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政治是中国近代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畸变的结果。延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但民主立宪政体未能建立，于是掌握武力的军人集团登上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军阀政治时期。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研究史的简要回顾军阀政治的存在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界的共识，但是，在军阀政治的起源与阶段划分上仍存在着重大分歧。国内学者对军阀的研究由来已久，而且将重点集中在北洋军阀身上。1949年以后，北洋军阀几乎成为了全社会的习用语，并且把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直接联系在一起。早在上世纪50年代，荣孟源就认为，“中国近代史上所谓北洋军阀，是指从辛亥革命后篡窃政权的袁世凯起到蒋介石国民党军阀出现以前的军阀势力。”这样的观点一直支配着军阀政治研究的话语体系，换句话说，以袁世凯取得全国统治权作为近代中国军阀政治起点的观点占据着国内史学界的主流。那么，军阀政治的下限或者说结束点在哪里呢？一般认为，是蒋介石在大陆统治的结束。类似的观点在海外汉学界也有反映，以“军—绅关系”分析模式闻名的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历史系中国和日本近代史教授陈志让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陈志让所说“军—绅关系”中的军是指1895年以后渐渐发展的军队,绅(缙绅、士绅)是受传统教育、有功名的人，他们有些任过政府的职位,有些拥有田产地产。他认为，1860年至1895年是绅军政权，1895年至1949年是军绅政权。军绅政权就是军阀政治的核心本质。陈志让特别指出：“有的人以1916年袁世凯死后和1928年蒋介石执政之间为中国军阀的统治时期，这样的分期不能说明中国近代军—绅政权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它的衰落。”陈志让还认为军绅政权有五个特征：军人领导绅士，近代民族主义觉醒时代，不保卫国家主权的完整，权力分散，财政自立。海外研究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政治学教授齐锡生，则持明显不同的观点：“1916—1928年的中国具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那是一个‘军阀’统治的时期；第二，那是一个混乱的破坏性时期。”齐锡生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考察近代中国军阀政治问题的，注重对中国军阀政治进行系统的、动态的宏观分析，这也是直到目前为止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齐锡生的分析模式与理论观点对国内的军阀政治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传统的主流观点慢慢发生了变化。比如，有研究者将中国军阀政治的存在时期做了这样的概括，“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军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很显然，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那段时期也划入了军阀政治的时间段，但把军阀政治的起点向后推迟了一些。除去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时期问题上存在着争论和分歧以外，对军阀政治的研究还存在着两个重大的缺陷，孔凡义给我们做了提示：首先是“多微观叙事，少宏观分析。受二战后行为主义的影响,西方学者对中国军阀政治的研究以微观研究为主导, 宏观的定性研究寥寥无几。微观叙事在军阀政治研究中是相当深入的,他们提供了地域、传记、军人的研究视角, 非常细致地描述了军阀政治的某个组成部分的特征。这些微观研究侧重于军阀政治的特殊性,往往容易忽略军阀政治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政治形态的普遍性。”其次，“他们只重视对军阀及其军事组织的研究，而没有把军阀政治看作是一种政治形态。这种倾向的缺陷就是,把军阀首领及其军事组织独立出来,不能解释军阀形成、发展和终结的政治背景。”