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1日夜，江阴要塞蒋军经过中共华中工委领导的地下特别党员唐秉琳、唐秉煜等人的长期策反工作，终于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中成功地举行了战场起义。俘虏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此举使人民解放军在东线顺利地渡过长江，并迅速占领苏州、无锡，切断沪宁铁路和宁杭干线，为聚歼宁沪杭地区的敌人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虽已时隔四十多年，但1991年4月，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四期的封面上，还赫然以“江阴要塞毁于唐家班”为大幄标题刊登文章要“国民党应记取心脏中的历史匕首。”足以表明当年江阴要塞起义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之痛之深!
长江南京至江阴一段的江面有宽有窄，特别是到了江阴附近，因受黄山基岩控制，江面收缩仅有一千二百多米宽，一过江阴，江面就豁然开阔，形成一个喇叭形。
淮海战役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一面制造“和谈”阴谋，一面拼凑残余军事力量，积极布置“江防”，妄图凭借长江天险，继续顽抗。这时江阴要塞的火力配备和防务情况是：炮兵总台，配备口径100毫米加农炮和100毫米榷弹炮各12门，三七战防炮16门，二五机关炮2门，共计42门，士兵1000余人，相当于一个重炮团；游动炮团，约3000人，下设3个营，配备五七战防炮36门；重炮中，有德制克虏伯18式150榷弹炮，射程13250米；德制莱因18式150榴弹炮，射程15100米；德制(仿瑞士的)博福斯式加农炮，射程22000米；美制伯斯列恒式155加农炮，射程22860米。以上重炮的射速为每分种3～5发。57战防炮(美制)射程9930米，射速每分钟10发。这些火炮，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口径的先进兵器。江阴要塞配置近100门火炮，比国民党一个集团军的火力还多还猛烈。控制江阴东西25公里狭窄的江面和河汉，可以达到严密封锁的火力密度。步兵轻、重火器，打击千米左右江面上的船只可以说是完全有效的。我军从江阴正面渡江，如不夺取要塞，难度是很大的。另外还有守备总队，下设三个大队；约3000人，相当于一个加强步兵团；工兵营约200人；总兵力约7000余人，相当于一个师的建制。特别是1948年后，又换上了一个“少壮派”要塞司令戴戎光，以加强江防，企图阻止解放军从东线渡江南下。 戴戎光当上江阴要塞司令完全是唐秉琳帮忙从中活动的结果。 正因为江阴要塞素有“江防门户”之称，战略上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军队中一些财迷心窍的人认为，江阴要塞司令是个大有油水可捞的好差事。由于要塞在江阴黄田港设有检查站，该处是长江南北交通孔道，可走私受贿；沿江一带有芦苇收入；要塞附近有矿山开采，要塞境内亦有良田数百亩可出租；外加上能在江阴棉纱厂搭干股份，可坐地分红；还可用要塞公款在上海做投机买卖；还有吃士兵空额等外快。因而，1948年5月，当江阴要塞中将司令孔庆桂(江苏仪征人，保定军校毕业)私囊已饱，想辞去要塞司令职务，住公寓享清福的消息一经透露，向蒋介石保荐来要塞的人陆续不断。孔庆桂曾向蒋保荐江阴要塞的炮兵五十一团团长李道恭或参谋长夏琦继任要塞司令职务，胡宗南也曾飞电保荐过关瑞充任谚职，而蒋介石是想选一名黄埔系的“少壮派”担任此职，故这些推荐者均未获批准。
当时，戴戎光正在南京任陆军总部兵工处少将处长。因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与戴是苏北同乡，又是亲戚关系，中共地下党员唐秉琳等人认为戴戎光的胞兄戴克光和胞弟戴曙光是革命干部，是将来可以接近的人，遂利用顾戴这一微妙关系在国民党政府军务局里进行秘密工作。设法将戴戎光列为第一名送选人，并将戴的考评材料写得特别好，蒋介石便把经军务局局长俞济时签呈中名列第一名的戴戎光圈上了。
几天后，蒋介石在官邸亲自召见戴戎光进行就职前的淡话。他除了劝勉客套以外，又特别对江阴要塞的整个防务作了严格训示。此后，戴戎光便到江阴要塞赴任。 早在1946年春，当时担任中共华中五地委组织部长的唐君照(曾任中共射阳县委第一任书记)接到他四弟唐秉琳(黄埔十期毕业、时任国民党国防部特种兵科上校科长)和其五弟唐秉煜(1938年2月参加新四军，后入黄埔十五期学习，中共党组织委派他从事地下工作，此时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工兵24团上尉连长)用约定的暗语写来的信，想离开国民党军队，回解放区来参加正面斗争。信的内容是“我们在外跑单帮，小本经营蚀了本，做生意很难，希望回家做大生意。”唐君照当即向中共华中五地委书记营荻秋作了汇报。营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明确指示要他们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里做地下工作，并派人和他们暗地里取得了联系。
