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究竟有着怎样的“民主”思想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新闻思想家。他主编或参与的报刊前后有十多种，在国内外新闻出版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撰写了编辑30余篇出版学论文，形成了其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编辑出版思想。他初期的报刊思想可以大致概括成三点，一：注重选题组稿，体现时代潮流。梁启超认为报刊文章的内容要反映时代的特点与要求，要为救亡图强，提高民族素质服务。二：革新报刊文体，满足读者需要。新文体的运用使一般民众也能看懂报刊上的文章，从而拉近了读者与报刊的距离，扩大了读者面，报刊逐渐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梁启超新型报章文体的成功，吸引了许多报刊竞相模仿，极大地促进了报刊业的发展，直到今天，梁启超那种面向广大读者、服务读者的报刊从业态度，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三：认清报刊职责，明确出版原则。梁启超认为报刊影响巨大，关乎国家民族的命运。梁启超后来在海外报，新闻思想有所转变。他提出报馆的“两大天职”，即“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为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派人士们所借见。他将报刊的功能高度民主概括为“通”，可分三方面论述：第一，维新派极力阐述并努力实践报刊的“通西情”，特别是“通外情”的功能。重视报刊传播信息和稳定国家统治秩序的作用。第二，强调并利用了报刊的开通民智的功能，因而始终把开民智作为报纸的主要任务之一。第三，重视并自觉的运用了报刊开通风气的功能，即引导舆论的功能。而他对报刊性质的认识超出了早期维新派人士的程度，已经把报视为为民众的当然权力和政治民主的体现，意识到报刊反专制的战斗作用。同时，他对报章文体报人素质问题发表了见解，提出制定报律的建议。梁启超强调报刊从业人员的才气学识和道德风范的培养，认为编辑人员的职业素质决定着报刊的成败，决定着报刊是否受读者欢迎。他尤其强调报刊编辑应该品德高尚，要有奉献精神。梁启超在报刊、新闻、舆论、写作等方面的论述，集中代表了维新派的报刊思想，在中国新闻学说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一：关于报过去刊功能与作用的论述。a、“报馆有益于国事”，这种从政治上看报刊的功能与作用，是维新派人士的共识。b、“去塞求通”，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通塞，而去塞求通“的首选工具是报刊。二：关于报刊性质与任务的论述。a、报纸性质多样。B、报馆的“两大天职”。他认为，报纸对政府的监督，是舆论监督，而作为向导者，报馆应该面向大众，具有“救一时明一义”的特征。三：关于好报章的条件的论述。梁启超认为，一张得好的报纸，必须具备四条标准：“一日宗旨定而高，二日思想新而正，三日材料富而当，四日报事确而速”。四：关于舆论的论述。提出并强调“舆论之母”、“舆论之仆”与“造舆论”的重要，并且，健全的舆论应有“五本”，即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梁启超的报在我过新闻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包括，一：向读者进行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教育。维新派通过报刊陈述当前中国列强环伺的危险局势，愤怒地谴责了列强的种种恶劣行径，发出了建设一个强盛、独立的新中国的号召，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抵御侵略，振兴中华的爱国激情。二：向读者进行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教育。维新报刊以相当多的篇幅介绍西学和西方情况，热情宣扬资产阶级新文化，使广大知识分子的头脑为之一震，思想得到解放。三：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变法的实现。各地维新派新团体的报刊活动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影响，获得了一大部分具有爱国思想的仁人志士的支援和支持，对变法起到了很大帮助。其主要贡献有，一：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二：开了政治家报的先河；三：创造了报刊新文体，推动了政论写作的发展。梁启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最有影响的新闻理论家，也是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的编辑出版思想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一代报刊从业人员，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由于时代及个人思想认识的局限，他的出版思想中也有一些消极、落后的因素，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对他的编辑出版思想，我们不能全盘吸收。同时，他的编辑出版思想中，对编辑出版的内在规律涉及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他编辑出版思想的一个缺陷。当然，我们不能过多地苛求他，因为梁启超在近代史上扮演的主要是一个思想启蒙家的角色，他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至于对他编辑出版思想的完善与发展，则是我等后辈应做的事。

Answer 2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
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专制，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于技穷。

Answer 3

梁启超指出：“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也。”由此产生关于“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三策，其中最值得深入分析的莫过于“开绅智”，以兴办学会的方式，来培养中国的“议员”。

