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为何短命,唐太宗后期是个什么样的帝王

如题所述

唐太宗在当时被称为天可汗,这是历代帝王拥有的最高荣誉,那么,贞观之治的成就究竟有哪些呢?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千古一帝的唐太宗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缺点呢?
一,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
百姓的购买力。米价是衡量百姓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史料记载,贞观年间,每斗米的价格仅为5文钱,甚至还达到过每斗米3,4文钱,为历代最低。我给大家算一笔帐,就清楚了。通常一两银子折1000文铜钱(又称一贯),就可以买200斗米,10斗为一石,即是20石,唐代的一石约为59公斤,一两银子可以买将近1200公斤大米。以今天一般米价1.75元一斤计算,一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4130元的购买力。史学家推算清朝中晚期一两银子价值人民币150—220元左右;明朝中期价值人民币600—800元;北宋朝中期600元—1300元左右。
根据《新唐书》记载,在贞观年间一个七品官(相当于县处级)的收入(古代都以米价定俸禄)大约是月俸一千七百五十,食料、杂用三百五十,折合月薪8200元,年薪10万以上人民币。
唐太宗对人的生命的高度尊重。贞观五年,唐太宗下令:“判决死罪,要在两天内五次申奏,下各州的要三次申奏;行刑当天,尚食局不得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寺不得奏乐。门下省还要再检查,有依法应当死而处境堪怜者,另外写状上奏。”五次申奏是指行刑前两天到行刑之日共上奏五次,人命关天,以示慎重。贞观年间,曾经有一年全国的死刑犯只有29人。
李世民大兴科举制度,重视文化艺术,使寒门子弟和广大读书人有机会报效国家和社会,使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二,民族团结,国家稳定
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故事,早已经家喻户晓,这是汉藏民族团结的一段佳话。贞观年间,国内民族团结方面做得非常好。不单是突厥、匈奴、鲜卑、西域、高丽、吐蕃等这些民族人才为帝国所用,连日本大食的人才也可以在政府做官,这些人才使用政策之开放性、开明性都是其他王朝所不能比拟,似乎现今的中国也没有外国人在政府做官的现象。也正是这样开明的民族政策,开放的人才策略,将当时东亚以及中亚地区的人才引进到唐帝国的庞大统治机构中来,使得唐帝国前期能够在其辽阔的疆域里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在短短百年的时间里塑造出一个疆土广阔、民族众多,世界上最富足、强盛的大帝国。

三,经济活力
李世民改变了以往朝代“重农抑商”的做法,高度重视商业,最典型的就是让古老的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发挥出巨大的商业价值。
丝绸之路是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后形成的一条东起长安,西至欧洲的海陆两条贸易通道,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农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而欧洲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思想又顺利进入中国。所以李世民重视商业发展的战略,消除了东西方之间的国家壁垒,商业和文化的融合和交流,使唐朝成为了世界的经济中心,当时全球一半的商业城市都在中国,包括南昌,成都这些中西部城市在当时都是世界性的经济大都市。

四,国际影响力
大唐的国都长安,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之都,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来长安学习取经,各种肤色的人才同朝为官,每年都有大量移民定居中国,历史记载仅广州就有20多万海外移民,宽广包容的大唐以高度的自信和富强,接受万国来朝。

贞观之治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主要是以下方面:
隋末的连年战乱,炀帝的骄奢淫逸,让百姓困苦不堪,百姓渴望稳定的生活,渴望发展经济。李世民即位之后,采纳了魏征等人提出的:抚民以静,轻徭薄赋的建议,大力发展生产,裁减官吏,厉行节约,这些是贞观盛世形成的背景和基础。此外,唐朝延续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度,大量选拔治国理县的人才,实行三省六部制的政治体制,类似西方的三权分立,它避免了君主专权带来的弊端,这些构成了贞观盛世的骨架;农商并重,有效利用隋朝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和汉代建立的丝绸之路,使农业和商业的发展构成了贞观盛世的血液。而雄才大略的李世民和德才兼备的魏征,房玄龄等贤臣是大唐帝国的大脑和心脏,一个生机勃勃,万象更新的盛世从此登上历史舞台。

