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未来性格，在他们幼年时就可以看出，如果人们准备从他们脸上表露出来的激情，而不是根据他们在学校课堂上的驯良行为来判断他们的话。拿破仑有他极强的傲性，他在儿童时就有高出人众的征象。在任何游戏中，他总是名列第一；哪怕他的衣服被撕破，口角在流血，他也仍以领袖的地位自居；而在众人的喧嚣哄笑中，他又往往独处一隅，沉默不言。他可能被人打得头破血流，但他决不叫喊或哭泣。他可能是无辜的，但他永远不愿声明自己是无辜的。他被人欺凌殴打，但他咬紧牙关。布廉纳说：“拿破仑很少有理由喜欢他的同学，但他不屑对他们提出控诉；而当轮到他来监督这一或那一职务时，他宁愿受罚也不愿告发那些犯错误的小子。”其后，他登上帝位，前事就一概忘却。不论是谁，只要曾是他的老师和同学，他都给以优渥的礼遇。
他做过很少人会做的一件事：对那些在他困顿的日子里见过他的人，他同他们取得了联系，并且保护了他们。因为他是经历过困顿惨淡的日子的。他挨过饿。他尝过一天只吃一顿饭的滋味——而那一顿饭吃的也只是干面包。他穿过膝盖和肘部都已磨得发绿的衣服，穿过纸板作底的鞋子。他从未出过一声怨言。如果有人要给他钱，他的脸就会变得绯红，掉头走开。他用自己每个月60法郎的薪饷抚养大了他的兄弟路易。他亲自做饭，料理家务。在他作皇帝时，有一个官吏抱怨每月只挣一千法郎，拿破仑答道：“先生，这种情景我都清楚……当我有幸任少尉军官的时候，我经常拿干面包当作早餐，但我把我的贫困置诸度外。”
如同所有的浪漫派艺术家一样——而拿破仑是历史上最伟大并且无疑是最有权势的一个艺术家——他充满着“布尔乔亚美德”；而“布尔乔亚美德”和一切其他美德不同之处，在于“布尔乔亚美德”总有某些可笑的地方：过分地注重文雅礼仪，狂热地追求家宅的齐整别致，炉边摆着拖鞋。这种“布尔乔亚美德”在布尔乔亚主义高潮中达到了顶峰；至少在法律方面，拿破仑还是布尔乔亚主义真正的奠基人。这种美德使巴尔扎克多愁善感，雨果头脑膨胀，安格雷受到腐蚀，米歇莱大叫大喊，斯丹塔尔竟也口吃嗫嚅，卡莱尔则神论玄谈起来了。这些美德使这些意志坚强的人看来好象讽刺漫画；因此，就以梯也尔的情况来说，我们不得不以此自慰，而认为这些美德是在对它们最可鄙的无知中显示出来的。这些美德在拿破仑身上是令人诧异的，我们必须注意防止使用这些美德作为原谅他那些被指控的罪行的借口。因为，相反，也许这些美德正是最能为我们说明他的所谓罪行的。
拿破仑满身是布尔乔亚美德。某些人——穷苦人——因为这一点而赞美他。另一些人——较为富有的——则以同样的理由责备他。人们说，这样的人没有权利做一个好儿子，一个好兄弟，好丈夫，好父亲，好朋友，好当家人。不论怎样，家族感情和他自己的家庭，在从物质上使他遭到破产以后，还损害了他的精神业绩。因为，尽管看来荒谬，他的亲戚妒忌他，他们一阵阵“良心”发作，认为他们有军事才能，具有神圣的权利，长子继承权，他们向他提出抗改，对他丢给他们的各式各样的王位表示反对，因为还有别的王位更中他们的意。“听他们这样说，人们还会以为我把祖产败光了呢。”他分封他们为国王和女王，用无数的爵位填饱他们，赏赐给他们大量的财富。但是他们——他们却掠夺他，出卖他：然而他始终宽恕他们。因为，拿破仑其实是个软心肠的人，他能够克制自己并且审慎周到，但他必须操劳的事太多了，要他长期克制和始终周到是不可能的。他的最凶恶的敌人马蒙很知道这一点：“拿破仑隐藏他的敏感，在这一点上，他和其他人不同——这些人虽然一点敏感也没有，却假装出一副敏感的样子。凡在拿破仑面前表露真情的人，都不会枉费心机，而且总会深深打动他的。”他宠爱他的儿子，他会和儿子一连玩上几个钟点，让儿子逗弄他。