《论湖南应办之事》即体现了梁启超有关“议会”思想的论述，茅海建以为其中约有四句话值得深入分析：“通上下之情”，“先由学会绅董，各举所知品行端方、才识开敏之绅士”，“日日读书，日日治事”，“一年之后，会中人可任为议员者过半矣”。此四句揭示了议会的性质和议员产生的过程，对议员的职责和考核做了明确规定。虽然梁启超的论述多源自康有为，但其治理湖南之法不失为一个好方式，对此，他满怀憧憬地写到：“绅智既开，权限亦定，人人皆知危亡之故，即人人各思自保之道，合全省人之聪明才力，而处心积虑，千方百计，以求办一省之事，除一省之害，捍一省之难，未有不能济者也。”

虽然梁启超有关西方议会制度的“理念”未得施行，他的阐述与理解和西方式的民主思想有显著区分，但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亦可管窥其中的异质性和差异性。此后，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湘报》等报刊大声宣传西学，富于激情地歌颂“民政”、“民权”，然在其思想深处，却始终不太知道什么是西学、什么是西方式的民主和议会。

梁启超虽然以中国传统为主线歌颂“民政”、“民权”，但其思想深处仍对西方议会制度不甚了解。他在儒家经典中找寻“古议院制”的模型，阐发康学的“大同三世说”，并积极地以办学校开民智、办学会开绅智的方式促进其到来。但在戊戌以后，康梁思想分野，二人也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他表示，自己研究的切入点虽小，但其关照到戊戌变法是否为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重要问题，并一再强调广大学子需要戒骄戒躁、以朴实无华的心态从事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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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4

梁启超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重要的政治和思想人物，从戊戌变法时跟随康有为崭露头角，到后来办报写政论，“笔锋常带感情”，影响了众多读者。有关戊戌时期康梁等人的思想，学界已有不少成果，比如张朋园先生的系列作品。

10月31日，著名晚清史学者茅海建做客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作了题为“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的讲座，与已有研究相比，茅海建更为重视梁启超“民主”思想的特殊性。在讲座中，他从三份史料入手，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和爬梳，考察戊戌时期梁启超究竟有着怎样的“民主”思想，以期重新认识已有的知识体系，以考据之力重审当下的思想史研究。

茅海建讲座现场

“无议院之名，却有其实”？

1896年，年仅23岁的梁启超在《时务报》第10册上发表《古议院考》，开篇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院哉，议院哉！”梁虽然肯定了西方议会制的重要作用，认为它是民主制度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但随即笔锋一转，称古代中国“虽无议院之名，却有其实”。梁启超认为，在《易》《书》《周官》《记》《孟子》等儒家经典中均有关于议会思想的表述，到了汉代，甚至出现了相似的议会制度，曰“‘不属署，不直事’，其职与西国同”。梁启超在《古议院考》中进一步阐发了其师康有为关于古代议会“通下情而合其力”的思想。

梁启超的文章常常一气呵成，极具感染力。然而，茅海建指出，我们应当重新检视梁启超引用的文献史料，他直陈《古议院考》中诸多论述实与议会毫无关联，纯属比附。例如，“其（议院）在《书》曰：‘询谋佥同’，又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卿士”一句见诸《尚书》洪范篇，强调君王、卿士、庶人、龟、筮对政治决策的全方位影响，然梁启超将卿士比附为上议院，称庶人为下议院，从中可见其对议会制的理解颇有断章取义的色彩。又如，梁认为汉代的谏大夫、博士、议郎等扮演了西方议会制度中议员的角色，然而他所用材料多只能证明其为朝廷的命官，并不能证实中国古代确有议会之实。

茅海建进一步说道，我们不能妄言梁启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存在着知识性的错误，其中固然有一些，但他在这方面的学识也远超今人，不过梁将古代经典、史籍所言“议会之实”与近代西方民主之下的议会制度相提并论，只能说是“差误的比附”，实在是源自他对西方民主制度理解的偏颇。尽管他在《古议院考》中称赞了泰西各国的议会，阐扬了中国古代类似议会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但关于是否要设立议会，梁却持否定态度，因为“强国以议院为本，议院以学校为本”，学校才是开启民智的必经之路。

