畏的反抗精神。为了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敢于同旧势力进行较量，勇敢地背叛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家庭，高傲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子君反封建专制的战斗宣言。她和涓生同居，表现了她对封建道德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的反抗。作者也批评了子君软弱、妥协和思想的停滞不前，当他们建立起小家庭以后又沉浸在凝固的安宁与
幸福里，忘记了人生的全盘要义，把精力顷注到家务里及恭顺地侍奉丈夫，表现出旧式妇女贤妻良母式的，失去了奋飞的能力和勇气，变得平庸短浅，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的女性变成庸庸禄禄的家庭奴隶。由于她性格的软弱，最后不得不回到她曾经背叛的旧家庭里去，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作者也写出了她纯扑善良的性格，她为了爱情，不计较涓生是个门第卑微的穷青年，当离开涓生的时侯，没有留下字条，却默默地把仅有
生活用品留给涓生，这里有关心，有惋惜，有对爱情的最后留恋，表现出子君纯扑和善良的品性。
祥林嫂：祥林嫂是旧中国农村中勤劳、善良、质朴、顽强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她屡遭不幸，走投无路，最后在“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也如此”的
地主阶级欢天喜地的“祝福”声中悲惨地死去，这与封建地主阶级杀鸡宰鹅，大放鞭炮，乞求天神赐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故事的悲剧性更加深刻。
阿长：阿长是
鲁迅童年生活中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曾几次被鲁迅写入作品中。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不但对她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而且通过几件互不关联的事情描绘了她的性格。在
《狗·猫·鼠》里已先写了她踏死“我”心爱的隐鼠。到《阿长与〈山海经〉》，又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来写她。开头写她“喜欢切切察察”，低声絮说什么时“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对“我”管得很严，拔一株草都说是顽皮，动不动就要告诉家长。夏天睡觉又在床上写“大”字，挤得“我”没有翻身的余地。这些真切生动的细节描写，都带着明显的贬义。接着写她元旦清早给“我”的磨难。这些“古怪的仪式”虽然是出于善良的动机，但因“烦琐之至”“非常麻烦”，使“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再来，写她讲“长毛”的故事，更进一层地写她缺点。当“我”以为她长得很丑，倘若“长毛”来，一定最安全了，她却反驳道： “那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么？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些话表现了十足的愚昧和
阿Q精神。“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虽然是写“我”童年的感想，但更是尖锐的讽刺和批判。到这里，作者才掉转笔锋写买
《山海经》——也就是这篇散文要着重写的一件事。“我”念念不忘，渴望得到绘图的《山海经》。可是，谁都“不肯真实地回答我”。只有阿长，虽然她根本不知道《山海经》是什么，“我”原也认为对她说也无益，所以向来没有同她说过。但她却自己主动来问，并且在她告假回来时，一见面就高兴地说：“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这件事，充分表现了她对孩子的心思观察得多么细致，对孩子的愿望是那么体贴，为了满足孩子的正当愿望又是那样认真、郑重其事。以至“我”惊喜、激动得“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于是，“我”对她有了新的看法：“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透过天真的儿童心理，对她身上美好的质素的赞扬是何等热烈和真挚!作为一个连真正的姓名都很少有人知道的下层劳动者，她善良、真诚、热爱和关心孩子。她思想、性格上有很多消极、落后的东西，是封建思想毒害的结果，与其说是她的过错，不如说是她的不幸。前面所说的作者的讽刺和批判，既是对她身上的消极、落后的东西，也是对着造成这些消极、落后东西的统治思想和社会制度。《阿长与〈山海经〉》等文这样写阿长，使我想起中国史传文学中“不虚美”“不隐恶”的主张。我认为，这既是一种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是与现实主义精神相通的。
《朝花夕拾》不是史传文学，但作为写真人实事的散文，这样来写人物，无疑是应该肯定的。而且，对于文学创作中，描写较为复杂的性格，避免将人物简单化、绝对化，也是有益的经验。 （节选自潘旭澜《〈朝花夕拾〉的艺术》，《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二） 在这篇回忆散文里，鲁迅以饱含深情的笔触集中记叙长妈妈给他留下的儿时印象，把长妈妈这个人物写得栩栩如生。这一点，有目共睹，谁都承认。但是，作为回忆性的艺术形象，长妈妈并不是典型化的产物。鲁迅写她，既没有采用“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方法，也没有专用自己的保姆做“模特儿”，去塑造一个劳动妇女的典型。阿长是生活中真实的阿长，所写全部事实，都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尽管“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朝花夕拾·小引》），但绝无虚构。无论称呼的来历、切切察察的毛病和“不见得很好”的睡相，还是“烦琐之至”的各种规矩和讲“长毛”，以至购买《山海经》，都是鲁迅曾经亲见亲闻亲历过的，现在一一写来，具有十分亲切自然的情致。人们通过这种情致所得到的艺术感受，是充满幽默的纯真美，和
《一件小事》所显示的那种肃穆、严峻而深沉的格调迥然不同。这是因为，在鲁迅心目中，人力车夫的那一件小事是和国家大事联系在一起，使他增加勇气和希望，而阿长的这些琐事则和“人气”相连，给他精神上以鼓励和安慰。同“名人名教授”相比，阿长固然是可尊敬的好人，但就国家民族的前途来说，鲁迅并不把希望寄托在阿长似的人物身上。因此，鲁迅写阿长，不仅局限在幼儿保姆这个范围内表现她的性格美，而且把这种性格美同愚昧落后相掺杂，沙里淘金似的让她闪烁出性格美的光辉。这固然同所回忆的生活真实有关，但也恰恰证明鲁迅并不是把阿长当作理想的人物来歌颂的。 鲁迅虽然没有把阿长当作寄托着希望的理想人物，但并不因此对她失去敬重和怀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从她身上看到了人类那种难能可贵的纯朴和真率。就拿阿长那“大”字形的睡相来说吧，虽然使幼年鲁迅吃了苦头，母亲也曾含蓄地暗示她能够改变，表现了有所不满，但是，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却是对阿长“适性任情”的肯定。
刘和珍：她勇敢，爱国，为国捐躯，温和
鲁迅先生在参加了刘和珍的追悼会之后，亲作
《记念刘和珍君》一文。追忆这位“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学生；痛悼“为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歌颂“虽陨身不恤”的“中国女子的勇毅”。赞扬她是一位具有“干练坚决、百折不回”气概的“真的猛士”，是“为了中国而死”的青年。刘和珍烈士是
中华民族的好女儿，是
北京师范大学人的骄傲。
刘和珍(1904一1926)女，江西省南昌人，先后就读于南昌女子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带领同学们向封建势力、反动军阀宣战，是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1926年在
三·一八惨案中遇害，年仅22岁。
爱姑:《
离婚》中的爱姑，大胆泼辣，敢于把公爹和丈夫喊作“老畜牲”和“小畜牲”的女性。鲁迅先生在《离婚》中对爱姑毫不吝惜的赋予了自己热烈的赞颂之情，但他也清醒地指出了爱姑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礼教的根深蒂固和宗法势力的强大。
五个，看你满意不，满意的话给个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