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有效市场假设所进行的大规模实证性检验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规范会计理论的合理性。鲍尔和布朗(1968)的开创性研究导致了实证会计理论(PositiveAccountingTheory)特别是实证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成为上世纪70年代以来会计理论研究的主流。瓦茨和齐默尔曼在实证会计理论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于1986年合著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已成为会计理论的经典之作。
实证会计理论着重于分析公共干预的政治程序和解释会计标准的制定过程。按照公共利益理论，会计准则制定者被假定为大公无私者，它会权衡管制成本与市场运作改善后所带来的社会收益两者间的大小，从而尽量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然而，由于会计准则制定过程的复杂性，立法监督准则制定者的具体操作是很困难的，因而最佳会计准则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这又导致了另一种管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的粉墨登场，并且该理论也可能比公共利益理论更能预测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司可脱，2000)。根据利益集团理论，由于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需要经过有关政治程序，因而各类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就会组成压力集团对准则的制定施加各种影响，以便把结果引导到有利于他们的方向，致使公共干预不能为总体利益而是为强大的利益集团服务。总体利益只不过是那些利益集团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托辞而已(WattsandZimmerman，1979)，因而会计准则制定被人们视为是各利益集团冲突博弈的过程，而不是理性算计的过程(司可脱，2000)。显然，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成本。这种成本不仅包括制定和实施准则的机构运行成本(直接成本)和公司的遵循成本，可能更多的是间接成本——政治成本(PoliticalCost)，亦即是一种为了转移财富而进行的竞争所导致公司财富转移的经济后果(Zeff，1978)。例如，美国政府为防止类似1929年经济危机的重演于1933年颁布了《证券法》，实证研究表明这一法规作用甚微，其原因就在于管制成本太高(汤云为、钱逢胜，1997)。因此实证会计理论认为，会计准则制定应尽量发挥市场机制而避免利用公共干预。尽管他们也承认会计信息市场的失灵，但是他们依然强调公共干预的成本会远远超过市场失灵所带来的成本。
实证会计理论以代理理论为依据广泛运用于会计实务的解释。自从1933年伯利和米恩斯(Berle&Means)合著的《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一书出版以来，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已成为现代股份公司的重要特征，而且公司所有者与公司经营者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Principal-agent)。霍姆斯特朗认为，最有效的激励计划就是让代理人分担一部分行动后果(如利润分享、剩余利润等)(Holmstrom，1979)。运用到财务会计上就是建立完善的会计信息披露机制，促使公司经营者提供他们与股东双方可共同观察到的，能传递不包含在回报衡量本身中的有关经营者努力程度的专有信息，并且也能限制经营者通过各种会计政策的选择来操纵上述信息的相关可靠性，从而使股东较容易观察和控制经营者的行为，进而减少两者之间的代理成本，并最终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理财目标。
可以说，实证会计理论在对会计信息披露实务的解释方面是卓有成效的。首先，实证会计理论揭示了资本市场对会计信息生产者的激励机制。规范会计理论(NormativeAccountingTheory)认为，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和获取与理解信息的能力不同，公司经营者会基于自利和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总是倾向于少披露真实会计信息甚至披露虚假、扭曲的会计信息。相反，实证会计理论指出，在资本市场有效性的假设下，经理人才市场(Fama，1980)和公司控制市场(Manne，1965)是公司经营者产生充分信息的非契约性动力，从而有利于股东对经营者的有效监督，进而减少两者之间的代理成本。其次，实证会计理论对于会计准则制定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实证会计理论认为，不管资本市场有效性理论的含义如何，即使会计政策不直接影响公司的现金流量，但是会计政策的选择对于财务会计报告的各种使用者也还是具有经济后果的(EconomicConsequences)(Zeff，1978)。也就是说，会计准则制定不仅要考虑“技术”(如使用何种会计方法能更有利于计量公司的收入与成本)，而且也应注意到执行会计准则将会产生的各种经济后果(如财富的再分配、风险程度及其分布以及制定、执行条例和[[诉讼成本等)。正是如此，会计准则执行所产生的诸种经济后果使得会计准则制定更加复杂化，因为它要求在会计理论领域和政治领域两方面达到“微妙平衡”，从而使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必须允许不同的利益集团参与会计准则制定，并发出征求意见稿(Drafts)，让所有的利益集团有机会对拟定的会计准则公开发表不同意见。当然这也使会计准则制定程序和会计理论研究更具有挑战性和趣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