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海君李珲，万历三年乙亥（朝鲜宣祖八年，1575）四月生。生母为恭嫔金氏。初封光海君。李珲自幼足智多谋，其长兄临海君李珒（李珲同母兄）虽为长子，但是不为宣祖所爱。身为庶次子，李珲自幼便被视为王位继承的合理人选，似乎表现出了更多的本领和野心。
万历二十年（1592），壬辰倭乱爆发，临海君李珒被俘，宣祖仓皇出奔平壤，命令十七岁的李珲摄国事。李珲收集流散的军队和义兵，号召通国勤王，以图恢复。李珲的这个举措振奋了朝鲜民心军心，对全国团结一致打击倭寇很有作用。万历二十一年，日本撤出汉城，退守釜山，并将虏获的临海君和顺和君两位王子送还，倭乱暂时告一段落。
万历二十三年，宣祖册封光海君为世子，并上表明朝请求批准。明朝答复：“继统大义，长幼定分，不宜僭差”，遂不许。光海君由是对明朝暗有怨言。万历二十四年、三十三年，朝鲜再次上表请求易储，其时明朝也正为立储的事情闹得鸡飞狗跳，遂均不许。宣祖末年，宣祖仁穆王后已经生有一子（永昌大君，1606年生），弃嫡立庶，与儒家宗法观念不合。朝廷中的北人党因此分裂为以李尔瞻为首、主张拥立光海君的大北派和柳永庆为首、主张拥立嫡子的小北派。小北派在光海君即位后受到打击，柳永庆被赐死，小北派分裂成清小北和浊小北，而大北派则又分裂成骨北、肉北和中北三派。
万历三十六年，宣祖大王病逝，事实上的世子光海君嗣位。并上表明朝，自称权署国事，请求册封。万历皇帝恶其专擅，不予理睬。但是当时东北亚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新兴的女真势力对明朝构成了威胁。为了确保东北边疆无虞，需要拉拢朝鲜，所以明朝在拖延了几个月之后，于是年十月乃册封李珲为朝鲜国王。李珲即位后，按照朝鲜官方史书的说法，是“昏乱日甚，幽废母后，屠兄杀弟”。从事实来看，后两条倒也确实。李珲即位后，宣布仁穆王后为废妃，囚禁在西宫（庆云宫）内，自己则搬到新修复的昌德宫（东阙）去住。而对其王位威胁最大的两个人——其同母兄宣祖长子临海君，和年仅两岁的弟弟，宣祖嫡子永昌大君，则分别于1609年和1614年被害。
光海君在位期间，经常举办的特选科及第者们造成了对土地的迫切需求，同时，两班地主们不登记拥有土地的做法使国家的岁入大量流失。由于一些两班利用免税的学校土地来逃避税收租赋，仅仅在17世纪私立学校的数目就增加了三倍，使学校房地产成倍增加，它们所荫庇的文人学士和学生数目也不断增加。竞争官职变得激烈起来，因为担任一任官职很容易在经济上捞到好处。
1616年，努尔哈赤（朝鲜史书称老酋、老乙可赤）基本统一女真各部，即位称汗，建立后金政权。1618年，他正式与明朝决裂，发兵袭破辽东重镇抚顺。面对努尔哈赤的挑战，明朝经过近一年的准备，于1619年春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出兵10万，号称47万，分4路夹击后金，志在必取。战前，明朝令朝鲜出兵助剿。朝鲜私下认为“老酋桀骜，虽以中朝兵力，未能必其一举而剿灭”，但又不敢拒绝明朝的要求，于是采取敷衍、拖延之策，建议明军“但当陈兵练武，以作虎豹在山之势，更观伊贼之作为，相机而动”，并且只答应将军队开到义州等边境地区。但是，在明军主帅、20年前有恩德于朝鲜的辽东经略杨镐的严厉申斥下，朝鲜还是不得不派出了1.3万军队，由都元帅姜弘立统领，前往助战。3月，明军在萨尔浒被努尔哈赤击败。由于光海君“实无战功之意”，在战前密谕朝鲜军队“观势向背，使虏勿为移兵先击之”，所以只有左营将军金应河力战而死。努尔哈赤对朝鲜致书笼络，称“尔朝鲜以兵助明，吾知非尔意也，迫于其势有不得已。且明曾救尔倭难，故报其恩而来耳”。
如前所说，在即位问题上，光海君于明朝心有不满，因此主张在尽量不得罪明朝的情况下开展灵活外交。在光海君坚持下，朝鲜致书后金，称自己臣服明朝是“大义所在，固不得不然”，而与后金的“邻好之情，亦岂无之？”，希望双方“各守封疆，相修旧好”。朝鲜与后金的往来引起了明朝的警惕，大臣徐光启奏称：“鲜、奴之交已合”，建议派官员“监护其国”。光海君闻讯又惊又怕，连忙遣使至北京“辩诬”。
实际上光海君自即位起，励精图治，对内实行改革，为稳定民生而努力，迫于国力对外则双向外交，争取实际利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颁布大同法，免除没有土地的人民向国家交纳粮食，从此只有地主才必须向政府缴纳粮食，因此，大同法是一项救济贫民的革新法案。