本文的研究就是要立足于宏观视角，从整体上把握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演变过程及其特征，以为该领域的研究做些铺陈，争取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演变过程为了澄清军阀政治的具体含义，我们首先从“军阀”一词的由来及其本义开始做一简单的梳理。关于“军阀”一词的由来，目前考证得还不是很清楚。根据徐勇的说法，“可以确认‘军阀’是来源于日本，而且可以确认它出现在大正初年（1912），其后于1917年前后在中国得到传播运用。”也就是说，“军阀”是一个外来词，开始流行于1917年前后。李大钊是最早将“军阀”概念移植到中国来的人。李大钊于1917年8月15日发表的《辟伪调和》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军阀”概念：“东邻有政友会者，常与军阀相结以当局者，舆论多鄙薄之。”李大钊发表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张勋复辟失败不久，段祺瑞重新掌握北京政府的实际权力，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偏袒热衷于武力统一中国的段祺瑞，“伪调和”是李大钊批判梁启超等人的用语。李大钊所说的“东邻”系指日本，“政友会”是1900年由伊藤博文创立的代表日本地主和财阀利益的政党，1940年解散。“政友会”与军阀相勾结，故而很受日本舆论的轻视，李大钊的意思再明白不过，“军阀”不是一个好东西。而根据来新夏先生的考证，“军阀”一词最早出现在《新唐书·郭虔瓘传》中：“郭虔瓘者，齐州历城人，开元初，录军阀，累迁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金山道大总台管。”这里的军阀还是一个褒义词，是指有军功的世家，寓门庭显赫的意思，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含义正好相反。但在李大钊以后，“军阀”的贬义色彩愈益浓厚，梁启超、陈独秀、孙中山等人也都相继使用“军阀”一词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1918年10月26日，梁启超对记者发表谈话时，首次使用了“军阀”一词。他说：“试问中央对于北方诸督威信何在，愈主战而愈倒持大阿，以授彼在外拥兵之军阀，以此言威信，失将谁欺？”梁启超所维护的是段祺瑞政府的中央权威，他指称的军阀还仅限于北方的军事势力派别。陈独秀使用“军阀”一词要稍晚于李大钊和梁启超，在1919年2月16日发表的《我的国内和平意见·裁兵问题》一文中，陈独秀做了如此陈述：“我看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要点，不在南北分立与否，而在能否合舆论的内力和友邦的外力，铲除这南北军阀的特殊势力。”陈独秀作此论的主要意图在于批评段祺瑞借助日本军阀的帮助训练参战军，告诫段祺瑞要洁身自好。但是，陈独秀把与革命党人合作的西南军事势力派也视为军阀，即西南军阀。而把北洋与军阀连在一起并针对袁世凯死后北洋派军人继续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事实，是孙中山在1919年11月中旬的《与留法学生的谈话》中：“袁世凯现在虽然死了，北方政府仍然在北洋军阀、官僚、政客的手里。所以我非在广东组织护法政府，重新革命，不能挽救中华民国。”此后，北洋军阀的称谓不胫而走，逐渐成为报章杂志上的常见词。我们为什么要花费篇幅去讨论“军阀”这一术语的起源与传播过程呢？这是因为，研究历史问题，不能不考虑当时人们对自己所处时代和所面临问题的看法，这样才有助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既然“军阀”一词的使用与传播已在袁世凯去世之后，我们再使用“军阀”的行为模式来评价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就显得有些不合情理了。张华腾认为，北洋军阀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起初并不能用北洋军阀来称呼他们，不如选用“北洋集团”一词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他们是由北洋集团最后发展为北洋军阀的，由北洋集团发展演变为北洋军阀，经历了约20年的时间。”北洋军阀的源头是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北洋新军的训练是北洋集团的历史起点，这一点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如果再往前追溯，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特别是淮军更与北洋集团有着渊源，但那与本文的主题距离过远，就不必列入考察范围了。北洋集团演变为北洋军阀有一个历史过程，北洋军阀与政治的结合即军阀政治的形成也有一个历史过程。