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溥仪“自愿”成为满洲国“傀儡元首”的问题，有些说法称溥仪是被挟持到东北的，但这种说法很快被否定。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议，我们可以在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中获得大部分解答。
1908年，年仅三岁的溥仪就在慈禧太后的指定下继承了帝位，成为了满清入关以来的第十位皇帝。自登基起，溥仪便一直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紫禁城内，无数的奴才、遗老均为他一人服务，生活无比奢靡，因此溥仪一直以来都是“唯我独尊”的态度。自溥仪六岁起，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学习的内容有十三经，另外附加如《大学衍义》、《朱子家训》、《大清开国方略》等等。通过这些教材，帝师们向皇帝传递了“君臣父子”、“封建王权至高无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各种封建君主思想和伦理纲常，并且传授大清帝国历史，教导皇帝一定要恢复满族祖宗先皇们打下的江山。
溥仪在故宫
不仅是环境因素，对国民政府的仇恨，也让溥仪对复辟的执念更加加深。1928年，国民党第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盗掘了清东陵，也就是“东陵事件”。对于儒家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溥仪而言，自己家的祖墓被盗是最为刺激到他的时间，甚至“比自己被驱逐出宫还严重。”当他知道慈禧太后凤冠上的珠子成为了宋美龄鞋上的配饰时，溥仪暗自宣誓“不报此仇恨，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我的复辟、复仇思想在这时达到一个顶峰。”
在溥仪年幼接受教育时，除去一些遗老之外，还有西洋人约翰莱明、庄士敦等等，其中对溥仪影响最大的当属苏格兰人庄士敦。自1919年起，庄士敦便开始担任溥仪的宫廷教师，传授内容除英文外，还有数学、物理、历史等等。在溥仪的眼中，庄士敦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他开始相信西洋人是最聪明、最文明之人，连他穿着的丝绸锦缎和使用的毛笔宣纸都让他感觉自卑，崇洋媚外的思想于是深入溥仪内心。正是如此，让溥仪对于西方列强没有戒心，对日本也是如此。
为了让溥仪心甘情愿成为“傀儡”，日本政府对溥仪进行了一系列的精神控制手段。自溥仪被驱逐出宫回到醇亲王府后，一直认为国民党会对其不利，日本司令部立即答复称将会在醇亲王府周围巡逻，如有异动奖励及保护溥仪，这一举动让溥仪对日本的态度更加亲近。此后，每当是溥仪的生日或各种节日，日方都会派人前来拜访慰问；甚至邀请溥仪参加日本天皇生日举办的阅兵典礼，并且不断暗示溥仪是可以复辟的，日方是支持溥仪“恢复祖业”的。长此以往，溥仪的优越感在日本的“热情招待”下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日本人在溥仪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认为日本是将来帮助自己复辟的第一力量。日方见精神控制起到效果，便开始进行蒙骗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