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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派遣的留学生详细情况：
洋务运动时期留学生派遣的作用 详务派派遗留学生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洋务事业的人才，从而巩固清朝的封 建统治，但其结果却发展了中国的
资本主义，这是洋务派官员们始料所不及的。 洋务运动期间，派遗留学生出国学习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成绩主要是： 首先为中国近代工业培养了第一批实业人才。
留学生除了学习军政外，不少是学习机械、造船、铁路、采 矿、邮电、农业、医学专业的，从而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实业人才。例如，魏瀚、 郑清濂、吴德章、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六位留学生回国后，成了当时东亚最 大的船厂——福州船政局“必不可少之员” ，他们绘画式、制轮机、定船身、造 器械，各有专精之艺而分工集事。在洋员离厂后，这些归国留学生从独立自制七 百五十匹马力的兵抡开始，继而制造大至二干五百匹或更大马力的兵轮。
幼童到美首先是学习英语，因此，大多数学生住在当地居民家中，以便加快过语言关。他们一般是先进小学，再进中学，而后入大学，循序渐进。例如
詹天佑就是先进西海文小学，再迸纽海文中学，而后考入耶鲁大学的雪费尔学院专攻铁路专业的。
争论结果，留学生终于1881年下半年先后“凄然返国”。共撤回94名（在此以前因故撤回和病逝者26名），其中头批21名，均送电报局学传电报；第二、三批学生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其余50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其中个别人如
容闳侄子容揆在撤回后在容氏帮助下又到
美国耶鲁大学完成了学业。
中途撤回留学幼童，是顽固守旧派和一切俱怕西学危及清王朝封建统治者的“胜利”，却是对培养新型人才的扼杀。当时不少有心人均为之惋惜。郑观应说：“全数撤回，甚为可惜。既已肄业八、九年，算学文理俱佳，当时应择其品学兼优者，分别入大学堂，各习一艺，不过加四年工夫，必有可观。何至浅尝辄止，贻讥中外。”黄遵宪在其《罢美国留学生感赋》中叹道：“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1900年
梁启超游美国至
哈佛时，谈起20年前幼童中途撤回事，亦“为欷歔久之”。
然而，由于派幼童出洋是为了适应洋务运动发展的需要，洋务派早就有对学生“各习一艺”的要求，所以尽管留学生被中途撤回，不少人还是学到些长技的。1877年，也是第一批学生留美的第五个年头，
李鸿章即指示容闳等人说：“中国所亟宜讲求者，煤铁五金之矿，未得洋法，则地宝不出”，所聘洋人未必均是高材，“如出洋学生年有颖异可造之才，望送入矿务学堂”深造。因而一时学矿学者较多。又如，在临撤回前半年，李鸿章因电报需才，电告即将任满的驻美公使陈兰彬，转请容闳赶速在幼童中“择其颖悟纯静，尚未入大学院者二十人，令速赴各处电报馆游历，讲求电学。”容闳照办了。
因此，幼重中还有不少专业技术人才，对后来中国实业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除众所熟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铁路建设中所作贡献外，黄仲良先后担任沪宁、津浦铁路总经理，粤汉铁路副局长；黄耀昌、陈荣贵、唐国安、梁普照、邝荣光、邝景扬、陆锡贵等，成了首批矿业工程师；朱宝奎、周万鹏、袁长坤、程大业、吴焕荣等均在电线电报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总计120名幼童留学生，除早夭12人和私人经商等事共约20人左右外，近百名回国人员中，在实业界铁路、电报等企业任工程师、经理等技术和管理者有44人，外交官和
翻译官16人，海军、海关官员、学校教员、医生等方面工作者约20余人。可见幼童留学回国对中国近代化起着作用。因此，有人说“诸生卒业回华果然轶群者鲜”，是较公允之说，但如说“不过备翻译之选而已”，是不符合事实的过分贬低之说。
2.清末新政派遣的留学生详细情况：
1909年
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同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以奕匡力、李鸿章(李死后,由
袁世凯补任)、