胡玉海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解体的角度分析军阀政治产生的根源，认为“中国传统的三维社会结构的衰败,是社会动乱和军阀政治形成的渊源。”所谓“中国传统的三维社会结构”，是指王统政权、道统文化、族统社会，分别对应着政治、文化、社会。把三维体系的裂变看作军阀政治产生的原因，在分析思路上是一个重大突破。袁文伟接受了这一分析模式，并吸收了陈志让的“军—绅关系”模式，对军阀政治的产生原因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及其三维结构体系不约而同地发生了裂变，中央权威日渐式微，中国社会由以文制武的‘绅军政权’时代转变为以军干政的‘军绅政权’时代，军阀便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并上升为政治斗争的主角。”但是，他们分析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军阀政治的起因方面，并没有对军阀政治演变过程的分析，更没有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角度加以审视，故而有片面之嫌。遵循着严格进行历史考察的原则，我们对军阀政治的出现和演变可以做一粗线条的分析。袁世凯帝制自为失败后，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不久个体生命也结束了。没有了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开始了向北洋军阀的急剧转变，同时也开启了军阀政治的大幕。1916—1917年间，北洋军阀考虑的首要问题是作为一个团体继续其在国家政治上的统治。自视为袁世凯衣钵继承人的段祺瑞担负起团结北洋集团的重任，利用北洋军阀的雄厚实力强力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试图打败西南军阀，进而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北洋势力的全面胜利。但是，段祺瑞的高压政策引起了团体内部的反感乃至分裂，最终导致了军阀政治的形成。对此，齐锡生有过精彩的分析：“北洋成员把北洋系统看成是一个家庭。一个中国家庭的家长，既是严厉的，也是宽厚的，他不应该是凶狠的或喜欢报复的。更重要的，中国家庭重视融洽而讨厌公开分裂。对于段祺瑞，作为北洋的领导人应该做到这些。当事实证明段祺瑞坚持他的高压统治方式时，别人就开始为保护自己而联合起来。因此，本来想恢复北洋的团结，结果却将其分裂成毫无希望的碎片而结束。”段祺瑞在北洋集团内部远未达到袁世凯那样的权威地位，北洋系的地方军人势力逐渐抬头，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物急于取得发言权，军人干政的势头日益明显。非北洋系的总统黎元洪很快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权，而段祺瑞与黎元洪在政治上的争斗更加剧了军人干政的程度，因为段祺瑞习惯以地方军人的力量压制黎元洪。不过，此时的北洋系地方军人尚不敢公开顶撞国家元首，起码礼节上的尊卑关系还是保存着。因对德宣战问题，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冲突第一次发展到极点，于是段祺瑞招“督军团”进京，试图以此压迫黎元洪让步。那些赳赳武夫闯进公府压迫黎元洪屈服，没想到遭到黎元洪的大声痛斥，陶菊隐很生动地记述了这滑稽的一幕：“当倪嗣冲提到‘各国公使希望我们参战’的时候，黎的气更大了，他大声地怒吼：‘你是省长，凭什么资格和外交团说话！’倪又诡辩他这次是到北京来是奉召参加军事会议的，不能算是擅离职守。黎怒斥说：‘你是省长，凭什么资格参加军事会议！”那些督军们什么反应呢？“究竟是一国的元首，他们受了气也还不敢当面顶撞，只得诺诺连声地退出来。”受到训斥而不敢当面顶撞，说明军阀干预政治的程度还不是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及张勋复辟，公然驱逐总统，已然是无法无天了；再后来，王承斌强迫总统交印，则丝毫不顾及颜面了。因此，笔者认为，军阀政治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是从表面上的温情脉脉到颜面无存，直至没有军阀的同意和支持内阁就无法组成，军阀政治的程度是步步加深的。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阶段性特征近代中国的军阀政治既然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因而对其阶段的划分就是很必要的了。齐锡生将中国军阀政治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16—1920年，1920—1924年，1924—1928年。