1947年春，中共华中五地委通过建阳县委(现建湖县)派上冈区委副区长唐坚华(唐秉琳的堂侄)去上海，和唐秉琳会了面，要唐秉琳弟兄继续留在白区，“深入国民党部队抓实力”。并传达上级指标：为了要分散敌人重点进攻解放区的力量，直接减轻敌人对解放区进攻的压力，把战斗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党决定派一支先造纵队从江阴方面过江，到江南地区开辟新的战场，直接威胁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南京。这时，唐秉琳已调江阴要塞任上校参谋处长，唐秉煜也通过他的介绍，到了国防部三厅(作战厅)任主管要塞工作的少校参谋。此后，唐坚华就担任了中共地下政治交通员，专门负责和唐秉琳弟兄保持单线联系，经常来往于江北、江南之间。1948年6月，唐坚华在镇江不辜被捕。此后，中共改派吴铭继任政治交通员，负责和唐秉琳兄弟的联络工作。不久，又派共产党员唐仲衡(唐秉琳的堂兄)到江阴城内设立了固定的联络站，直接归中共苏北区党委领导。
1947年6月底，解放军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牵翩了蒋军的主力，粉碎了国民费顽固派对解放区能猖狂进攻，擂开了我军战略进政的片幕。由于实行挺进中原的战略行动，原来派先遣纵队去江阴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以威胁南京的作战计划就暂缓实施。
1947年11月，中共华东局成立华中工作委员会，为了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华中工委决定把汀阴要塞列为策反工作的重点。同月，华中工委常委、华东野战军华中指挥部司令员管文蔚代表华中工委批准唐秉琳、唐秉煜、吴广文(盐城县人，黄埔八期毕业，和唐乘琳为嫉表兄弟。当时任国民党国防部一厅上校参谋)三人为中共地下特别党员。从此，在江阴要塞内部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此间，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华中指挥部司令员管文蔚，对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多次作过明确指示：“要加强做上层工作”，“要大力抓实力”，“设法架空要塞司令孔庆桂”。工作上“要特别谨慎”、“要绝对保密”、“要在相当可靠的人中间做工作”。这对江阴要塞中共地下党的策反工作极为有利。
根据华中工委的指示，唐秉琳等中共地下特别党员利用同学、同乡、同事的关系，采取联络感情，帮助解决困难等办法，把那些遭到排挤、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中下层军官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中共地下党员唐秉琳等人取得了戴戎光的信任，便利用戴扩编增加兵员的机会，按照苏北华中工委“多抓力量”的意图，让戴戎光出面巧妙地把吴广文和他的黄埔军校的同学--原兵工处副处长王德蓉(后为中共地下特别党员)一起调进江阴要塞，吴广文任参谋主任(起义前改任守备总队长)，王德蓉任要塞参谋长(起义前改任游动炮团团长)，唐秉琳本人也从守备总队长调任炮兵总台长。 吴广文、王德蓉到达江阴要塞以后，中共地下党在要塞内部的力量得到了壮大，策反工作也进一步深入。他们在炮兵总台、游动炮团、司令部直属分队，以及新组建的工兵营(唐秉煜由于工作需要、兼任营长)中开展了团结争取工作。到起义前不久，江阴要塞几支部队的实权都已掌握到中共地下党员手中，要塞司令戴戎光实际上也已经被架空，中共地下党完全控制了江阴要塞。