从今天的知识观念出发，西方近代议会制度的基本思想与设计，与中国古代经典、史籍中的观念截然不同，与汉代“谏大夫”、“博士”、“议郎”等更是大相径庭。但倘若从当时的语境出发，《古议院考》所言的虚实固然重要，但梁何出此言，他对自己的观点是否有进一步的修正或阐发，均值得深入讨论。

“大同三世说”中的“民主”？

1897年春，当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大肆宣传“古议院”思想时，他收到了严复的来信。今天虽无法得见严复原信，但从梁回信的蛛丝马迹中，也可知道大体内容——除却文人间的客套与戏谑，其中也包含严复的批评和梁启超的自我批判。

严复断然否定了梁启超以中国古事证西事之法，且中国自古无民主，但西方有。面对严复的诘问，梁启超虽对“古议院考”做了检讨，但仍以其师康有为的思想反驳严复关于议会传统的观点，此即后来非常著名的“大同三世说”——历史按照“据乱”、“太平”、“升平”三世交替发展，且不可逆。然而，仔细揣摩梁启超驳严复之论据，并非以西国历史或西方民主思想之运作来说服对方，而是以理论否定事实，从多君到一君进而无君的三世进替可以完全比附西方民主思想的演变。

从理论出发，而非历史事实出发，足见梁的胸有成竹。因此事辩驳之激烈，梁启超后来将回信内容整理成文，刊载于《时务报》第41册，名为《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此乃梁启超首次公开在报刊上阐扬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在委婉地承认《古议院考》中的错误后，梁正面回应了他和严复在西方民主传统上的分歧：“周厉无道，见流于彘，而共和执政；滕文公行三年之丧，而父兄百官皆不悦，此实上议院之制也，不得谓之为民政。”

茅海建指出，梁启超眼中的“三世”在中西方并无显著区别，即便美、法等国的总统制，虽可谓民政之世，但放眼世界，仍处于多君之世中，“三世说”是各国发展的必经之路，不存在严复所谓因“胚胎”而致道路不同的现象，“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各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应严格遵循三世潮流而不可逆。换言之，要理解梁启超的思想，应从“大同”思想的世界性和全球性着手。此时，以“大同三世说”思想武装起来的梁启超，显露出了高度的理论自信，他以极富感染力的文辞，呼唤着“大同世界”的到来。

从《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反观《古议院考》，不难发现，尽管梁启超在给严复的回信中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但他并未放弃基本观点，始终将西国议会制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且有所强化。但茅海建认为康梁向光绪帝陈述“泰西议院，古有其意，有其制”，并非为宣传而故意“曲史”，实乃基于“大同三世说”的建构需要。

通往议会之路？

此后梁启超到长沙主持时务学堂，和湖南巡抚陈宝箴保持通信往来，梁指出：“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也。”由此产生关于“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三策，其中最值得深入分析的莫过于“开绅智”，以兴办学会的方式，来培养中国的“议员”。

《论湖南应办之事》即体现了梁启超有关“议会”思想的论述，茅海建以为其中约有四句话值得深入分析：“通上下之情”，“先由学会绅董，各举所知品行端方、才识开敏之绅士”，“日日读书，日日治事”，“一年之后，会中人可任为议员者过半矣”。此四句揭示了议会的性质和议员产生的过程，对议员的职责和考核做了明确规定。虽然梁启超的论述多源自康有为，但其治理湖南之法不失为一个好方式，对此，他满怀憧憬地写到：“绅智既开，权限亦定，人人皆知危亡之故，即人人各思自保之道，合全省人之聪明才力，而处心积虑，千方百计，以求办一省之事，除一省之害，捍一省之难，未有不能济者也。”

虽然梁启超有关西方议会制度的“理念”未得施行，他的阐述与理解和西方式的民主思想有显著区分，但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亦可管窥其中的异质性和差异性。此后，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湘报》等报刊大声宣传西学，富于激情地歌颂“民政”、“民权”，然在其思想深处，却始终不太知道什么是西学、什么是西方式的民主和议会。

维新派报纸《时务报》

茅海建再次强调，虽然梁启超从中国传统经典中寻出了“古议院”的模型，但从“孔子改制”说来看，隐藏在《春秋》《易》《书》《诗》中的“大义”，本来就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孔子的自我创造，也是孔子在当时社会中“改制”的方式。

事实不存，意义彰显。梁启超此时的“民主”思想，实则是康学的“大同三世说”，与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有着显著区分。我们应当注重对文本史料的解读和分析，从语境出发，重新审视文本中的思想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