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私人占有制度依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
实行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属性，也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所在。失去了私有制度的支撑，资本主义的根基就会发生动摇，资本主义的大厦就会倾倒。因而，资产阶级从来就视私有制度为生命，视私有制为一切。
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命运是不以资本家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的存在以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为前提条件。恩格斯指出：“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1](P218)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社会的最高形态，生产社会化是其最基本特征，但是，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制形式在性质上是不能相容的。生产力的社会化客观上要求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和社会生产的计划性、有序性与之相适应。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产阶级的本性所决定，在生产力已经社会化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仍然是单一的纯粹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便使社会化的生产力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制度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并导致了其他各种社会矛盾的加深和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爆发。社会化生产力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提出了最无情、最具强制性的要求：要么死亡，要么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垂危的生命不被日益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所抛弃，英美等国推行了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把资本主义从死亡之谷中暂时拖了回来。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又有了新的更高程度的发展。新的技术革命使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由“电气化时代”进入到“自动化、智能化时代”或“信息时代”。生产力的革命强有力地推动着当代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要求资本主义进一步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传统模式，推行包括国有经济、私人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模式。因为，固守单一的纯粹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传统模式，资本主义经济很难平稳发展，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难以缓和。尤其在金融、核电、民航、航天、电力、通讯等领域，离开了国有经济，国家便失去了稳定的基础；在一些高技术领域，离开了职工股份所有制和利害攸关者经济，将无法充分发挥众多科技人才的技术优势，也无法保证这些企业持续稳定的发展。
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将当代资本主义又一次推向了两难境地；要么在固守旧模式中迅速死亡，要么忍痛变革旧模式得以暂时生存。两害相比取其轻，资产阶级选择了后者。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西方各国并不情愿进行大幅度的变革与自我调整，结果受到生产力的无情惩罚。每隔几年出现一次的经济危机，犹如紧箍咒一般将资本主义越勒越紧，使他们难以喘息，疼痛难熬。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折磨，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不得不在两难中做出痛苦的抉择，在罗斯福新政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寻求新的适合生产力社会化的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路径。
但是，资产阶级是老道的，也是顽固的，他们无论如何变革，决不是想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而是在挽救垂危的生命。正如美国第32届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表白的那样：“在美国，没有比我更坚信私有企业、私有财产和私人利润制度。在美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比本政府为这个制度效力更多。”“假使这个政府当时稍有变更这个制度的意图，它只要袖手旁观，让这个制度继续下沉就行。”“然而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采取了上届政府在整个危机年代拒绝采取的措施：为了挽救它，我们采取了迅速而激烈的运动。”[2](P534)
当前，资本主义在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上的确出现国有经济、合作制经济、职工股份所有制经济等新经济形式，但这些经济形式并没有构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也没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真正构成基础和主体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仍然是私有制。
在美国，全国土地的59%为私人所有，土地所有制不仅拥有地上权，而且同时拥有一切地下财富。据统计，全美国除土地和自然资源之外的固定资产总值中私营企业占有60%以上。英、法、德、日等国也与之相差无几。就是被称为“人民资本主义”的瑞典，私营企业也约占企业总数的90%，据统计，瑞典经济的95%由100个大家族所控制，其中，15个家族控制了1/3的工业。[3](P193-194)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大的资本家集团，还以各种方式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施加影响。挪威150个家族掌握着全国资源和生产的大部分，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全国生产和销售的3/4；瑞典15家最大的垄断企业年营业额高达260多亿克郎，其中54%属于最大的五家垄断集团。[4](P146)号称“民主社会主义”的北欧各国尚且如此，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可想而知。
二、两极分化依然严重存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
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是资本的本能，赚钱发财是资本家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和生活的最大乐趣。马克思指出，在资本家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损失。”[5](P564)资本家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金钱进行，都受金钱支配，都由金钱决定。“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6](P829)
资本增殖的最直接来源是剥削本国工人阶级。为了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更大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不惜以广大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马克思揭露道：“资本由于无限度的盲目追逐剩余劳动，象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极限，它侵占人身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吃饭，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6](P290-291)
资本家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不仅造成了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而且也激起了广大工人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据统计，从1919年到1939年的20年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参与罢工的总人数有7400万，从1945年到1959年的15年中，参加罢工斗争的总人数已达1.5亿，而1960年到1970年的10年中，参加罢工的总人数更达3.6亿。进入80年代以后工人斗争的数量虽有所减少，但却更加注重质量和成效，[7](P268)这就迫使资本家阶级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在蛋糕做大的同时，分割上适当照顾工人劳动群众的要求和情绪。通过制定较合理的初次分配政策、实行个人收入累进税制、社会再分配等措施和机制，缩小收入的差距，出现了所谓“生产上的资本主义、分配上的社会主义”等新变化。但是这些新变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相反，在某些方面还有所扩大。如美国，1949年—1970年，工人实际工资增加46.1%，而洛克菲勒财团的资产却增加了438.2%，摩根财团增加362.3%，花旗银行财团高达870%。1948年，美国100家大公司总经理平均收入202.5万美元，为工人的93倍，扣除税率的28%，收入是工人的70倍。1998年大企业总裁的平均年收入为1060万美元，是蓝领工人平均年收入的419倍。1989年美国最底层20%的家庭在美国纳税前总收入中只占4.6%，收入最高的20%家庭在税前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达到44%；1990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取得全部家庭税后收入总额的34.9%，其中收入最高的5%家庭取得25%的份额，而收入最低20%的家庭所占份额只有4%左右。到1998年，美国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所拥有的财富仅占全社会总财富的0.2%。西欧、北欧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从总体上比美国要好一些，但也绝无本质上区别。
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经过斗争，虽然可以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但是这“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允许把它略微松一点。”[6](P678)
三、维护资本家少数人根本利益依然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最主要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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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不错，学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