江阴要塞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曾经引起过对方的怀疑。1948年冬天，有几个在江阴和上海的苏北逃亡地主曾向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告密说：“江阴要塞有一个姓唐的团长，他的哥哥是共产党，他也靠不住”。这些话虽然对唐秉琳的威胁很大，但是由于戴戎光对唐的信任，就起了“保护”作用。有一次，戴戎光出席江苏省政府的联防会议，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丁治磐和保安司令都曾向戴追问唐秉琳的情况，戴戎光心中有数，便连忙解释说：“对唐秉琳的传说都是猜测，我知道他的根底，他是小老弟(指黄埔后期同学)，对校长是忠诚的。他的哥哥是共产党，这也是各为其主嘛!我也有一个弟弟是共产党，难道我也是共产党?所以，这种传说不可轻信”。经戴这么一说，果然使有些上层人士释去疑窦，但有些顽固派后来对戴戎光也怀疑上了。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曾接到密报说：“江阴要塞共产党活动猖獗，要塞司令戴戎光预备在共军渡江时叛变响应。”李宗仁为此事特地去找参谋总长顾祝同讨议，提出要将戴调开。顾祝同则认为流言不可轻信，言戴为黄埔学生，为蒋所器重，才委以汀阴要塞司令的要职；加之顾祝同自言与其亲戚，信其无他。在此同时，国防部保密局安插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内的军统头头毛森也得到情报，正准备要对戴下手，后被戴的同乡、上海军统头头杨斌也以顾祝同为名，在毛森面前将戴戎光保了下来。
解放军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即进行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这时要塞的策反工作也到了关键时刻。1949年2月，唐秉煜在国民党国防部参加了一次作战会议，乘机获得了经蒋介石亲自审批的国民党《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要图》这伤绝密军事情报。他以探亲为名情侣来到了江阴要塞，在黄山炮台总台长办公室和唐秉琳、吴广文、王德蓉一起研究了斗争形势和要塞策反情况。为抓紧准备工作，迎接我军胜利渡江，决定由唐秉煜秘密过江向华中工委汇报工作和请示具体任务。
1949年，阴历年初二夜晚，唐秉煜在要塞守备总队长、中共地下特别党员吴广文的布置和掩护下，装扮成商人，于张家港秘密渡江。连闯数道险关，终于胜利到达江北，在盐城会见了唐君照同志。然后，由唐君照同志陪同去淮阴，向华中、领导详细汇报了整个情况。受到防丕显、管文蔚、刘先胜等领导同志的欢迎，并给予江阴要塞地下党的工作很高的评价。
管文蔚同志代表华中工委就当前形势和党中央的会议精神，对要塞地下党策反工作的任务和渡江准备做了一系列指示。他说：“全国的解放已为期不远了，我军已临近渡江。我们要有大部队从江阴过江，江阴是我军渡江的主要方向和地段。这是战略的，不是战术的。要塞的地下工作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你们的任务是保障渡江部队顺利安全地登陆，巩固登陆场。以地下党为中心组织这次起义，让开正面，必要时用要塞炮台炮火掩护，保证我军安全渡江。这个担子很重、也很艰苦。”
1949年4月，渡汀战役前夕，中共华东局派社会部情报干斗长王征明，通过华中工委安排秘密扣进了江阴要塞，协助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策反工作。
四月初，华中工委为了配合大军渡江，把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交给人民解放军三野十兵团党委领导。当时，三野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当面向派往江阴配合要塞地下党工作的王征明交待汀阴要塞策反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保持六十里防区，控制三个到四个港口，迎接我军部队登陆。所谓迎接，即不打枪，不打炮。完成这个即为渡汀第一功。”根据要塞中共地下党员唐秉琳等人的要求，三野十兵团又从二十九军中选派了团长李干和教导员徐以逊与陆德荣、王刚等四位同志分别以“卫士”、“勤务兵”等身份为掩护，秘密打入江阴要塞，唐秉琳和唐秉煜将他们安插在炮兵总台、游动炮团和守备总队里工作。
4月18日晚，王征明在中共江南工委交通员的护送下到了江南，亦打入了汀阴要塞。翌日午后，王征明召集要塞地下党员，传达了三野十兵团首长的命令和起义当日要塞部队的口令以及左臂戴白布为标记等，并作了具体分工。会后，要塞地下党移极行动起来，准备迎接大军渡江。 1949年4月20日，国共两党的和谈未成。戴戎光接到蒋军第一绥靖区司令丁治磐“准备作战”的命令后，下午即驱车赶到黄山炮台，坐镇指挥。入夜，蒋军二十一军布置在靖江八圩作桥头堡的一四五师遭到解放军炮火袭击，该师参谋长打电话给要塞炮兵总台长唐秉琳，要求“炮火支援”。唐秉琳接到电话后，一面表示支援，一面命令黄山炮台减缩四百米射程，使炮弹落在蒋军一四五师阵地上，因炮弹甚密，有的电话线都打断了，打得该军鬼哭狼嚎，急得一四五师师长在报话机里苦苦哀求：“请停止炮击!” 此时在江北的三野十兵团叶飞司令员也从报话机内听得清楚，便高兴地一拍桌子命令说：“时机已到，全体登船出发!”
