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广网贵州分网12月15日消息 “海子”和“泽闹”是草海村民的土话。海子,就是草海,据说当地人喜欢把小的东西都称为“子”,在当地人心中草海就是一个缩小的海洋，所以叫海子。泽闹，就是黑颈鹤，有村民说它喜欢呆在沼泽地，又爱叫唤，热闹得很,所以叫泽闹。
早就听说过有关草海的环保故事，在黑颈鹤来草海过冬的日子，记者赶到那里，恰好是当地环保员到草海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例行汇报的日子，14个草海环保员数了两个多月，他们惊奇地发现，今年来草海过冬的黑颈鹤竟有846只。
“前年是768只，去年是754只，今年是来得最多的一次，”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处长余永清说，“黑颈鹤越来越喜欢我们草海了。”
“哪个来保护我们”
草海具有环境破坏和人鸟冲突的历史。草海在50年代部分放水，然后于1972年湖水几乎全被放干。在1956年到1982年之间，草海集水域内的森林覆盖率由36％降至10％。到70年代末，湿地和水鸟几乎全部丧失。1975年，只有35只黑颈鹤在草海越冬。1982年，草海湖水得到恢复，大量黑颈鹤和其他水禽又重返草海，但回升的水位淹没了当地农民新辟的农田。到1991年，农民通过挖沟、抬高土地的方式把大片沼泽变为农田，黑颈鹤等失去了觅食环境，而靠草海近的村民也把到草海打渔作为主要的生活来源，抢夺走了黑颈鹤的主要食物之一。为了保护黑颈鹤，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最初实行了对村民禁渔的方式。
曾在草海国家级保护区管理处工作了近二十年的管毓和，在回忆最初的保护工作时，给记者讲述了有关禁渔的故事。
“那是在1987年，我们到江家湾收渔网的时候。为了不被农民发现，我们半夜就坐着两条船进去了。网收到船上后，天也亮了，这时候，七、八条农民的船向我们划来，把我们围住，还将我们往岸边赶。”
“我们被迫上了岸，有的农民还从我们背后扔泥巴，可回头一看，扔泥巴的人早被其他的农民掩护起来。看到我们收在船上的渔网，带头的农民就质问道，“鱼拿给泽闹吃，我们吃哪样？你们要保护泽闹，哪个来保护我们？”
“那次我们被围了一整天，水都没喝上一口。后来，领头的八个农民被当地公安局拘留了。可当他们放出来的时候，江家湾整村的人亲自到派出所的门口来迎接，给他们披红挂绿，还放鞭炮，让人感觉他们就是村里的英雄一样。”
“还有一次，草海管理处的宣传车到东山办事处的王家院子放电影，进行禁渔的宣传。午夜12点过才放完电影，工作人员开车往回走的时候，在出村不到一公里的路口中间，一块横放着约500公斤重的大石头挡住了去路，大家下车去准备搬开石头时发现石头上面有一泡大便，无奈之下，大家共同使出吃奶的力气才慢慢地把石头挪到路边。挪石头的同时，大家都喘着粗气闻够了那泡屎的臭味。在回管理处的路上，大家默不着声，可谁都感觉到村民的对抗情绪越来越重。”
那些生活在海子边的村民，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草海的天然资源来维持他们的生存。据管理处的统计，1984年草海当地农民的现金收入一年平均不到250元。“民以食为天”，海子边的耕地、海子里的鱼虾，是农民们的主要生活来源，他们祖祖辈辈都是靠草海生存的。
“在当地村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让他们放弃自己的衣食，去保护环境、保护黑颈鹤，这是行不通的。最终的结果就是造成农民对环保工作的敌视，与环保人员的对立。”管毓和分析说。