荣禄为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为参赞,主持“新政”机关的事务。“新政”的主要内容是调整官制、整顿吏治、改定刑律、编练新军、奖励实业等。为适应“新政”的需要,清政府开始大规模派遣留学生。这一时期派遣国主要是日本,同时也向欧洲派遣一定数量的留学生。
在新政时期，清廷一面在国内创办新式学堂，一面派遣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在派遣的留学生中，去日本留学的人数最多。据记载，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朝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仅280人，等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留日学生就已经达到了8000人。为什么要大规模地派学生去日本而不是别国？对此，张之洞的论述很有代表性：“至游学之国，西洋不
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考，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应该说，张之洞的主张既表达了中国人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迫切感，又考虑到了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的诸多具体方便——“同文、同种、省费”。对最初派遣的留学生，张之洞给他们的临别赠言是：“将来学成归国，代国家效力，戴红顶，做大官，可操券而获！生等其勉之！”由此可见，清朝对留学生是抱有厚望的——期待着他们学成归来，“戴红顶，做大官”，做
大清王朝合格的管理人才。
可是，事情的发展根本就不按照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朝廷大员们的设想进行。中国学生到了日本之后，眼界大开，很快就接受了新的思想洗礼。同时，对照日本，他们愈加发现祖国的落后，产生了强烈的改造国家的愿望。他们翻译书籍，创办杂志，用学到的先进思想启蒙国民。可是，
大清朝缺乏足够的胸襟，它不愿意看到留日学生鼓吹“宪政、民主”等新思想，对留日学生进行严密的监控、防范和镇压。这些做法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留学生在国外，控制起来毕竟不如在国内方便)，反而激化了留日学生与清廷之间的矛盾，促使留日学生几乎一致地倾向了革命，成了后来推翻清朝的重要力量。
更关键的是，留学生的新思想在国内得到了响应。1905年4月，湖南籍留学生黄尊三等一行60人抵达
武昌，他们要在这里拜别张之洞，然后启程赴日留学。作为地方大员，张之洞要求学生们对他行跪拜之礼。这一要求遭到了学生们的拒绝。张之洞感到“很没面子”，就下令对留学生“不放行”，试图以此收到压服之效。期间，湖南巡抚端方与张之洞反复磋商，端方致电威胁学生：如敢对张之洞不敬，将取消其留学资格。学生们异常愤慨，表示宁肯不去留学，也不能牺牲人格尊严。双方僵持，致使学生在武昌滞留了十天之久。后经多方斡旋，双方接受了鞠躬之礼。接见之后，张之洞虽然以西餐宴请学生，但大家并不领情。针对此事，黄尊三在留学日记中写道：“中国大官，只顾一己虚荣，不知尊重他人人格，实属可鄙。以自命好士之张香涛，尚不免此辱人之行，他更无论，思至此又未免可慨。” 这批学生日后不但没有回国“戴红顶，做大官”，反而加入了同盟会，成了“革命党”，回国后干的正是推翻大清王朝的伟大事业。
张之洞与晚清留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非常耐人寻味。张之洞是促成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的一位重要的大员，按张之洞的理解，留日学生对他这位老前辈心存感激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清朝官员的心态是：希望“学”成为“官”的传声筒和应声虫，成为没有头脑、不会独立思考、只会喊“喳”和“万岁”的奴才。可是，晚清的留日学生不这么想，在他们眼里，人格尊严比什么都重要。高贵的头颅和独立的思考是“学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舍此，学者便不再是学者，只能是奴才！奴才靠跪拜“主子”而获得赏赐，而学者靠独立的思考和丰厚的学养赢得人们的尊重。这是有着本质的差别的。清廷希望通过新式教育培养出有着高超本领的忠臣孝子，可实际上，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人绝大部分成了清廷的贰臣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