但是，当时的朝鲜是一个深受儒学影响的国度，光海君在后金和明政权之间的游离，以及在政治上的过于残酷，使受儒家愚忠思想影响的朝鲜大臣、王室成员受到觊觎王位的其他贵族蛊惑，使光海君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最终导致了朝鲜历史上的“仁祖反正”，使自己遭到被废黜幽禁的下场。
朝鲜举国上下都感激于明朝的“再造之恩”，不能容忍对天朝不忠的事情出现。天启三年（1623，光海君十五年，朝鲜仁祖元年）春天，在李珲左右任事的亲侄绫阳君李倧见李珲身患疾病，于是令心腹陪臣建议将西人党的平山节度使李贵教练兵马五百人调入京城“防御”。三月十二日，朝鲜发生宫廷政变。李贵、李适、金自点等人在仁穆王后和新崛起的南人党势力的协助下，召集军队在绫阳君（后来的仁祖）的别墅内会合。当晚，仁穆王后手下在庆云宫内举火为号，李倧率领李贵等人以救火为号打入庆云宫，发动宫廷政变，将李珲绑缚，押到仁穆王后面前接受训斥，然后宣布废黜其王位。史称此次政变为“仁祖反正”。
宫廷政变后的第二天，即三月十三日晨，二十八岁的绫阳君李倧即位于庆云宫之别堂，是为李朝仁祖。大北派的李尔瞻、郑仁弘等被赐死。被废黜的光海君则被石灰烧瞎双目，流放于江华岛的乔桐，在后金再次入侵朝鲜（丙子胡乱）之后，于崇祯十年（1637）转移到南方的济州岛。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朔日卒，寿六十七。墓在朝鲜杨州赤城洞。
光海君被废，新朝廷公布其发动政变的宗旨在拨乱反正而非篡权，指责光海君囚母杀弟凶残暴虐，在诉说光海无人君资望时，其中强调光海君辜负明廷，为人不忠。仁祖打出亲明旗号,以颠覆式的姿态，欲全面否定光海君,重新回到以名分为本的“事大主义”外交路线上来。仁祖时代对光海君外交政策的批判,事实上是为了服从于其反正斗争的政治需要及舆论需要。因此,他们带着个人情绪和政治偏见来评价光海君外交,难免给历史留下谜团。这也是以后一些朝鲜史家所倾向坚持的观点，而且其中当时的一些档案文书也是人为处理过的，因为这样可以淡化以宫廷政变形式获取王位非法性的影响。朝鲜和韩国学者由于受史料观点的影响,在研究中高扬了朝鲜王朝时代外交的道德理想型特点,又难免缺乏历史客观性分析。但从此李氏朝鲜又背上了名节外交的沉重包袱。
光海君的继承者则是其侄子仁祖。为了表示自己的正统，仁祖为其父亲定远君另外加上一个尊号位定远大院君，不久又追尊其为国王，上庙号为元宗，即朝鲜元宗。
朝鲜仁祖李倧（1595 – 1649），字和伯，号松窓。李氏朝鲜第十六代君主，庙号仁祖，谥号宪文烈武明肃纯孝大王，万历二十三年（宣祖二十八年，1595）十一月七日出生于黄海道的海州城。父亲为宣祖大王第五子，定远君李琈。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封绫阳都正，寻封绫阳君。
当时的明朝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崇尚纲常伦理的政权，与朝鲜一直沿袭着中国古代传统宗藩关系的模式。朝鲜人擅自发动政变废除一个合法且与明有交的君主，绝对是一件忤逆不道的大事，是明朝所不能接受的。负责节制朝鲜的登莱巡抚袁可立第一个就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看得废立之事，二百年来所未有者，一朝传闻，岂不骇异。”（李民宬《敬亭集》）。袁可立马上上疏明熹宗：“李珲袭爵外藩已十五年，于兹矣，倧即系亲派，则该国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 ）。 在这道奏疏中，袁可立的观点很鲜明，他着重强调了政变这种形式的非法，这关乎到纲常伦理的“普世价值”，他认为“即珲果不道”也应该“待中国更置”。袁可立甚至主张派兵“声罪致讨”。