“说来还有点好笑，当时卖鱼的农民如果知道你是管理处的人，他是坚决不会把鱼卖给你的。”
其实每一次冲突的背后，环保人员也在思考，保护了鸟却忽视了人的环保方式，是否能给草海带来“安宁”？是不是该换一种方式来解决人鸟争食的矛盾？
在国际鹤类基金会、国际渐进组织、国际乐施会、福特基金会等机构的帮助下，从1993年起，管理处开始采用一种全新的环保模式来保护草海，“把农户放在保护和发展的中心，农户是保护和发展的主体”，这是对过去狭义的“以物为中心”的保护观念的挑战。
换句话说，就是把自然保护和农村发展结合起来，让农民参与环保。当然，这种方式的前提是：让草海边的人摆脱贫困。
有了启动金以后
记者来到祖文芬家时，天上飘着毛毛雪，祖文芬身穿一件红色的滑雪衫，这算是当地少有的装束。祖文芬家住的是六“空”的大砖房，客厅里摆着彩电、音响、电饭锅……电视柜上还贴着时髦的F4的画片。
祖文芬今年39岁，从白家嘴子嫁到大马城村刘家巷?熏这里是草海边的一个小村落。原来她家是刘家巷最贫困的一户，五口之家只有一间瓦房，两、三亩地，主要靠做临工维持生活，日子过得艰难。大女儿小学毕业时，在全班考了第一，但家里缺钱不能让她继续读书。
“大概在五年前，在村民大会上要选几家最穷的来搞个项目，说是可以得‘扶贫款’。结果全村人选了十家，我们就是一家。”
其实，祖文芬说的项目就是参与式环保中的渐进项目。她听说要拿到那笔钱，首先要自己想好这钱用来做什么，最好是可以赚钱的。于是她想到了在娘家学过的做豆腐的手艺。“其实以前我就想做的，但是没有本钱。”
祖文芬在拿到了首期410元的渐进启动资金后，买了些砖和水泥，修了灶，添置了锅、簸箕等工具，买了50斤豆子。第二天清早，她和丈夫、女儿一起做了第一锅豆腐，而且在一上午的时间就把做好的豆腐卖完了，算下帐来，当天净赚了8块8。
从一天做一锅到后来的一天做两锅，从一次只买50公斤豆子开始，祖文芬做出的豆腐不仅在本村卖，还背到其他村子去卖，平均每天能赚20元。到了夏天，祖文芬还做豌豆凉粉来卖，多的时候，一天可以卖到四、五十块钱。一年下来，不仅豆腐卖得好，因为豆渣可以喂猪，猪也养得比以前多了。她家一年中卖了20头猪，收入8000元钱。
因为当初家里没钱，祖文芬大女儿的学业被耽误了一两年，不过现在她已经读到了初三，而且成绩还不错。“能读下去，我当然让她继续读下去，现在文化重要了。”
作为渐进户，祖文芬还参加了管理处对渐进小组成员的培训。“他们教我们记帐，还教我们要保护海子和泽闹。”2000年底，草海管理处又到村里开展基金项目，祖文芬被村民选进了基金管理委员会，为了表达对管理处的感谢，祖文芬同其他三名基金管委会的妇女商量，为了保护草海，决定发动全村人收回张家山来种树。
渐进组织的目标是帮助穷人发展。确定渐进小组，首先要评估出村里最穷的农户，3到5人组成一个渐进小组，往往是一个家庭。每个渐进小组要接受培训，填写计划书，然后得到50美元赠款。3个月内项目工作时间为1000小时以上并产生利润的成功小组，可得到余下的50美元赠款，用于持续发展。渐进小组必须把至少20％的盈利存起来用于扩大事业。
据有关调查表明，随着参与渐进项目农户收入的增加，他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农民在调查中说，“过去大多数男人抽的烟是8块1条的‘草海牌’，少数可以抽10块1条的‘胜河牌’。现在，多数男人可以抽‘胜河牌’，有时候上街为了生意还抽16块1条的‘弛牌’。女人买金项链和金戒指的也多了。”