他以十分布尔乔亚的方式爱他的前妻和后妻，而当他休掉他的前妻时，这是一出充满良心、眼泪和悔恨的戏剧：那个放荡不羁的女人利用他那难以令人置信的单纯，真是太久了。约瑟芬的儿女就是他的儿女。他写信给欧仁说：“我对你的情意是无以复加的，我心里没有此你更亲爱的人，这个情意是永远不变的。”而且，在他所有的亲戚当中，只有欧仁以自己的忠诚、正直、纯洁、信誉，不愧为他的同族。至少从消极方面来说是这样。——因为欧仁不是拿破仑这一号的人物。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仅此而已。不过，拿破仑之所以爱他，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他知道在欧仁那里，他会找到肯定的支持和完全的担保。他知道欧仁与那些出卖他和依靠他来养肥自己的人不同，他是可以使他放心的。当他疲于政事，操劳过度时，欧仁是他的孤独的心可以得到慰藉的一个感情上的支柱。另一个支柱是他的妹妹波利娜，在拿破仑代表男性美德的世界中，她是女性的光耀；正如拿破仑是力的天才一样，她是爱的天寸。这个他所喜爱、也敬爱他的妹妹，单独跟了她的母亲同他到厂厄尔巴岛；而她，如果不是由于他比她心胸更为豁达的话，本来是会跟他到圣海伦娜岛去的。在拿破仑失败后，她从未停止过以她的柔情和金钱给予他以支持。当忘思负义象麻风病一般在兄弟亲友部属间四散蔓延的时候——这种忘思负义他装作不见也但愿闭眼不见——她典当和出卖了她所有的珠宝，以供他的急需。
在这一点上，有人在谈论乱伦行为——其实这是毫无证据，只 是为了中伤污蔑他的。人们领会不到，他的“布尔乔亚美德”本身就使得这样的事极不可能，实际上他是生于西方环境中的一个半东方人，他受他的教育、他的意志和他的民主信仰的羁束。如果他象一只野兽那样，在残杀和逞欲的交替狂欢中，躺在日光下吮吸着鲜血，舐舔他的魔爪；如果他是一只践踏蹂躏男人的头颅和女人的皮肉的野兽，不是单纯为了从他自身的尖锐的复杂性中去了解自己，而是在冲动的可怕的但却是凛然不可遏阻的简单需要下，试图利用其神经官能的突然和转瞬即逝的冲动，那么，这样一种关于乱伦的讽毁就无论怎样也无损于他。如果他真是那样，那倒会使他的形象更为完整。大洋这边的我们是不可能理解一个人可以完美无缺或坏到家了的。如果他真是那样，那就是另一幅图画了，也许是更为明确，更为单纯，因而，对我们来说，也不那样不可捉摸了。对于一个发高烧的梦呓者，沙漠中的绿洲没有用处；一个口渴的人，他需要的不是果子；而对一个追求一切人的爱、同时又要把自己的爱加于所有人的人来说，问题不在于什么女人的柔情。这个美丽而光彩夺目的爱慕者，是以妹妹对哥哥的爱情来爱这个伟人的；那种思想卑劣的人，不但不承认这一事实，反而提出了上述乱伦的解释，这倒可能是一种非出自本意的对英雄们的高超的崇敬。
因此请看一下这位拿破仑，他一再让步，一再示弱，甚至…误再误，而这一切都出于他对本族人的迷信：是出于他对一位喃喃不休、满口奇怪土话的吝啬的老妇人的尊敬——就是他那意志顽强的、老古板的母亲，好象古代亚马孙族的强悍妇女那样，一个时候曾胎里怀着拿破仑，披荆斩棘，出入丛林；这也是出于他对他的兄弟辈的感情，他们虽然举止轻浮，抑郁阴沉，但也不好不坏，不过顽劣成性，贪恋虚荣；出于他对他那些脾气很坏但有时却心地侠义的姊妹们的感情——其中至少一个是美丽和善良的；这也是由于他的一个妻子愚昧癫狂，另一个妻子糊涂淫荡。那么请看一下这个在家庭或私室里怀着他那庞大的梦想，而象乡村律师那样无微不至地为他的本族人谋求优差和肥缺的拿破仑。这是一个永久的矛盾，它一方面掩盖了、另一方面又暴露出这个人的神秘性，使他成为从其想象力讲是如此伟大，而从情感上看又如此平凡的一个．人物。正是由于这些情感，他才忽略了他的事业的人性的方面，正象他的傲性使他保存了它的神圣的方面一样。