李世民作为千古一帝,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有哪些过人之处呢?
我认为体现在他身上的就是一个字:大。大胸怀,大气魄,大志向。
首先他以自信宽阔的胸怀大胆起用有功之臣。纵观各朝帝王,刘邦,朱元璋为保持政权稳固滥杀功臣,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遣散石守信等人,而李世民对尉迟敬德,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等辅助自己登基的功臣,委以重任,担任朝廷重要职务。事实证明正是这些功臣的文韬武略,过人才干,使李世民迅速摆脱即位之初的内忧外患的局面,国家很快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魏征是前太子李建成的东宫洗马,曾多次劝李建成除掉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并没有怪罪魏征,喜爱他的忠直才识,任用他为谏议大夫,后提拔为尚书左丞要职。魏征一生进谏200多次,几十万言,多被采用,他是贞观盛世的第一功臣。
李世民广开言路,广纳贤才,除了魏征以外,官员对于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以大胆直言,李世民虚心纳谏,有则改之,从不敷衍。唐太宗曾五次颁布求贤令,一批如马周,戴胄,张玄素这样的寒门子弟被选拔任用,贞观时期,大唐人才济济,群策群力,共同致力于国家的发展。
李世民重视和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任用世界各地各民族的人才一起治理国家,大力发展和西方的经济贸易,以和亲政策稳定吐蕃,在西北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册封回纥首领,保持西北边疆的团结和稳定,出兵打败北方草原颉利部落,解除了北方的威胁,战败的将领阿史那思摩、执思失力、契芯何力后来都在大唐效力,对稳定北方草原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世民对文化艺术高度重视,他本人是大书法家,在他的亲自参与和支持下,诗歌书法等艺术在唐朝开始兴盛,佛教大师玄奘西行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佛教的兴起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这些都体现出了李世民作为政治家的大气魄和大志向。

作为一个帝王,李世民几近完美,但人非圣贤,岂能无过,他有哪些缺点呢?历史上认为李世民的过失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但有些观点,我并不赞成。