既然仁祖李倧的合法性得不到明朝政府的承认，朝鲜只好派出使团前往登州拜见登莱巡抚袁可立，祈求他代为转奏辨明原委。朝鲜使团在当年六月十一日（庚午）一大早便来到登州城外的庙岛。袁可立心情很不好，马上分付下去：“朝鲜来者勿许入水城门”，并命令对朝鲜船只“査访各船格军军器，要开数书给，军器则收贮船中，勿令带去”。闲来无事的朝鲜使团书状官李民宬对袁可立治下的登州水城门胜景做了生动描述：“水城门乃外北城舟楫出入之门也，粉郭矗立，水漱城趾。飞阁据增厓，俯临沧海，实一胜槩也。”在他的笔下，登州城外的庙岛也透着勃勃生机：“峰恋萦于，围抱左右。其间沙汀横亘数十里，又有二岛浮出其外，若障空补缺者然。其他海峤之可望者无数，但晴而愈暗，不得瞭然耳。峰顶通望处，逐设烟墩。屯田农幕，处处相望。商船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这也令朝鲜使团对袁可立的军政吏治不怒而威。
三天后，军门袁可立接见了朝鲜国使团。使团“升自东阶再拜”，向袁可立“呈申文”递交国书。
（袁可立）抚院立语曰：“你国旧王在否？”
（使）答曰：“在矣”。
（袁可立） 曰：“有子否？”
（使）答曰：“有一子”。
（袁可立）军门曰：“在哪里？”
（使）答曰：“同在一处”。
（袁可立）曰：“闻旧王三月十三日已死云，是乎？”
（使）答曰：“无此理”。
（袁可立） 军门曰 ：“十三日动兵云是耶，抑旧君自退耶？”
（使）答曰：“其失德，详在申文中，老爷见之则可以详悉矣。一国大小臣民，不谋而同，推戴新君。昭敬王妃令权署国事，天命人归，从容正位，岂有动兵之事乎？”
（袁可立） 军门（曰：“然则烧宫室云者，何故耶？”
（使）答曰：“宫妾所居之处，点灯失火，而正殿则依旧矣。”
（袁可立）军门曰：“你国定乎？”
（使）答曰：“反正之日，市不易肆，朝野晏然，有何不定之事乎？且总镇毛驻扎敝邦，如有可疑之端，则岂有掩护小邦，欺瞒朝廷之理哉！”
（袁可立）军门曰：“晓得”
仍命茶，谢拜而退。（李民宬《敬亭集》）
这次见面后，袁可立的态度缓和了许多，“而今观来文，乃悉颠末。效顺之诚，既不异于畴昔。优待之礼，应不减于从前。一切款宴，犒赏夫马等项，已移檄促办矣。合行谕知云云。”（李民宬《敬亭集》）更主要的情况是当时明与后金正用兵，明朝国力受限，客观上也不允许明朝在这件事情上太较真。袁可立从全局和当时的实际出发退而求其次，“请正词质责之，以济师助剿为券，与廷议合。”（黄道周《节寰袁公传》）。袁可立上疏道：“亦当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罪之诏，令其祗奉国祀，如国初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权也。”（《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 ）。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还要跑到中国来百般解释游说求得承认，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大明天朝的影响力之大。
但这件事情也远没有这样简单就会被忽悠过关，对一个纲常伦理道德至上的中国，历史一直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甚至于经过朝代更替也没有抹平。直到五十年后的清朝时期，朝鲜君臣对明登莱巡抚袁可立“致讨”的主张仍然记恨在心，在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派出专使来中国进行“辩冤”，在清朝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并交通说服清朝高官让其改写前史。因为毕竟政变和篡权是分不开的，这是不好忽悠的大不道，是朝鲜历史的软肋，中国清朝的《永宪录》和《池北偶谈·朝鲜疏》等书对这件事情都留下了详细而真实的记录，这可能是朝鲜史家们所始料未及的。
用朝鲜肃宗李焞的话说，他康熙十五年（1676年）的奏疏是为了却先王的宿憾，为祖先洗雪冤屈，请求在编修明史时按照他的意思记录这段历史，替自己的祖先“正名”，并宣示天下。朝鲜国王为自己的先祖不厌其烦地辩解，并强调说当时袁可立等明朝官员所看到的情况是不全面的，自己先曾祖父所发动的政变是光明正大的，并没有阴谋在里面。但这种要求和说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有点勉强，因为中国记录这段历史自有他自己的消息来源和渠道，没有必要非要按照朝鲜篡君及其继承者的意思来书写，因为在中国明朝之前秉笔直书国史是其最基本的传统价值观。