在拿破仑的极盛时期，我就一直看到他，研究他；在他走下坡路的时候，我也一直看到他，注意他。尽管他可能曾经企图诱使我对他得出错误的结论--他常常喜欢这样做--但是，他从来没有办到过。因而我不妨自诩已经把握了他性格上的主要特点，并且已经对他的性格有了不偏不倚的评价。而对于这样一位由于环境的力量和伟大的个人品质而上升到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权势顶点的人物，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说，好象透过棱镜一样，或者看到他的光辉灿烂的各个方面，或者只看到他的瑕疵甚至罪恶的各个方面。
我从一开始就力求使我同拿破仑的关系成为经常的和亲密无间的，在这种关系中最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头脑及其思路的非凡的明晰和高尚的纯朴。同他谈话，我总感到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魅力。他谈起话来永远是饶有趣味的，他抓住话题的要点，撇开无关紧要的枝节，展示自己的想法，一直不停顿地加以发挥。直到把它阐述得完全清楚明确为止。讲到一事一物，总是用确切的字眼，或者在遇到语言习惯用法中还没有这样一个现成字眼时，他就创造出一个来。他不是同人交谈，而是由他来讲论。由于他思想丰富，又有口才，因而能领头谈话。他的习惯说法之一是：“我知道您想谈什么，您是想谈如此这般的一点，好吧，让我们开门见山就谈这个吧。”
然而他对于别人对他讲的话和反对意见，也并非充耳不闻；他对这些话或意见表示接受、怀疑或反对，而并不改变讨论公事的语气和超越讨论公事的范围。我把自信是真实的话对他讲时，从来没有感到过有什么为难之处，即使这些活不大象是合他心意的……
他没有多少科学知识，虽然他的支持者要人们相信他是一个造诣很深的数学家。他在数学方面的知识决不可能把他提高到超过任何一个炮兵军官(他本人就曾当过炮兵军官)的水平之上。然而他的天赋弥补了知识的不足。正象他成为一位伟大的军人一样，他凭着本能成了一位立法家和行政宫。他的性格总是使他倾向于实证；他不喜欢模糊的概念，对于幻想家的梦境和理想主义者的抽象观念，他也同样憎恨，而且把一切不是明白而实际地讲给他听的东西，都当作不过是胡说八道而已。他所尊重的，只是那些能由感觉加以控制和证实的，或立足于观察和经验之上的科学。他最瞧不起十八世纪的虚伪哲学和虚妄的博爱主义。在这些学说的主要说教者中，他特别讨厌伏尔泰，甚至讨厌到了如此地步，以致一有机会，他就要对伏尔泰有文学才华的这种普遍看法进行攻击。
拿破仑不是通常所指的邢种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他承认只有宗教有权支配人类社会。他把基督教看成是一切真正文明的基础，认为天主教是最有利于维持秩序和使精神世界真正安宁的信仰形式，而新教则是扰攘不安的根源。他自己对宗教活动不感兴趣，但对它们极为尊重，不准对奉行者有丝毫揶揄……
他天生具有一种能识别哪些人对他有用的特殊智能。他很快就从这些人身上找出最能使他们依附于他的利益的那一面……尤其是他研究过法兰西民族的性格，他一生的历史证明他对此有正确的理解。他私下把巴黎人看成小孩子，常把巴黎比作歌剧院。有一天，我指责他公告中的主要部分显而显而易见是谎言，他微笑着对我说：“这些公告不是写给您看的；巴黎人对一切都相信，我还能告诉他们许许多多东西，他们都不会拒绝接受。”
