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国荣在筹备他的新电影时，媒体、工作伙伴、亲友，包括张国荣自己，都还不知道，致命的阴影已经在向他袭来。 精神医学专家告诉我们：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情感障碍，属精神病范畴，患者极端痛苦，丧失劳动力，并且都有严重的自杀倾向，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患者死于自杀。任何人都可能患上抑郁症，它不是短期的情绪，不是个性缺陷，也不是人格软弱的表现，根据患病因素可分为外因性抑郁和内因性抑郁：由外界因素造成，如工作、人际关系、家庭问题等诱发的情绪抑郁，是外因性抑郁；由大脑神经介质紊乱等内在因素引发的情绪抑郁，是内因性抑郁。另外有些抑郁情绪是躯体得病，或服用某些药物而产生副作用等因素诱发的。通常医学上所说的抑郁症，主要是内因性抑郁。 早在2002年3月下旬，求医问药的过程中，张国荣已经被医生确诊为抑郁症，但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成为抑郁症患者，他的经纪人、好友陈淑芬说：“……你无法想象他多么希望他自己好起来，他一直在看医生，他没有办法接受他是有这个病的现实，因为他什么都有，现在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怎么这样的一个人会有抑郁症呢？不可以想象的！别人都不会相信的，怎么可能呢？” 通常医生会建议抑郁症患者停止工作，专心休养，而张国荣没有休养，他一边与病魔对抗，一边继续坚持着奔波于香港和大陆之间筹备他的新电影，继续作曲写歌录唱片、出席慈善活动。 尽管张国荣一再说自己没事，请传媒不要对他的病情大肆渲染，但是一贯生活正常的张国荣忽然有这样的变故发生，媒体又怎能轻易放过他。5月22日，报道称，“天生有阴眼”的高人说张国荣身上有明显不妥的地方，更说他双眼阴沉，属于“气弱”，有“撞邪”可能。随后，更有报道称，张国荣是因为过劳患上肝炎，亦有传是患上鼻咽癌，并且送了他“顽强的抗癌勇士”称号。一批记者对此又去追问张国荣，张国荣再次否认，斥责这些传闻是发神经。但是一部分媒体仍然不肯善罢甘休，长期埋伏在他家门口甚至贴身跟踪，不顾他的屡次抗议，三天两头似是而非地报道他的行动。 一个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长达一年的时间中，是如何度过的，由于张国荣自己闭口不谈，如今他的身边人对这段黑暗往事也很少提起，外界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他中医西医全都试过，药也吃过，针也打过，神也求过，佛也拜过，在家驱邪过，外出散心过，一切的努力全都做过，连医生说喝点没事的红酒他也全部戒掉，只为了快一点好起来。对于一个抑郁症患者而言，其实劝慰，开解，尤其是外行人的劝慰开解，都起不到关键作用。亲友们的殷殷希望之下，张国荣的病情却越来越重。2002年下半年，他已经无法正常生活，“那个病发作起来时痛得好像要把他的肉都撕开了一样”，夜夜无法入眠，一次又一次哭到崩溃。他的电影《偷心》，在这种情况下，拖了又拖，始终无法开拍，他也始终不肯放弃，一直到2002年10月还在改剧本换演员，而就在这个月，影片的大陆投资商因经济问题被捕入狱。11月，张国荣病情进一步恶化，试图自杀，幸而获救。 经历过这样的生死挣扎，张国荣或许也知道，黑暗随时可能降临，他开始静静地做了许多事情。他立了遗嘱，将遗产分给唐鹤德和其他几位亲友，一部分捐给慈善基金，连身边的佣人、司机都做出了安排。他绝口不再提他的电影，也不再接拍别人送上门来的戏，推掉了一切有可能被自己病情拖累的团队工作，只是履行与唱片公司的合同录了最后一张专辑，大部分都是他亲自作曲。其中几首歌的歌词他不满意，觉得太“灰”，词作者们有的改了，有的没改，他也就依样照录。由于胃液倒流的影响，有几首歌始终都未能录完。他还照样出席慈善活动，担任“护苗先锋大使”，为儿童癌症基金捐款，为乐坛后辈客串MV，参加好友作品的首映式，请朋友们到家里吃饭，也去北京、去上海请多年来结交的大陆友人聚会，还照例去泰国度假，为唐鹤德过生日，又在私下里对陈淑芬说：“唐生因为我的病消瘦得好厉害……如果哪一天我不在了，你要代我好好地照顾他。”他在私生活上一向低调，但是最后的几个月里与唐鹤德共同露面的频率异乎寻常地高，2003年1月，2月，3月，记者不断地偷拍到他们两人一起打球，看电影，饮茶，吃饭。 从容到底，镇定到底，优雅到底，坚决到底，几乎没有人察觉，没有人料到，有什么样的劫难即将发生。他的好友、导演徐克说：“我最后一个月见到Leslie的日子里，他表现得十分安详和蔼。回想那段时间，确实令人感到唏嘘。或许，当时他已对生命燃烧打算作出告别，但他却在这时候给予朋友们许多对生活鼓励的说话。那段日子，香港正陷入SARS的困况，城市是一片慌乱。一位朋友已经两个星期没有离开自己的家门，每天用酒精洗手，对自己健康很担心。Leslie不断在电话上，劝慰她不要这么恐惧，不然他很难过。然而这话说完的当天，他的噩耗在几个小时后发生了。” 2003年4月1日，全香港彻夜未眠。
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