21日凌晨一时左右，解放军渡汀先头部队在肖山和长山北麓登陆。中共地下党员徐以逊在肖山脚下接到了解放军渡汀登陆部队，立即带领其往黄山与要塞起义部队会师。
凌晨两点以后，从各种情况判断，确认解放军渡汀部队前锋已抵达南岸，为不失战机，配合大军渡江，唐乘琳一面布置王刚和李勇有立即切断江阴要塞对外的通讯联系；另一方面布置了佣基炮台执行佯攻射击计划(即用不卸保险，不装引信的炮弹发射)，借以继续迷惑蒋军。
此时，戴戎光在总台指挥所里。他舟乞警卫都已经被中共地下党员设法支开，他本人也受到了唐秉煜和李干、吴铭等同志的监视，但他仍然蒙在鼓里，直到唐秉琳命令发射不卸保险的炬弹时，戴戎光才发现情况不妙，气急败坏地叫嚷：“你们打的什么炮?这打的是欢迎的礼炮呀?!”但为时已晚，他身边一个卫士也没有了，心里虽有数嘴里却不吭声。
天蒙蒙亮，徐以逊带领解放军渡江先头部队到了黄山脚下，与要塞起义队伍会师，并在唐秉煜的布置下，在黄山各炮台换岗放哨，唐秉煜召集吴铭和李干等人，在总台指挥所门外商量后，3人便持枪冲进指挥所，枪口对准戴戎光，由吴铭向戴戎光宣布说：“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江阴要塞全体官兵宣布起义了，现在要你缴械投降!”戴戎光听了，顿时吓得脸无血色，急忙表白道：“我跟贵军从未作过战，我对贵军向来是友好的。”吴铭说：“你的情况我们了如指掌，不必多说了!”戴戎光见状便无可奈何地说：“既然事已如此，我就缴枪投降吧!”说着戴将所佩带的左轮手枪和子弹袋解下，交给身旁的唐秉煜，然后瘫坐在行军床上。
这时，唐秉琳立即命令江阴要塞各炮台和游动炮团全部调转炮口，举行战场起义。我南下大军在东线未费一枪一弹、全部胜利渡江。 当年江阴要塞起义，曾经震动中外。然而事实绥过，多年来却论述不一。国民党内部曾经有人把江阴要塞起义胡说是中共用“五百根金条”收买了要塞司令戴戎光。中共党内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存在不同说法。
李宗仁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敦知四月二十一日共军渡江时，戴戎光果然叛变，利用要塞巨炮反击我江防舰队，舰队或沉或逃，共军乃蔽江而过。”并分析说：“戴戎光可能不纯粹是为了五百根金条而叛变的，他叛变的最大原因，第一固然是觉得大势已去，应该向共党“立功投效”；第二可能是由于蒋先生授意“保存实力”，让共军渡江，共军既渡，戴无处可退，就索性投降了。”
其实，江阴要塞起义的成功，首先要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锐不可挡；另一方面也是要塞中共地下党在华中工委以及三野士兵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长期进行艰巨的策反工作的佳绩；再次，几位黄埔将士和广大要塞官兵痛恶内战，一致希望和平，战场起义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