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他把谈话转到对历史的讨论方面去。这种讨论一般地显示出他的史实知识的不足，但领会起因和预见后果却极其精明。他猜测的比知道的多，并且，当他把自己的思想色彩加到人物和事件上面去的时候，他讲得很巧妙。他总是引据同样的几句话，所以他一定是取自很少的几本书，大抵是些古代史和法国史上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节本。然而，他记住了一大堆名字和史实，其丰富的程度足以欺骗那些研究得还不如他全面的人。他崇拜的英雄是亚历山大和恺撒，尤其是查理大帝。他异常地一心一意认为自己从权力上和称号上来说，都是查理大帝的后继者。
他在用极为牵强的理由力图证明这种奇谈怪论时，会忘其所以地同我谈个不休……
他常常最感遗憾的一件事是，他无法接引正统的原则来作为他的权力的基础。很少有人象他这样深刻地意识到：丧失了这种基础的权力是岌岌可危、摇摇欲坠、而又是容易遭受攻击的。他从不放过一次机会焦急地向那些认为他是篡位而登上宝座的人提出抗议。他有一次对我说：“法兰西的王位本来是空着的。路易十六没有能保卫他自己。要是我处于他的地位，那次大革命--尽管这次大革命在前一阶段的统治下使人们的心灵获得巨大进步--决不会成功。国王被推翻了，在法兰西国土上建立了共和国。我所取代的是共和国。法兰西的旧王位被埋在它的垃圾堆下；我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王位。波旁王室不能统治这个新建的基业。我的力量在于我的运气：象帝国一样，我是新的；因此，帝国和我完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君权神授的思想，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他同公主①结婚之后不久，有一天对我说：“我看见皇后在写信给她父亲时，信上的称呼是‘神圣的皇帝陛下’。这个称呼是你们惯用的吗?”我告诉他，根据拥有的“神圣帝国”称号，又加上了教皇授予的匈牙利王冠的古老的日耳曼帝国的传统，我们是惯用这种称号的。拿破仑于是用庄严的语调回答说：“这是一个优美的习惯和食好的措辞。权位来自上帝，正因为如此，它才是人的攻击所不能及的。今后有朝一日我将采用这个称号。”……
拿破仑自认为是与众不同的人物，是生来就要统治世界并随心所欲地指挥每一个人的。他不尊重人，不亚于工厂中的工头所感到的可以不尊重工人。他最喜爱的人是迪罗克。“他爱我犹如狗爱主人，”这是他对我谈到迪罗克时所说的话。他把贝蒂埃对他的感情比作保姆对孩子的感情。这些比拟并不违背他关于激励人的动机的理论，而是这一理论的自然结果，因为当他遇到不能简单地用私利来解释的感情时，他就把这种感情归结为一种本能。
关于拿破仑的迷信有很多的议论，几乎同关于他缺乏个人勇气的议论一样多。这两方面的指责，要不是依据错误的意见，就是依据谬误的观察。拿破仑相信运气，可是谁曾象他那样地去碰运气的呢?他喜欢夸耀自己命运好；老百姓乐意相信他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人，这使他很高兴；但是他并不自我欺骗。而且，就他的飞黄腾达而论，他并不愿把太大一部分原因归之于运气。我经常听他说，“由于我有才能，人们就说我运气好；只有弱者才会责怪强者命运好。”
在私人生活方面，他并不和蔼可亲，但性情温厚，甚至使宽容达到了成为一种弱点的地步。他是一个好儿子、好亲属，具有意大利资产阶级家庭内部所特有的那些琐屑的癖性。他容忍有些亲属的骄奢淫逸的行为，没有足够的意志力去加以制止，即使制止这些行为对他显然有利。尤其是他的几个妹妹问他要什么就有什么。
