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的“伦理化”哲学是文化的结晶,是时代精神的“精髓”,中国传统哲学也体现了其特有的时代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一,“合”——传统哲学的最高追求 “分”,西方哲学思想的核心(另外行文分析);与之相反,“合”,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和最高追求。如道家的“道”则是追求物我合一,即人生、社会、宇宙的大整合,;儒家的“中庸”也包涵求“合”的思想,求得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中庸说到底是一种手段);佛家的“圆融”之境也是对大千世界最高和谐的一种追求。分——主客两分的世界观,使西人的目光紧紧盯着外部世界;合——“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使我们先人目光永远投向人、投向人的内心世界——“合二为一”的世界观,决定了我们的方法论——古人的思维过程从来是视主、客为一体,即所谓“物我两忘”或曰“物我同一”。一切外物永远在主体的关照之中。一切思考、认识、探讨都是直指人心。二,传统哲学思辩中强烈的主体意识 天人关系是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天人合一”是诸子百家、各学派基本认同的世界观。西人二元分离的世界观侧重于主客分离,注重于排斥、分化、对立一面的研究。我们的传统哲学则侧重于主客间的联系、统一、和谐、融通、同一的一面。在传统文化精神中,“合”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如道家之“道”,即是天、地、人的结合体。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天道、地道、人道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庄子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所以“道”即是“一”。道家认为,“道”是一个绝对永恒的超时空、超现实、超感知的实体——看不见、摸不着的“实体”,是世界的本源。同时他们还认为,道既是世界的根本,万物的本源,普遍存在的“实体”,但又是天地万物发生、发展、变化的依据、动力与规律,还是人类对于世界的一种最高的认识——整个宇宙都是“道”:一个和谐、同一、虚无的“无差别境界”——宇宙、世界、人、万事万物,是什么都一样——“齐一”。“道”作为实体是客观的,而以先验的理论观察世界的认识活动是主观的,这样,“道”就成了一个主、客的“统一体”。用这种主、客不分的 “道”眼观察世界的“认识论”——或曰认识活动中渗透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这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特有的人文精神。打一个不确切的比方,古哲人的思辩好比“坐禅”——认识过程没有明确的推理程序、模式和规则,就是一个“悟”——主体的内心探求——请不要误以为这就是“唯心主义”。不,这是主、客一体的探求——传统哲学思辨中渗透着的强烈的主体意识。三,传统哲学的“伦理本位”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一直是一种封建宗法性社会,而生长在这种类宗法意识十分强烈的社会氛围中的哲人,在伦理文化的熏陶下,思考问题时,总是以“孝悌”的伦理观念关照一切,研究天、地、人的关系无一不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把天理人性化、伦理化,以为天有善恶之心,如“天生五谷以养人”。古人关于天理、人欲之辩,都有强烈的伦理色彩。儒家哲学可以说,基本就是人生哲学、伦理哲学。如它的三大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道德的自我完善。有人说:中国“哲学成了儒家的奴婢”,如果从哲学的伦理化倾向来说,也不无道理。道家的终极关怀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这是道家哲学的价值取向,也是一种人文的关怀。道家的“无为”也可以理解为对自由人格的一种追求。这都体现了传统哲学的伦理化倾向。这个角度理解,“伦理本位”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的核心。四,传统哲学对政治的极大关注 中国是传统的宗法制国家,实行的是家、国一体的政治体制,这样就使国家一切政治问题都变成了“家政”问题,治国就是治家,所以国家基本政治原则已经伦理化了,为政治服务,即是为君主服务,是当时文化的基本功能,所以,哲学也必然为伦理化的政治服务,这样哲学也就伦理化了。各家各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儒家以“孝”治国,以“礼”规范人,都是为了使政权“传之罔极”。老庄们也都思考治国的问题,重视人的心性的修养,所谓忧国、忧民、忧君,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 ,从而使伦理、政治、哲学融为一体,政治伦理完全覆盖了哲学,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色——伦理本位。总之,中国传统哲学具有鲜明、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整体观念,它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无差别”的和谐、统一的世界。他在中传统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对中华传统文化影响极其深远。中国传统哲学讲求实用,其着眼点乃是社会的“伦理”,它注重现实的人生哲学与人际关系的探讨。因而也就与政治、伦理紧密相连,最终堕落成政治的“奴婢”。所以很多学者误以为,中国无哲学(如当代著名思想家黎鸣先生即持此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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