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7-12-01
一、中国的翻译事业迄今已经历了五次大高潮,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的东西方文学翻译和七十年代至今翻译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的时期.
1．两汉至唐宋的译经时期
从两汉至唐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的儒、道糅合.伴随着佛经的翻译入传,印度的哲学、文学艺术对我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度的医学、天文、算术乃至语言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佛经翻译对于发生在我国的中西文化第一次大碰撞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还是以传播宗教为主.虽然在佛经译著中也夹带有少量描述外国科学知识的书籍,但不能说在我国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科学翻译活动.因此这一时期的科学翻译充其量只能是宗教翻译的附庸.
两汉至唐宋时期一批著名的译者就翻译方法发表了不少论说,初步构筑了中国早期的翻译理论.例如,释道安主张直译,译文不增不减,只是在词序上作些调整；鸠摩罗什则倾向于意译,常对原文加以改动,以适应中国的文体.他们关于翻译方法的主张,对我国后来的翻译理论发生过持久的影响.比如清代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三字标准,就可从这一时期的翻译方法的论说中找到渊源.
中国翻译史上有“译经三大家”的说法,指的是：鸠摩罗什、真谛和玄奘.
1) 鸠摩罗什（344-413）：东晋后秦高僧,他和弟子僧肇翻译了《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中观论》和《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有人评论说,鸠摩罗什的译著“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说明在译文中仍然可见原作之神情.鸠摩罗什的译文为我国的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
2) 真谛：南北朝时,印度佛教学者真谛应梁武王之聘来到中国,译经达49部,其中《摄大乘论》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甚大.
3) 玄奘（602-664）：唐高僧,俗称唐僧.贞观二年（公元826年）,玄奘去印度求经,17年后回国,带回佛经657部.玄奘主持了更大规模的译场,用19年时间译经75部1335卷.此外,他还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语,是第一个把汉语著作介绍到国外去的中国人.唐代之后,译经在中国虽不曾中断,但规模均无法与唐代的盛况相比.
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时期
明代万历年间,徐光启与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标志着中国译著的方向性转变.以崇祯皇帝为代表的朝廷主要是出于修历的目的,对翻译西方历算书籍感兴趣.1629年朝廷设立了历局,组织传教士与我国历算知晓人士系统编译数学和天文书籍.徐光启、李之藻和王征等有识之士,一方面自身喜爱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则力图以科学技术改变我国的经济状况.他们除了奉旨参与历局译书之外,还翻译了西方几何、测量、算学、农业、水利、机械及哲学等有关书籍.
明末科学翻译活动启动了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第二次大接触.明末科学翻译是中国少数有识之士企图冲破长期封建保守与夜郎自大的氛围,自觉睁眼看世界之始,不仅与西方传教士热衷传教的翻译目的不同,还不断面临保守官吏顽强的阻力.由于朝廷支持不够,译人不足,民间翻译出版机构尚未形成,致使当时已传入我国的一大批西方书籍未能得到译传,使我国错过了一次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极好机会.
严格地说清初的科学翻译活动主要是围绕康熙皇帝的个人兴趣开展的.他利用传教士翻译了少量关于天文装置、历表及地理、数学等书籍.但这些译稿仅束之内廷高阁,对民间丝毫未产生影响.清初中国翻译唯一有影响者是薛凤祚.他与传教士穆尼阁合作,翻译了一些有关对数、天文和三角方面的书籍,使这些知识在民间得以及时传播.
3．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西学翻译时期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译著方面的代表人物首先是林纾和严复.林纾（1852-1924）字琴南,光绪年间的举人.他与一些英美人士合作,译出欧美文学名著达160多部.其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有趣的是林纾不懂英文,是由他人口述给他听,然后由他笔录并整理出来.林纾的译著中遗漏删减之处甚多,但可读性很强,对介绍西方文学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译作第一次使中国读者接触到西方文学作品,引起了他们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同时也打破了章回小说的旧格式,对中国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
严复（1853-1921）,字又陵,是中国历史上的翻译大家.从光绪24年戊戌变法失败到宣统三年,严复潜心译书,译作多为西方政治和经济学说,显然有向国人介绍西方进步思想之意.所以,严复又被称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的译著主要有《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法意》（L’esprit des Lois）、《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和《群已权界论》（On Liberty）.严复提出的“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翻译标准,流传至今近百年仍为许多译者所推崇,可见其生命力之强.
五四运动至建国前时期,我国的翻译活动为马列主义和世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马列主义经典《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陈望道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李达译）,世界文学名著《莎士比亚剧本》（梁实秋译）和苏联文学作品《死魂灵》、《毁灭》（鲁迅译）.该时期译作的典型特征是以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从而使东西方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拥有了更多的读者.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扩大到了语言学、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的范畴,为我国翻译理论的系统化和科学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 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的东西方文学翻译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翻译事业的成就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毛泽东选集》.我们对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翻译水平大大提高,对翻译的标准也达成了共识.我们把外国的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也把中国的国情和发展情况介绍到国外.
从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屈指算来17年,实际上真正繁荣的也就是五十年代.那十年的翻译工作,重点放在译介东西方的文学作品上,所译作品的数量远远比不上今天.但由于组织得力,狠抓了计划译书和提高翻译质量两个环节,因而译文质量普遍较高,涌现出一大批名著名译.（孙致礼,1999,2）
5．七十年代至今翻译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的时期
从七十年代开始至今仍然方兴未艾的这一次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范围、质量水平还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大大超过了五十年代.我国的翻译队伍已不是那时候的数以千计,而是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数十万人的大军.他们所投身的翻译领域已不是文学艺术的“一花独放”,而是社科、科技、军事、外交、贸易、法律、文教、卫生等领域“全面开花”,在世界文化史上堪称首屈一指.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全球信息时代降临的结果.信息爆炸、知识爆炸,同时也就是翻译爆炸.在今日的“地球村”,离开翻译来谈论知识和信息,是不可思议的.此外,这次翻译高潮的出现又是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为契机的.中国若想在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与其他国家在学术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而这些合作与交流活动都离不开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