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中关于教育的论述十分丰富。我们可以把它概称为《易经》的教育观。后世许多重要教育观点都可以从《易经》中找到其发端或萌芽状态。弄清其间的源流关系，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教育思想传统的形成，对于进一步发扬这种优良传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过，由于《易经》之成书，距今年代久远，文字生涩难懂，各家诠释不一；《易传》的作者及年代，莫衷一是；再加之本人才疏学浅，因而在理解上难免发生偏颇或错讹之处，诚望多多批评指正。 2.《易经》教育观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 2.1 “物生必蒙”——“教学为先”思想的发端。 我国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为之开先河的应当是《易经》。一般认为，我国最早论述教育重要地位的是《学记》：“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但初涉《易经》就会发现，其“教学为先”的思想早已赫然在目，比《学记》早了数百年之久。《易经》重点论述教育问题的是“蒙卦”，排在六十四卦的第四位，即在 “乾”（天）、“坤”（地）和“屯”（万物始生）三卦之后，而在“需”（营养）、“讼”（法制）和“师”（军队）等卦之前。这就给了教育一个特殊的地位。《易经·序卦传》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万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台湾孙振声先生把“蒙”卦的卦名训为“蒙，蒙昧、启蒙、教育”（注：孙振声《白话易经》，（台）星光出版社，1984年，第67页。）是非常合乎实际的。否则，《彖传》之“蒙以养正”就十分费解了。据此，孙先生说：“当万物生成之后，接着来的是幼维蒙昧的时期，教育就成为当务之急。”（注：孙振声《白话易经》，（台）星光出版社，1984年，第67页。）天生万物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启蒙、教育，这不就是“教学为先”的意思吗？所以，可以认为我国重视教育的传统发端于《易经》，而非《学记》。不过，《易经》强调的是教育的人文价值，而《学记》强调的是教育的社会政治价值。因而说重视教育的传统发端于《易经》，并不否认《学记》“教学为先”思想的学术价值。 2.2 “童蒙求我”——重视学生的主体作用 《易经》“蒙”卦的卦辞说：“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周振甫先生译为：“不是我求蒙昧的童子（学习），（而是）蒙昧的童子求我（施教）。”（注：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4，第25页。）《易经》把教育看作学生自身的需要，可以说是抓住了教与学的关系的本质，不管儿童是否意识到这种需要，都不影响这种本质关系。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注：《论语·述而》。）荀子说：“故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谓之＠①。傲非也，＠①非也，君子如响矣。”（注：《荀子·劝学》。）《礼记·曲礼》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这些论述都与“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意思一致而成书于《易经》卦、爻辞之后，可见《易经》在这一观点上对后世的影响。以前，有人认为上述观点有消极等待的意思。这是一种表面的认识。如果把学生看作学习的主体，就可发现其中包涵的“不干扰学生主体作用”的积极意义。 2.3 “蒙以养正”——中国特色的教育概念的精髓 “蒙以养正”出自《易经·彖传》，其意译为：“启蒙（教育）是为了培养正道。”（注：孙振声《白话易经》，（台）星光出版社，1984年，第67页。）这一界定开创了从教育作用定义教育概念的先河，可说是抓住了教育的精髓。《中庸》之“修道之谓教”，《学记》之“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说文解字》之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等等，与“蒙以养正”的思想一脉相承。它比外国历史上对教育的界定，如“教育即生长”，要贴切得多。 “蒙以养正”作为培养学生善端的教育思想的共同渊源，不论是孟子的“我养我浩然之气”（注：《孟子 ·公孙丑》。），还是荀子的“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注：《荀子·性恶》。），都是“蒙以养正” 的具体体现。所不同的是前者从“仁、义、礼、智，非由外铄也，我固有之也”（注：《孟子·告子上》。）的性善论出发，而后者则是从“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注：《荀子·性恶》。）的性恶论出发。截然对立的性善论和性恶论能殊途同归地得出共同结论，与“蒙以养正”的渊源是分不开的。 2.4 “包蒙，吉”——有教无类，面向全体学生 “包蒙，吉。”