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一老板办了一家服装厂，后来又登记了两家企业，分别是一家实业有限公司和一家服饰公司。这三家企业不但为同一老板所有，而且工商登记住址、业务经营范围都完全一样，在工人们看来，就是一个工厂挂了三块牌子。去年，在服装厂工作了近２０年的王某被企业辞退，她向法院起诉服装厂，要求支付相应补偿金，并补缴医疗保险。 但服装厂说，为她缴纳养老保险的是那家实业有限公司，而作出与她解除劳动关系决定的是那家服饰公司，三家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所以，王某不是服装厂的职工，告错了对象。当地法院审理后认可了这个说法，称王某应根据纠纷类别，起诉与她存在法律上的劳动关系的实业有限公司或者服饰公司，其起诉被驳回。 法院的这个判决当然没错，却苦了原告王某。重新起诉，就意味着重新开始复杂的司法程序，维权的成本会显著增加。能够因此怪王某吗？怪她在企业工作了近２０年，却连自己究竟是哪家企业的职工都没搞清，匆匆忙忙打官司，还没交上手就败下阵来。 现在，在产生纠纷时，通过司法途径寻求解决，被认为是大力倡导的理性之举。如果一方当事人是弱者，权利受到了侵害，社会更鼓励他们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但现实是，许多时候，弱势者似乎更愿意通过非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譬如，近年来各地发生了大量拖欠务工人员工资的事件，但务工人员大都不愿意走法律之道，而是想出了自焚讨薪、跳楼讨薪、爬油库讨薪等各种稀奇古怪的追讨方法，以致出现了伤残、命案等令人痛心的后果。与此相反，那些拖欠工人工资的不良企业主，有时却很是“讲法律”，动不动就对走投无路的务工人员说“你们去法院告好了”。 为何占理的务工人员不愿打官司，欠薪不还的老板反倒底气十足，愿意在法庭上相见？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对于许多弱势者来说，法律的武器实在过于沉重，不是他们想拿就能拿得起来的。因为他们不拥有相应的知识，自身素质也无法适应繁琐、细密的司法程序要求。譬如，司法要求起诉者负有举证责任，就让他们无力跨过求助的门槛。其次，务工人员本就收入不多，无力支付动辄数千元的代理费用，如果被拖欠的工资仅几百元，通过司法手段追讨更是没了实际意义。虽然从理论上说，政府部门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向务工人员提供帮助，但实际受惠者少之又少。此外，客观存在的司法运行低效率甚至司法腐败，进一步抬高了务工人员试图讨回公道的成本。 法律武器让人拿得更轻松，真正成为保护每个公民权益的工具，不但与国家出台了多少具体的法律规章有关，更与是否具有与之相适应的法治环境有关。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的建立，必须以全民素质的提升和法治意识的深入人心为前提，而不是以出台了多少法律规章为唯一标准。如果不铲除产生社会不公的土壤，法律为全体民众服务的宗旨如果不能真正落到实处，法治环境就不可能健康，法律武器对于许多弱势者来说，就将永远沉重，无法轻松使用。依法维权也会因此变成一件难事，不光会让拖欠务工人员工资这样的问题成为顽疾，更会消减人们信仰法律和依法办事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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