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变法没有适应的土壤
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对这次变法的经济内容，
黄仁宇评论道：“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时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而宋朝的封建政体是其面临的难以逾越的困境，结论不言而喻，变法的走样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二、新法的“敛财”实质导致社会基础的丧失
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王安石的“理财”，实际上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做到的不过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这使他几乎把整个社会作为“取财”的对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时，它损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变法中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
三、变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王安石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变法中操之过急。他只认定一个目标，却忽略了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必然会连带产生一系列问题。在短短数年间将十几项改革全面铺开，恐怕当时的社会各阶级都不见得有这种精神和物质承受能力，于是变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四、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条文与执行的偏差，使一系列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
青苗法虽限制了大地主
高利贷部分利益，缓解了贫农的燃眉之急，但在执行中地方官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放贷取息的任务，实行硬性摊派。免役法由差役改为雇役，不失为历史的进步。但在执行中，免役法却规定乡村贫户从此必须缴纳原先所无的役钱，这是额外的负担。免役法执行的结果则是“纵富强应役之人，征贫弱不役之户，利于富不利于贫”，都完全违背了初衷。
五、用人不当
毛主席曾有一句名言：“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变法派中，除王安石个人操守尚无非议，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
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个人品质多有问题，有的当时就被视为小人。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于是应该由行政技术层面解决的议题便转化为道德层面的问题。变法派在后一层面上与保守派相比，立即陷于劣势，变法的前景也就不言而喻了。
六、变法派内部分裂
首先是变法核心人物
宋神宗和王安石不能协调一致。当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后，宋神宗对他的态度已经有所变化，即所谓“意颇厌之，事多不从”。王安石看到变法停滞不前，被迫再次辞职。其次是变法派内部出现反对派。许多变法派只从自己利益考虑，而不以改革大局为重，结果使参与变法的人员闹得四分五裂，这怎能对付强大保守势力的进攻呢？
七、保守派强烈反对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
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之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政策性的争议；并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怎样改革的争论。保守派人才济济，如司马光、韩维、文彦博、
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
苏轼等，各个都是重量级人物。
八、王安石性格偏执，树敌过多
有“
拗相公”之称的王安石，性格偏执。偏执类型的人，一般都具有强烈的
自尊心，并十分敏感，固执己见，自命不凡。此外，性格偏执的人，还十分缺乏
同理心，不能站在他人角度考虑问题，易将错误推诿他人或种种客观原因。凡此种种，都会使当事人在待人处事中表现出种种的偏向、偏见、偏信、偏好、偏激行为，并给其人际沟通及合作共事带来极大的阻碍。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也是一贯我行我素，导致朝中大臣多与他决裂。这当中有人原来是他的靠山，如韩维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上司，如富弼、韩琦等人；也有人原来是他的朋友，如范缜、司马光等人。虽然他们都是一时俊杰，朝廷重臣，却因为不同意王安石的某些做法而被逐一赶出朝廷。特别是司马光，念在与王安石共事数年的交情上，曾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劝他调整自己的治国方略。可惜王安石就是执迷不悟，看一条驳一条，导致司马光最后与他分道扬镳，终身不再往来。
总之，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其变法虽然失败了，但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第一，一场改革的成功必须顺应历史潮流。第二，改革要兼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必须争取广泛的社会基础。第三，改革要从实际出发，科学决策，循序渐进，避免急功近利和顾此失彼。第四，改革必须培养大批人才，造就一支良好的干部队伍，同时注意吏治的清廉和保持内部的团结。第五，改革者必须同保守势力作坚决斗争。第六，改革者应提高自身的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