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朝，咸阳的城门在公元前349年的一天黄昏时分缓缓关闭，标志着一天的结束。从城墙上望去，咸阳城内富户人家的屋檐下挂着灯笼，显示着家境的富裕。正堂之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坐在首位，两侧坐着两位成年男子，下方则是妇女和孩子们。老者突然将手中的烟枪猛地敲击桌面，严厉地说：“自古以来，哪家不是四世同堂，儿孙满堂，商鞅这个魏国的逃犯，来到我们秦国，就要拆散家庭，分割土地。官府的告示，我把它当作废纸。”话音刚落，左侧的男子便指向右侧的男子问道：“你是我的大哥，不说分家后你会扶持我，至少在分家时你不能多占便宜，我们都知道农民离不开种子和耕牛，这两样你不能拿。”然而，对话并未得出结果，众人只能各自回房休息。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县令便带领一班差役来到这家门前，直截了当地问老者：“你想好了没有，何时让你的两个儿子分家单过？我告诉你，分家是躲不过去的，朝堂上，连一直维护我们秦国百姓利益的甘龙，都升任太师，商鞅也已经是左庶长了！”在县令的见证下，这家人在给祖宗上香、吃团圆饭后，最终进行了分家。
商鞅变法规定，有两个以上儿子的家庭，必须分家，否则要加倍征收赋税。这一政策禁止父子兄弟同居一室。然而，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有广泛深厚的民意基础和统治者的坚定推行。然而，商鞅试图通过暴力手段，在短短数十年内改变传统习俗，这自然让老百姓感到痛苦不堪。
在商鞅变法之前，百姓可以自由地在国家内部四处谋生。但为了获得更多的粮食，减少无业游民对治安的影响，秦国被划分为31个县，县令成为主政官员，根据人口和土地编制户口，制作了历史上最早的身份证——路引。走亲访友和住宿都需要出示路引。这一举措虽然对国家治理有益，但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百姓来说，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据史书记载，秦惠文王上台后，为了报复老师甘龙的侮辱，以谋反的罪名逮捕了商鞅。商鞅在逃亡途中，因为忘记携带路引，在一家酒店住宿时被捕，最终遭受五马分尸的酷刑。可以想象，商鞅在翻找包袱和口袋时，发现路引落在屋内，该有多么懊悔。
从商鞅变法到秦国灭亡，总共也就百余年的时间。我认为，这就是商鞅变法不注重引导，仅靠国家机器推动的结果。这就像一个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依靠爆发力跑到了终点，但生命也终结于终点。凡事都应该循序渐进，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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