拿破仑的两位妻子②对他个人的举止态度都无所抱怨。虽然这一事实已经为众所周知，但玛丽·路易丝公主的一番话对这一事实作了新的说明。她在婚后不久对我说，“我相信，他们在维也纳对我想得很多，普遍认为我每天在受罪。真相往往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并不怕拿破仑，可是我开始感到他伯我了”。
尽管他在私人生活中是爽直的，甚至是随便的，可是他在上流社会中却并不显得有什么过人之处。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拿破仑在会客厅里的态度更尴尬的事情了。他为了纠正天生的与教育方面的缺陷而煞费苦心，结果反而使自己的缺陷更为突出。我相信为了增加他的身高使自己有威严的仪表，他会不惜作出巨大牺牲，可是日渐肥胖的身躯却使他的仪表显得更为平庸了。他喜欢用足尖走路。他的服装要么极端朴素，要么极端华丽，力图同他用围的人形成对比。他确实曾叫塔尔马③教他一些特别的姿执他很喜欢这位演员，他的宠爱主要是由于他们两人之间确实存在着酷似之处。他很喜欢观看塔尔马在舞台上演出；事实上可以这样说，他见到了自己的再现。在他的聪里从来没有对妇女说出过一句文雅的、或者甚至措词恰当的话，虽然他的脸色和他的声调往往显示出他想尽力说上一句……
为了评价这位非凡的人物，我们必须随着他登上他为之而生的那个宏伟的历史舞台。毫无疑问，运气帮了拿破仑很大的忙；但是凭借他的性格的力量，他的头脑的敏捷和清晰以及他的军事科学的巨大的综合天才。他就已登上了命运为他安排好了的地位。他只有一种爱好，那就是热衷于权力，他对于那些可能使他转移其目标的事物决不浪费时间或财力。他是自己的主人，不久他就成为人和事的主人了。他无论在什么时代出现，都会纷演一个重要角色。但是，他刚开始建功立业的那个时代，特别有利于他飞黄腾达。他周围的那些人，野心勃勃，贪得无厌，在一个成为废墟的世界中漫无目的地东窜西闯，并无任何固定的导向；只有他有能力制订出一个计划，坚持下去，并执行到底。那是在意大利第二次作战过程中，他设想出一项是他登上权力顶峰的计划的。他对我说：“当我年轻的时候，由于无知与雄心，我是革命的。到了具有理智的年龄时，我就顺从理智的我自己的本能，我扑灭了这场大革命。”他是如此习惯与认为自己是维持他所创建的制度的必不可少的人，以致最后他无法理解没有了他世界怎么能继续前进。1813年，我们在德累斯顿谈过一次话，我毫不怀疑他的话是以强烈的、完全的确信说出来的，他对我说：“我也许将被毁灭；但当我倒下时，我将把所有的王位和随着王位的整个社会都拉下来”。
充满他一生的种种巨大成功，毫无疑问，终于使他的耳目闭塞了；但是，直到1812年战役，他因耽于幻想而第一次被屈服为止，他从未忽略过使他经常获致胜利的那种深谋熟虑。不过，即使在莫斯科的那次灾难以后，我们还是看到他以极度的镇静和充沛的精力进行自卫；毫无疑问，1814年战役是他显示出了最大军事才能、而且是在办法大大减少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次战投。我从来不是这种人--这种人为数颇多--他们认为1814年和1815年事件以后，他试图以屈尊为冒险家的角色，并耽于最不切合实际的计划来开创一番新的事业。他的性格和思想促使他轻视一切渺小的事物。正象大赌棍一样，小赌的输赢不会使拿破仑感到满意，而只能使他感到厌恶。