一,李世民晚年追求奢靡享乐,懒于政事
史载:贞观十六年的时候,唐太宗下诏说,太子所用之物其他机关不得限制,结果造成太子的严重浪费现象。唐太宗自己也开始修造宫殿,贞观十一年在东都洛阳修飞山宫,二十一年又修翠微宫。
在我看来,太子花费不受节制,确实是李世民过失之举,至于修建宫殿,对于一个强大富庶的大唐帝国来说,实在不算什么。唐太宗有严重的风疾,烦躁怕热,所以在骊山顶上修建翠微宫,这也算奢侈,有点吹毛求疵了。
二,晚年厌恶直言,不听纳谏
从魏征上谏的《十渐不克终疏》和《十思》中可以看出,晚年的李世民,怠倦疏懒,厌恶直言,所以魏征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以及奉劝李世民要克制欲望,居安思危。有很多资料表明,因为不听劝谏,李世民作了很多错事,后来他在临终前,写给太子李治的《帝范》中,检讨了自己的一生的过失,希望后人引以为戒。
三,远征高句丽,劳民伤财
史载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亲征高丽,此次远征失利,因为耗费大量人才力物力,屡被史学家诟病。
但我不这样认为。
李世民即位以后,国内战争结束,政权已经巩固,经济渐已恢复,对外活动渐取进取态度。唐朝首先是在北部灭亡了东突厥、西北降伏吐谷浑、赶走西突厥,恢复了对安西四镇的管辖权。然后就着手向东进攻高丽了。恰逢此时,高丽内部反对臣服中国的强硬派泉盖苏文杀其旧王,另立新王,自立为军事统帅——大莫离支,并联合百济、攻打新罗、断绝新罗前往长安进贡的路线,新罗便求救于唐,为唐太宗出兵提供了借口。高句丽悍然进攻唐朝附庸国新罗挑起战端,唐太宗要维护大唐帝国的威严,出兵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此次出征虽未消灭高句丽,但是唐军以伤亡几千人的代价,消灭了高句丽十几万主力部队,给了对方沉重打击,展示了大唐的国威。
此次出征最大的弊端是因为征发民力,造成了部分地方的民乱,另外李世民因为年事已高,不幸身患重病。也就是在此次东征中,发现了军事人才薛仁贵,后来高宗时期,薛仁贵一举消灭高丽,这是后话。
四,相信方士,服用金石丹药,病情恶化驾崩
唐太宗曾嘲笑秦始皇和汉武帝相信道士,但自己最后也走向了这条路,相信方士迷信丹药,结果延误治疗,病情恶化,于贞观二十三年驾崩,享年五十二岁。
五,干预史官
历代朝中,都有史官负责记录皇帝日常生活和言论的,称作:起居注,皇帝不得干涉史官的工作,但李世民担心自己有不当言行被史官记录,多次翻阅了起居注,这个影响非常恶劣。虽然很多帝王也有类似情况,但作为一代明君,这是不可以原谅的。
此外,李世民把王羲之亲笔书写的《兰亭序集》作为陪葬品,死后一起埋入地下,这是非常可惜的,希望有一天这件举世闻名的书法珍品能够重见天日。
昭陵皇家墓葬群,在西安的市郊,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陵园。这里安息着千古帝王李世民,在他的陵墓周围,有180多座陪葬陵墓,安息着长孙皇后,魏征,尉迟敬德,房玄龄,李靖高士廉,温彦博等大臣,还有 15座少数民族将领的墓地。昭陵工程是由阎立本兄弟设计的,正如当初李世民把阎氏兄弟制作的24幅大唐功臣画像高挂在凌烟阁上一样,昭陵的设计,体现了李世民和自己的伙伴“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亲密关系,古今多少帝王,能有如此重情重义的胸怀?http://www.doc88.com/p-3436994394453.html  贞观之治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它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它记载了中华民族一个时代的标准和高度,它感召后世的人,理解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理想。唐太宗和他的伙伴们告诉世人,一个博大开放的国家,一个自信包容的民族,可以创造出世界为之惊叹的盛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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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7-06-30
在后期,唐太宗把虚怀若谷的纳谏之风渐渐地抛弃了,很少听信正确的意见,不再注意发挥群众的力量,只相信他个人的权威和极少数心腹的话,以孤家寡人的独断专行代替兼听众意。
贞观朝后期,官员的素质蜕化,群体统治功能下降。唐太宗丧失了忧患意识,陶醉于歌舞升平之中,忽视了潜在的社会矛盾和政权危机。
第2个回答  2017-06-30
第一,唐太宗及其臣下不能善始善终。
在唐太宗执政初期,基于对隋朝灭亡教训和对人民“载舟覆舟”力量的畏惧,为了帝位永存和长治久安,做出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好事,对独断专行等“人治”的消极行为有所节制。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意识到大功告成之时,唐太宗便意骄志满起来。以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去世为界限,贞观君臣关系和政治风气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贞观之治”的上升期,后期是“贞观之治”的下降期。
而正是在后期,唐太宗把虚怀若谷的纳谏之风渐渐地抛弃了,很少听信正确的意见,不再注意发挥群众的力量,只相信他个人的权威和极少数心腹的话,以孤家寡人的独断专行代替兼听众意。
于是,群体的合力遭到破坏,治世的生机被遏制,中断了富有活力的政策,君臣间的合作与信任遭到了严重损害,随着活力的丧失和惰性的增长,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就不可避免地呈衰颓之势。
第二,贞观朝后期,官员的素质蜕化,群体统治功能下降。
贞观后期,整个智囊群体开始染上一种随和的、顺从的、与世无争的色彩,这与贞观前期智囊群体那种勤奋、进取、直言敢谏的风气已截然不同。朝中大臣都恪守中庸之道,为保全禄位而不敢多言。
还有一部分高级官僚随着官职的升迁和权势的增大,意志却逐渐衰退,贪图安逸,追求享乐。有人迎合唐太宗所好,大献殷勤,进贡奢侈品,全然不顾朝政的衰落。
有人托病不朝,安度晚年,将国家大事置于脑后。大臣中贪污受贿、贪赃枉法等行为经常发生。贞观后期臣僚们群体素质的蜕变,是唐太宗“渐不克终”的投影,臣僚的变化反过来也加速了唐太宗政治的衰败。
第三,唐太宗丧失了忧患意识,陶醉于歌舞升平之中,忽视了潜在的社会矛盾和政权危机。
历史上的统治集团在进入盛世后,满足于维持现状,对眼前的问题小修小补,乃至自高自大,掩盖矛盾,粉饰繁华,却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就在这种状态下滋长,日积月累,变小患为大患,一发不可收拾。
创造“贞观之治”的唐太宗也不例外,随着国家情况的迅速好转,他渐渐变得懈怠和荒疏,开始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淡漠了草创天下的艰难,走上了淫奢之路,他驱使兵丁,大征徭役,到处兴建宫殿、别馆,规模越来越大。
由于大兴土木,徭役不断增加,人民不堪役使,以至于砍掉自己的肢体以图逃脱。唐太宗因滋生自满之心,无法完全做到居安思危,无法真正坚持善始善终,一世英名不保,盛世基业不克善终。
第四,连年战争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消耗,使国力大为削弱。
贞观前期由于成功地推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唐太宗曾被边疆各族尊位“天可汗”。到了贞观后期,唐太宗的偏执、猜疑等扭曲心态也反映到对待周边民族的关系之中。
晚年的唐太宗希望生前消除已出现的边地事端和存在各民族中的隐患,同时受好大喜功的怂恿,连续进行了多次与边疆各组的额战争。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动员了大量人力和财力,在东北、西北、西南同时作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内耗,加速了“贞观之治”由盛而衰的转化。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