由于渐进项目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家庭成员的作用发生了很大转变。管理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为渐进启动资金适于做小生意，许多男人觉得拉不下脸面来，都是让女人出来做这些小生意。在江家湾得到小额资助的12户人家中，有6户就是由妇女支配使用赠款的。
如果祖文芬没有最初的那笔启动资金，很可能现在她还在为家里的开支和孩子学费发愁，哪里还有这份“闲心”去考虑种树、保护海子？
包谷籽籽当选票
记者遇到潘士科时，并不在他的簸箕湾，而是在进草海边另一个村落朱家湾的泥巴路上。“我来和他们谈蔬菜运到贵阳卖的事情。我们村的路是新修的，不沾泥巴，车子可以开进去。”
潘士科和草海保护有关的身份，是草海东侧的簸箕湾村基金第一小组组长。“村民总共选了五次，我每一次都没有被选下来。
“那看来你是个办事公正的人喽？”潘士科这时露出谦虚的笑容，多少还带有点不好意思。旁边管理处处长余永清接过话来，“那还用说，他们村可是投包谷籽籽把他选出来的。”
由于渐进户的面窄，草海地区的贫困面又太大，管理处就考虑在渐进户之外，再设立一个小额贷款性质的、有更多农户参加的村基金。1993年，贵州省环保局与国际渐进组织、国际鹤类基金会在美国签署了一个项目协议书，每成功一个渐进小组，由鹤类基金会配套赠款100美元，省政府提供33美元，渐进户提供25美元。即成功一个渐进户，就要产生158美元的村基金。
管毓和在贵阳时就告诉记者，当初搞村基金的时候，首先有几个难题摆在面前：“基金由谁来管？”“用什么方式来管？”“如何保证基金不流失？”他们曾做过调查，在海边村，村委会就提出要来管理基金，开公司，卖肥料给农民。农民马上提出疑问：公司赚的钱归谁，贴了本又找谁呢？农民不接受这样的运作方式。
“参与式”是管理处经过调查研究后最终采取的基金运作方式，由当地村民自己选出管理者，协调还贷利息、还贷周期、利息的使用。
潘士科说：“我们簸箕湾那时候把村民推选出的候选管理人写在一张纸上，然后发包谷籽籽给每个村民，你要选哪个就把你的包谷籽籽放在哪个的名字下面。”
“为什么不举手？因为举手就知道你选谁了，得罪人。”“就是无记名投票的意思吧？”“对，就是这个意思。”
簸箕湾的村基金是1998年开始的，当时的本金有一万多元，后来每户又集资50元，现在分成三个村民小组。每户都可以借钱。借出来的钱村民用来买肥料、种子，也有用来做小生意的。簸箕湾的还款周期是3到4个月。潘士科说,“贷款基本都能还清，还清的农户还可以继续贷。我们的利息是3％，一年下来后分给各家各户。”
“后来，我们做了村级规划，在管理处的帮助下，我们列出了7、8条簸箕湾的规划项目，然后又由村民投包谷籽籽，看哪个项目得票多，来决定项目的重要性。我们先把进村的路修好，又把村里的水井搞了改造，人畜分饮。还搞了900平方米的水禽繁殖基地，用水泥柱和铁丝网围起，不准人和家畜进去，每家都排了值班。我们村还修了观鸟台。”潘士科告诉记者。
“参与式”把平等的观念引入到村民脑子里，他们开始意识到，在环保问题上，村民与村干部是平等的，村民与环保人员也是平等的。村民对村里有关环保项目的决定，早已形成全村投票表决的习惯。在这样的过程中，村民自然而然的成为保护草海的主人。
“保护环境才能得扶贫”
朱锡勇是草海边上的农民，户籍在威宁县草海镇朱家湾菱角组，“我就是一个地道的草海人。”朱锡勇这样说自己。然而，朱锡勇还有另外一个角色－－草海环保员。
今年已是朱锡勇当环保员的第11个年头。作为草海14个农民环保员之一，初中毕业的他算是个文化人。用朱锡勇自己的话来说，能被村民选为环保员，就是因为———爱鸟。