不过，审视当今美朝、美韩关系的国际新秩序，我们简单翻一下旧案，倒是对如今的中朝关系、朝贡体系有一点有益的认识。对于当今时代大国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有一个比较之后的认识。 无论是古代中华的朝贡格局，还是当前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格局，维系这样一种体系的核心力量，首先是经济军事力量。过去中国与朝鲜通过朝贡贸易使得朝鲜受到恩惠，中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帮助朝鲜消除日本的威胁，从而对朝鲜具有一种强制的号召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通过自己的文化力量，通过纲常伦理这种中华文化圈内具有“普世价值”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具有对属国的一种文化号召力。无论明朝、清朝，只要他们具有这种基于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并通过经济和军事的力量确立了当时“普世价值”下的国际秩序，那么就会使其畏惧，使其感化，使其被牢笼其中，不得不尊奉这种价值观下所统御的一切，这就是“软实力”。
古代中国曾经拥有这种力量，当前这种力量的拥有者却是美国，美国有着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有着以基督教文化为基础的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所以他能够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威慑力，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中国要重新拥有这种力量，还要走很长的路。不过，不管名词怎么变化，古今的情况是一理。日本人曾经惊呼，中国经济力量的崛起，最终会使中国恢复古代东亚的朝贡体系。
后金努尔哈赤为避免两面作战，多次派遣使臣赴朝鲜投书，希望朝鲜与明朝脱离关系，与后金结盟。但是朝鲜不为所动，仍然支持明朝，反对后金。
1636年丙子（明崇祯九年，朝鲜仁祖十四年，后金崇德元年），皇太极正式由汗改称皇帝，改国号大清，族名满洲。他事先将此事通报朝鲜，希望朝鲜参与劝进。朝鲜闻讯大哗，积累近10年的憎恶、羞辱情绪一并迸发。朝鲜臣僚纷纷痛切陈词，“使彼虏得知我国之所秉守，不可以干纪乱常之事有所犯焉。则虽以国毙，可以有辞于天下后世也”。在一片慷慨激昂的气氛下，仁祖拒不接见后金使团，不接受其来书。后金使团愤然离开汉城，沿途百姓“观者塞路，顽童或掷瓦砾以辱之”。
该年四月，皇太极在沈阳正式举行称帝大典，朝鲜使臣罗德宪、李廓拒不下拜。皇太极非常气愤，认为这是朝鲜国王有意构怨，决定举兵再征朝鲜。该年十二月二日，皇太极亲自统帅十万大军亲征朝鲜。清军渡江后，扬野战之长，舍坚城而不攻，长驱而南，仅仅十二天便抵达王京城下。京畿之内“上下惶惶，罔知所为，都城士大夫，扶老携幼，哭声载路”。仁祖再次将王妃、王子和大臣妻子送往江华岛避难，自己则率领文武百官退守南汉山城等待各路勤王军的到来，同时派出崔鸣吉等人赴清营谈判。皇太极见朝鲜君臣求和之切，乃对其迫降，下令清军包围南汉山城，伐木列栅，绕城驻守，山城内粮草断绝，不得不杀马充饥。各路勤王军队也被清军击败，朝鲜君臣只有坐困孤城。仁祖曾经爬到南汉山城的南门，看到城下清军黑压压一片，不禁长叹。清军在望月峰上升白旗书招降二字。仁祖则复书“重围未解，帝怒方盛”，所以不能出城请降，“古人有城上拜天子者，盖以礼有不可废，而兵威亦可怕也……”。见朝鲜方面还在纠缠于出城投降的细节，不耐烦的皇太极下令用火炮攻城，同时清军又攻占了江华岛，俘虏王妃、王子、宗室76人，消息传来，见大势已去，仁祖只好求和。最终朝鲜王国奉清朝为正朔，使称“丙子之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