常常有人问，究竟拿破仑基本上是好的还是坏的。我总认为对他这样的性格，一般所理解的这些形容词是不适用的。他经常专心从事与一个单一的目标，日夜致力与掌握帝国的机要；这一帝国通过逐步蚕食，最后囊括了一大部分欧洲的利益。他从来不会因担忧可能由他造成的创伤而退缩，甚至也不会由于同实行他的计划分不开的大量个人苦难而退缩。象一辆战车碾压前进道路上所碰到的一切东西那样，拿破仑除了一往直前就无所考虑。他不理会那些无所戒备的人，他有时还想指责他们愚蠢。他对前进道路以外的任何事物都无动于衷，他对这些事物，不论好坏都不在意。他可能同情家属的困难，对政治上的祸患却漠不关心……
拿破仑具有两重性。作为个人，他性情温和，易于对付，无所谓好或坏。他在公职方面从不感情用事；他决不为爱憎所影响。他打垮或干掉敌人时什么都不考虑，只想到除掉这些人是必需的，或者这样做是适当的。这个目的一经达到，他就把这些人完全丢在脑后，不再伤害他们了……
拿破仑在事实上是否的确值得称为伟人，对于这个问题，世界舆论仍然有分歧，也许将永远会有分歧。对于一位起自默默无因而在几年之内就成为同时代人中最强大、最有权力的人的伟人品质，要加以怀疑是不可能的。但是，力量、能力和优越，或多或少都是相对的字眼。要正确了解一个要去统治他那个时代的人需要有多大的天才，就必须考察那个时代。这就是对拿破仑的评价的根本分歧之点。假如象大革命的崇拜者所认为的那样，大革命时代是现代史上最辉煌、最灿烂的时代，那么拿破仑能在达一时代居于首位，并且保持这个位置达十五年之久，他当然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如果恰恰相反，他不过象一颗流星那样在全面消散的迷雾之上运行，如果他发现自己周围别无所有，只是由于虚伪文明的泛滥而被毁坏的社会环境的一片废墟；如果他只须同由于普遍意志消沉、软弱的相互抗衡和卑鄙的情操而被削弱的抵抗力量进行战斗，即：事实上同各处由于他们本身的不协调而变得分裂、瘫痪无力的对手进行战斗，那么他的光辉的成功，就因其来得容易而逊色了。现在，根据我们的意见，事情的真实情况是这样：我们并没有夸张拿破仑伟大这个观念的危险，尽管承认在他的经历中有不平凡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东西。
他所建筑的这座大厦是完全由他一手造成的，而他自己则是拱门的拱顶石。但是，这座庞大的建筑物根本没有基础；它所赖以建成的材料不过是其他一些建筑物的废料；有些由于枯朽而腐烂，有些则从一开始就不坚固。拱门的拱顶石一经抽掉，整座大厦就倒坍了。
总而言之，这就是法兰西帝国的历史。法兰西帝国由拿破仑规划和创建，它只同他一起存在，并同他一起消灭。
……
完全出乎常格，而更为奇特的是，他不仅是非凡的，而且是无与伦比的；从他的气质、本能、特性、想象力、情感、道德精神来看，他似乎是用另一种金属组成、在不同于他的本国人和同时代人的独特的模子里浇铸出来的。显而易见，这不是一个法兰西人，也不是一个十八世纪的人；他是属于另一个种族和另一个时代的人；乍一着眼，就可以在他身上辨别一些外国的东西--意大利的和另外的某种东西，难于类比或全不相似的东西……
……
事实上而且历史地……他是意大利1400年的活动家、军事冒险家……这样一些伟大人物的后裔，他经由直接的世系继承了他们的血统、内在结构、心理状态和道德精神……