是“蒙”卦“九二”的爻辞。直译为：“能够容纳所有蒙昧的童子，是吉祥的。”陈梦雷先生的《周易浅述》从卦象及爻象的角度解释说：“九二阳刚统治群阴，当发蒙之任。然性不齐，不可一概取必，唯刚而得中，故能有所包容而吉也。”（注：转引自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4，第27页。）这就是说，学生的材质不一，不能一概而论，教师采取包容全体学生的态度，就会是吉祥的。这种包容的思想不仅见于“蒙”卦，在其他卦的卦、爻辞及易传中也多处可见。如“师”卦大象传有“君子以容民畜众。”“泰”卦九二爻辞“包荒，用冯河，不遐遗。”“临”卦大象传“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等等。“包荒”即包容污垢。包蒙作为教育原则似乎令人费解。但其中含有深刻的辩证法思想。能否做到“包荒”则是能否做到“有教无类”的关键。老子说：“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王。”（注：老子《道德经·七十八》。）可说是对“包荒”的精辟阐释。能够做到包容学生的缺点，能够喜欢有缺点的学生，才能真正做到面向全体学生。对比孔子说的“自行束ｘｉū＠②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注：《论语·述而》。）和子贡赞扬孔子的“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③栝之侧多枉木。”（注：《荀子·法行》。）就会发现，孔子的“有教无类”绝不会与其“读《易》，韦编三绝”毫无关系。 2.5 “振民育德”——开创重视德育的优良传统 “德”是《易经》中使用最广泛的范畴，天有天德，地有地德，人有人德，“德”与“规律具有同样的地位。正是从这种“泛德主义”出发，得出了重视德育的结论。《易经》中涉及德的卦，数以十计。在《易经》中，“德”的含义比较广泛，但在《易传》中则给其以确切的道德含义。《系辞下传》有“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还有“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这样就把这些卦的卦名赋予道德的意义。易传还把道德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任务。如“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大象传），“蒙以养正”，“君子以果行育德”（“蒙”卦大象传），“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大有”卦大象传），“君子以振民育德”（“蛊”卦大象传）等命题，在易传中随处可见。如果像《史记·孔子世家》所说，“孔子晚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的话，则孔子大大发扬了《易经》重视德育的思想，这也是功不可没的。 2.6 “小惩大戒”——适度惩罚的教育原则 在中国教育史上，《易经》首先肯定了惩罚的教育作用。但同时要求运用适度。 “蒙”卦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由于对“刑”、“桎梏”、“法”等概念的不同理解，在译文上分歧很大。台湾孙振声先生把“刑”训为“惩罚”，“桎梏”训为“约束”，“法”训为“法则”或“规范”，比较合乎实际。因为在《易经》经文成书的年代，即奴隶社会初期，“刑”只是一种普遍的惩罚手段，而非依法专门对罪犯惩罚的手段。“法”也不能理解为现代的 “法律”。此外的“刑”只是一种“教刑”即惩罚学生的手段。《尚书·尧典》有“鞭作官刑，扑作教刑”的记载，可资佐证。据此，上文可译为：“儿童在发蒙时期，利用惩罚是有利的；如果脱去约束，是不利的。” “惩罚是为了树立一定的行为规范。”“噬嗑”卦初九曰：“履校灭趾，无咎。”象曰：“履校灭趾，不行也。”意即带上脚镣磨破了脚趾，没有害处；因为可以使他不再犯错误。《系辞上传》对此解释说：“小惩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 《易经》这种“小惩大戒”的观点，无疑有其积极的教育意义。但是，“过犹不及”，过分运用惩罚，则会适得其反。自《学记》之“夏楚二物，收其威也。”的论述起，把惩罚和教师的权威结合起来，崇尚惩罚的教育思想流传后世，是值得我们警戒的。 3.结语 本文的论述，主要揭示了《易经》的教育观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逻辑联系，或者说是从逻辑的角度分析了二者的承继关系。但限于作者水平和手头资料的不足，还无法揭示这种承继关系的历史线索和具体演变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文的价值。但是，有了这种揭示总比没有这种揭示要进了一步。它起码可以作为一种假说指引我们去寻求史料来验证，仍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另外，对于博大精深的《易经》教育观而言，本文仅只能挂一漏万和仅及皮毛。作者当以此激励自己，继续进行研究和探索。 文章引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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