“我从小就喜欢鸟，见到受伤的黑颈鹤，我都送到管理处，不管有没有奖金。”朱锡勇告诉记者，“送鸟多了，管理处还给我发了笔记本和笔。”1992年，当村民选环保员时，朱锡勇几乎是全票通过，此后，他每月有80元的工资，负责看鸟、数黑颈鹤和宣传环保。
“黑颈鹤很聪明，它夜宿的地方总是选在人不好靠近的地方。不过，像我们农民打扮的村民它都混得眼熟了，所以它一般不害怕背着农具的村民。要是拿着照相机的人一靠近，它就会很快飞走。”
朱锡勇的父亲就是个业余环保员，“我和父亲不一样，他只会认鸟、数鸟，而我还会趁着村里办红白喜事时，给村民讲环保知识，我说野生动物不是哪家的，不能打不能偷，打死要判几年。”
草海的环保员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经常要干些“得罪”村民的事。朱锡勇说：自从当上环保员后，每天都会有人找他的麻烦，哪家的菜被泽闹吃了，就找他赔，他要不赔，村民们就去找鸟算帐。“开始村民以为是我在和他们作对，跟我天天就像吵架一样。”朱锡勇说。
然而，就是在经历了一次次吵架、争论后，村民渐渐接受了朱锡勇，也接受了他所带来的爱鸟思想。
出于对朱锡勇工作的奖励，1996年他得到了国际环保组织的600元赠款，他拿这笔钱买了一台傻瓜相机，为村民照相一年挣了几千元，然后转行做起了蔬菜生意，盖了新房、买了手机。“想想原来我家全部家产都不值100元。”朱锡勇说。
“这么多年，我和村民都悟出一个道理：保护好环境才能得扶贫，保护不好，就得不到扶贫。”海子边出生，海子边长大的朱锡勇，他的生活其实就是草海环保变迁的缩影。
农民义务环保员是1986年开始组建的，当时是10人，“都是从各个村寨挑选的，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的农民代表。”余处长说。
后来，环保员队伍不断壮大，一些有高中、中专文化水平的农民加入，而他们的职责也从最初的宣传环保知识、观察草海鸟类、制止破坏环境行为发展到参与渐进户选定、基金组监督管理等事务。
在环保员的影响和带领下，他们的亲戚、朋友……一大批村民主动加入到保护草海、保护家园的行列中来，“义务环保员就成了草海与管理处之间的桥梁。”管毓和说。
后 记：
来到草海，没看到黑颈鹤，此行肯定是不完美的。在管理处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乘着木舟，顶着寒风，我们向海子深处的簸箕湾水域进发，那里有黑颈鹤最大的栖息地。
在海子，听了太多村民与“泽闹”的故事，可我仍然担忧：见到了生人，黑颈鹤能不跑吗？一个多小时后，一群黑颈鹤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用望远镜数了一下———14只，“太少了，最多时可以看到上百只。”对我的惊奇，工作人员解释说。
为了能看得更清楚，更是为了拍好照片，我们不断向黑颈鹤靠近，500米、300米、50米……每一次的接近，我都在担心惊动黑颈鹤。然而，看着陌生的身影，听着咔嚓的快门声，黑颈鹤的反应仅仅是回头望了望，随后低着头，继续觅食。
“尽管照，‘泽闹’现在不怕人了。”船夫自豪地说。
拍黑颈鹤，当然是飞翔最美，可黑颈鹤的不配合却让我们犯难，无奈之下，船夫跳上沼泽，在离黑颈鹤几米远的地方，大声尖叫、双臂舞动……“泽闹”起飞了。
这一瞬，相机以每秒拍8张的速度追逐着黑颈鹤，跟随它在海子上空翱翔。
我想，海子、“泽闹”、村民，就是这样，在这片平静水面上友好地共存、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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