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是看透别人的内心和灵魂、知道他人的想法、感受他人的情绪的能力。你的
共情能力越高，说明你越能对他人的感受感同身受。这种能力有先天遗传成分，也受后天成长环境的影响。
亚瑟毕业于
哈佛医学院，因而对共情的生物学基础解释地特别透彻。他在《共情的力量》中提出，共情能力，既包括情绪感受能力（与情绪有关），又涉及换位思考能力（与思维有关），所以它跟大脑两个部位有关：
杏仁核和新皮层。
杏仁核是情绪脑，是管理我们各种欲望和情绪的部位，也是产生眼泪、储存记忆的地方。它控制着大脑所有的神经回路，根据个体遇到的危险做出战斗或逃跑的反应。新皮层是思维脑，是随着进化逐渐产生的，可以指导个体进行反思、逻辑和推理，进而调节自身的行为。
而共情能力则是杏仁核和新皮层配合的结果，即杏仁核感受刺激，产生情绪感觉，并将刺激通过神经回路传给新皮层，新皮层接收刺激，做出思考和反应，最终调节行为。所以很显然，如果一颗大脑中，情绪脑占主导，但思维脑发育差点，那他肯定情绪反应激烈，但对后果的反思能力和换角度思考能力都很差。
很多反社会行为人及
杀人犯就属于这一咖，只要遇到不顺心就特别容易动情，突出表现是动怒，在情绪刺激下很容易就做出过激行为。他们往往不计后果，对他人的感受反应迟钝，与别人的交往也很难深入。这种人群的内心与他人是缺乏连接的，所以虽然常常容易情绪充沛，却血液里流淌着孤独感。
对于情绪脑主导和思维脑主导的个体，在行为上有什么不同，亚瑟在书中提到一个特别明显的对比：
以情绪脑为主导的蛇在饥饿的时候会把刚出生的小宝宝吃掉，而且丝毫不会觉得内疚；但思维脑主导的人类却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我们在出生时，大脑的情绪脑就已经发育完全，所以会表达情绪，嗷嗷大声哭，或哈哈大声笑，但思维脑几乎没有发展，所以婴儿的世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思维脑需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点点发育完全，这样随着孩子的长大，他会慢慢学会如何看见他人、安抚他人。
人类不同于其他物种，具有独特的镜映能力，这决定了早期童年经历对一个人的共情能力具有很大的影响。镜映能力，是说小孩子需要从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反应中获得自我意象，把他人看作是一面认识自己的镜子。如果镜子映射出的是阳光，孩子会收获自信和优越；如果镜子映射出的是黑暗，孩子也只会变得自卑和怯懦。
共情能力高的父母，孩子一般也具有
高情商。因为父母的共情能力高，在对孩子的抚育中会给予更多的呵护和安抚，这会加强情绪脑和思维脑的连接回路，强化共情的产生。相反，如果父母跟孩子的互动中充满漠视、暴力或愤怒，这会造成神经回路的短路，孩子只能学习到情绪表达，但学不会反思和自我调节。
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如果我们的成长中，父母没有教会我们共情，没有对我们温柔相待，我们在情绪旋涡中便无法自救，不会安抚自己，更不会调节和掌控情绪。于是，长大的我们，再度成了焦虑的父母。我们不会自我共情，遇到难题时不会安抚自己；我们不会跟孩子共情，因为没有被看见我，我们看不见孩子；我们不会跟爱人共情，面对爱人对爱和理解的渴望，我们爱莫能助。
感谢心理的韧性，即使我们从小没有被共情对待过，我们依旧可以学习如何去掌控情绪，如何去感受爱和信任，如何去给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