……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的情感要比今天更热烈、更深厚，欲望要比我们更强烈、更狂放，意志也更急切、更坚定……这些特点，在这位十五世纪的伟大后裔身上重又出现了……即使在马拉戴斯塔家族①和博尔贾家族②中，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具有如此敏锐、如此冲动的头脑，能够突然地干些什么或不干些什么……在他身上，没有任何观念是思辨的和纯理的；没有任何一个观念是真情实事的单纯的摹写或尽可能单纯的图景；每一个观念是一种内心的激发，自然地、立即地转变为行动；每一个观念迅速地冲向它的极限，而如果不为某种力量所抑制和阻遏住，就会毫不中断地达到那个极限……没有一个人如此易于激动，如此易于勃然大怒；何况他又常常故意任情生气：因为在适当的时候任情生气，尤其在目击者面前任情生气，就显示出一种恐怖状态，威胁人让步，迫使人顺从，而他的这种暴怒，部分是经过考虑的，部分是不由自主的，在他的公共生活和私生活中，无论对外间人和对自己人……当他需要树立一个榜样和策励“他的部属坚忍土作”的时候，这样做，既发生作用，也予他以方便。--在公众和部队里，人们会以为他是镇定沉着的；但是除了在战场上，他戴上铜面具，在举行官场仪式时，得装出一副庄严的样子以外，他本身几乎总是感觉印象和外在表情混杂在一起的，内心的东西流露在外部，他不能控制他的举止，而象爆炸一般进发出来……
……没有人比他更急躁的了，“穿衣的时候，他把不合身的衣服抛到地上或丢在火炉里……没有什么思想比他的思想更湍急的了，当他要写字的时候，“他的笔迹……是不连贯的、无法辨认的一些字的组合体；那些字有一半没有字母；如果他重读他写的字，他自己也读不懂……于是他只得口授，可是他说得那么快，以致他的秘书也记不下来……--再没有人象他那样喷薄倒泻般地说话的了，有时候既不沉着，又不谨慎，尽是废话，又不恰当，这是由于他的智力和精神都很充沛之故。在这种内在力量的推动下，事业家和国务活动家变成了热情兴奋的即席发言者和论战家……即使在国务会议里，他也放任自己，忘记了要讨论的事件，左拉右扯，搞上两、三个小时……强调这一点，重复那一点，决心要说服别人或驳倒别人，最后，他问在座的人，他说得是不是对，而在这种情况下，总可以发现所有的意见都屈从于他的意见。经过思考，他懂得了用这种办法来取得一致意见的价值；他指指他的椅子说：“你们得承认，坐在这个座位上是非常容易变得聪明的。”可是，他欣赏他的这种聪明，他听任自己受情感的支配，而他的情感控制着他，更过于他控制自己的情感。
……奇怪的事情是，象这样的一位军事家和政治家，当他激动起来了的时候，往往看到他流出眼泪来。他曾看到过数以千计的人死亡，也曾使数百万人遭到了牺牲。瓦格拉姆、波特森战役以后，在一位临死的老伙伴的床头，“他呜咽啜泣”，他房间里的一名侍从说：“我看到他离开拉纳元帅以后，在早餐时哭了一场，大滴大滴的眼泪从两颊流到他的餐盘里。”这并不仅仅由于身体上的感觉，由于被砍断了的血肉模糊的尸体的那种直接景象如此深深地触动了他；而是由于某一句话，某一个简单的观念几乎早就象针一样刺痛了他……1806年，当他出发到部队去而向约瑟芬告别时，他的柔情使他发了一次神经性疾病……终于引起了呕吐……--1808年，当他决定同约瑟芬离婚的时候，同样发了一次神经性疾病和胃病，整夜象妇女一般激动和悲伤……约瑟芬说：“的的确确，他的泪水把床湿透了。”……--他的异常了不起的一点是，他的有计划的。清醒的思想几乎始终主宰着一切；他的意志力比他的智力还更加令人吃惊……要估计这种意志力，仅仅指出它所产生的魅力，计算它所俘获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列举它所克服的那些巨大的、外来的障碍是不够的，还必须、而且尤其得设想这个意志力正象驾御着由那些前蹄起立的怒马所拉的车子一样，坚定地控制着内在的激情和热狂的活力；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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