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大国日益在国际事务中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而朝核危机和半岛危局构成了中国对外政策实施的主要时代现场，进而言之，作为周边核安全形势最复杂的国家，朝核危机及其与中国的未来安全息息相关，如何在对话与和平的机制下化解半岛危机，既是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外交事务，也是中国走出历史循环，扮演与其综合国力相称的、合理的未来国际角色的路演。(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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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在朝韩分界线海域的延坪岛，朝韩双方发生炮击，造成韩国军民死伤，再次造成半岛军事局势紧张。随后，美韩宣布在黄海举行联合军演，而美日海上联合军演也陆续上演。中国除了以临时新闻发布的方式邀请“六方会谈”使团负责人紧急会晤之外，同时派出外交特使赴韩国，表现了对半岛局势的关切。
此次事件对半岛和地区军事形势可能产生特别严重的后果。其一，自伊拉克撤军后，由于兵员短缺和国内经济问题的紧迫，奥巴马政府已披露了对朝核问题在“六方会谈”框架内解决的态度，即使在天安舰事件的背景下，美国也只是象征性地运用加强军事联盟和进行轻度威慑，而没有过于升高对半岛的军事压力。这也许令有心人回想起1950年6月战争爆发前的半岛局势和美国远东防务政策。其二，在北方交班战略的背景下，北方领导人到访中国，频密的高层互动，无疑增强了北方的战略运作空间。其三，北方交班战略及其步骤已经端上前台，与此同步的是北方的核政策在其自身宣传中十分高调，并有意或无意透露出转向核聚变研究的言论，这肯定是对国际容忍的一个微妙试探。
在上述主要背景之下，炮击事件其性质的严重是十分明显的，很大程度地恶化了地区安全局势：韩国已间接表示拒绝参与“六方会谈”使团负责人紧急会晤，美韩和美日联合军演陆续登场，韩国则在天安舰事件之后再次发誓报复，而一旦韩国进行报复会引发怎样的反制，以及会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这是今天摆在半岛局势有关各国面前的严肃课题———在战火沉寂几达60年后，真实的战争阴影再次浮现在世人面前。无论从历史和文化渊源来说，还是就半岛的近期历史与现实利害来说，其与中国不仅有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地缘关系，同时更有复杂和深厚的利害和心理关系。因此，半岛危机的控制、管理或发展，中国不能、也不应该置身事外。这是中国采取紧急外交主动的根本原因。
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半岛风云，值得注意的内部发展有两端：其一，酿成今日一切危机的主要线索和动力乃是北方的拥核决心和政策，北方不顾美国压力和普遍的国际反对，一意孤行、不择手段地坚持拥核，其战略指导思想是如何确保冷战结构解体时代的国家安全问题，尤其在遭遇持续经济困难的时期，面对不友好的外部环境，拥核似乎成了保证安全的最后和最佳选择；其二，北方对自身政权稳定和政治安全的担忧，冷战的结束，美国全球独大的霸权地位，韩国的经济强势，中国的改革开放及经济成长，无疑都在无形中使北方增加了政治安全的压力，这一压力与外部国家安全的焦虑结合，于是催生了北方的拥核意志，可以说，冒天下之大不讳的拥核政策正是朝鲜对内外和军政双重安全担忧的回答。朝鲜拥核的坚决意志乃是其清晰的危机图存意志的表现，是其在大战略环境骤变年代寻求生存的努力，这一努力又与其世代交替的国内发展结合在一起。不可忽略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拥核之路本是北方上一轮世代交替的产物，而目前朝核僵局的持续与危机事件的最新发展也是新一轮世代交替政略和战略的需要。
简而言之，冷战的结束永久性地改变了朝鲜的生存环境，同时也改变了半个世纪稳定的半岛牌局。搅动半岛事务各种恶性和良性发展的手，从来都不是南北双方的，当年朝鲜战争之所以升级和扩大，乃是因为有关大国在自身战略和全球战略的权衡下决定介入，而半岛不过是美苏全球霸权争端和其他有地区大国雄心新兴国家的战略实验场而已。当事的是南北的朝鲜人，但玩牌的却是那些有地缘战略意图和实力的大国。这种局面持续了半个世纪，在这一大国牌局下，北方获得了安全，南方获得了经济成果，虽然关系时有紧张，但却不会引发大的地区安全风险。随着冷战结束，朝鲜面临战略孤立的空前情境，北方决定拥核，这不仅使半岛牌局多了一个暧昧而危险的玩家，也使微妙平衡的牌局失衡，因为在“9·11”的大历史背景下，地区国家拥核，明显既不符合地区和美国全球反扩散的大局利益，也不符合相关的大国周边安全利益。此外，韩国随着经济的成长，日益显现很高的大国志向，在建军领域曾制定了从大型远洋舰船到航天航空的计划，舰艇沉没和炮击事件必定会对这一发展造成立即的影响，使韩国的军事战略考量更加内向化，同时这给人们前瞻未来可能统一的半岛军事角色提供了一个模糊而不无价值的视角：无论坚持拥核的北方，还是俨然以主要经济大国自居的南方，半岛的未来很可能意味着地区大国的崛起。
在东亚和西太平洋没有可靠的多边国际机制的条件下，中国发起“六方会谈”，一方面是为了管理和控制半岛危机，作为担负全球大国责任和地区战略实施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打造可靠的地区多边对话平台，探索建立和平解决地区危机和展开可信赖的地区安全对话的平台。这也体现中国对亚太后冷战时期国际结构问题的深远考虑。然而，由于美国政策的摇摆不定和参与各国的意图冲突，而北方巧妙地利用了参与国家意图和利益的差异，因此，“六方会谈”这一本来前景远大的设想在实践中尚有诸多问题，而其结果也不能令人满意。二战以来的国际实践表明，维护国际稳定和化解地区安全危机最有效的核心方法，还是大国协调。具体到半岛局势和朝核问题，中、美、俄、日等大国的诚意协调仍是目前可见的惟一出路。战争，与朝核恶化一样，不仅不符合任何各方的利益，也不能根本解决此事内含的地区安全隐患。半岛安全其实是与东亚和亚太地区安全相表里的事务，更牵涉到中美等大国关系的现实与未来，半岛无核化和朝鲜的合理安全诉求，以及平衡的地区国际权力结构有内在的联系，因此，美国和有关大国担负起真正的国际责任，拿出坦诚的勇气来面对危机，这是迈向半岛持久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关键一步。
曾有一位中国当代的战略学者说过，溯自明万历年间以来，朝鲜半岛从来都是牵动中国国际战略大局，甚至改变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走向的关键地区。明代的半岛战争加剧了国内税赋和社会矛盾，切断了中兴的路径，而清末的半岛危局及其演化更是直接葬送了当时中国自强改良的最后希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大国日益在国际事务中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而朝核危机和半岛危局构成了中国对外政策实施的主要时代现场，进而言之，作为周边核安全形势最复杂的国家，朝核危机及其与中国的未来安全息息相关，如何在对话与和平的机制下化解半岛危机，既是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外交事务，也是中国走出历史循环，扮演与其综合国力相称的、合理的未来国际角色的路演。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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