“每个阶段表示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以极大地改变了这种方式的一个重大事件作为划分每个时期的标志。”他所给出的重大事件却也能够解释每个阶段划分的依据，但笔者觉得，还是将中国军阀政治划分为两个阶段比较符合历史实际，即1916—1920年为第一阶段，1920—1928年为第二阶段。这样的划分是依据军阀干预政治的程度而来的，每个阶段都有其自己的特征，后面给出具体的解释。对于军阀政治的总体特征，胡玉海认为有四个：一是拥兵自重,控制政治；二是利用民主政治形式实现军阀专制；三是个人及政治角色之间不受法律制度约束；四是中央权威弱化,军阀割据混战。袁文伟则提炼出七个特征：一是拥兵自雄干预政治的称霸性，二是政治行为的投机性和无原则性，三是利权的攫取性与排他性，四是政治伦理取向的封建性，五是政治面目的虚伪性，六是对外关系中的严重依附性，七是军阀政权更迭的频繁性。孔凡义也用概括性的语言归纳出了军阀政治的总体特征，“在中国军阀政治下,军人在政权控制中居于主导地位, 军人干预政治, 政治成败决定于军事实力, 政治竞争依赖于军事斗争, 政治运作采用军事手段,这些特征也是军人政治所拥有的。”但是，他们的概括都是从军阀政治形成的角度给出的，缺乏对军阀政治发展阶段的实证分析。笔者认同齐锡生对中国军阀政治时期的看法，即1916—1928年为中国的军阀政治时期。理由很简单，袁世凯虽然创造了北洋军阀这一军事集团，但袁世凯主持中央政府有其政治上与法律上的合法性，尽管最后他背叛了民主政体。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虽然还存在着一些军阀的遗孽，但中央政府的权威一直在加强；军人对政治的干预程度虽然很高，但拥兵自重的程度总起来说也是逐渐降低的。在这个前提下，笔者将中国军阀政治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1.第一个阶段，1916—1920年。此阶段的起点没有说明的必要，将结束点定位于1920年直皖战争。齐锡生认为，这个阶段的特征是没有大规模的敌对行动，“军阀们更关心的是他们的内部事务而不是影响整个国家的事务。”笔者同意齐锡生的概括，但认为他的概括是不全面的。袁世凯死后，国家处于分裂的边缘，各地的军阀忙于巩固内部的团结和统一，没有力量对国家事务进行大规模干预。段祺瑞在国家政治方面处于统治地位，而且他未曾建立自己的私人武力。1918年开始编练参战军，段祺瑞才算初步有了自己的嫡系军队。但就是这支参战军，也是在对德参战的形势下，由中央决策建立、名义上属于国家的中央化军队，与其他军阀势力的“私兵”有着很大的区别。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参战军改为边防军，徐树铮率领其中的一个混成旅入蒙，利用科布多都护使陈毅原有的对蒙交涉基础，迫使蒙古王公取消独立，这可看作参战军实际发挥过的国防作用。1920年7月14日至18日的直皖战争，段祺瑞将西北边防军投入内战，目的是为争夺北京政府的统治权，边防军才有了“私兵”的些许味道。但是，段祺瑞当时是处于中央政府首脑的位置上，颇有维护中央政府权威的意蕴。直皖战争以段祺瑞的失败告终，边防军也被解散，此后中国才陷入了军阀大规模干预国家事务的“痛苦”时期，于是军阀政治进入了第二个阶段。2.第二个阶段，1920—1928年。齐锡生将这个阶段又分为前后两段，1920—1924年为一段，1924—1928年为另一段。他这样划分的根据，是军阀政治的主要角色发生了变化，前一段是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和张作霖的奉系，后一段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张作霖的奉系。而他所依赖的政治学理论是权力均势模式，即中国的政治派系在某些方面非常类似国际关系,军阀组织要遵守权力均势的逻辑:（1)要增长力量,宁可使用谈判而不采取战争方式；(2)宁可战斗而不放过增长力量的机会；(3)宁可停止战争而不要消灭一个重要角色；(4)反对派系内部有可能占统治地位的任何联盟或个人；(5)要限制那些主张超国家组织原则的行动者；(6)允许打败的或被限制的重要角色作为受欢迎的合作者重新加入派系,或把某些以前的不重要的角色划进重要角色的行列,把所有重要角色都作为受欢迎的合作者。可国内的政治关系明显不同于国际关系，“在军阀政治下，派系和省区都不是主权单位，中国的中央政权也不能等同于国际联盟。在权力均势模式，把军阀政治看作分崩离析的国际体系是不恰当的。”基于这个理由，我们必须跳出齐锡生的分析模式，不以权力均势为观察基点，而纯粹以军阀对国家事务的干预程度为分析的出发点。1920—1928年间，中国军阀政治的主要特征就是中央政府的组成必须得到军阀的同意和支持，换一种说法，就是主要军阀达成默契，才能组成中央政府。所以，随着军阀势力的彼此消长，中央政府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直皖战争以前，段祺瑞也有过数次上下台的经历，他也和冯国璋有过根本政策上的分歧，但他基本上没有丧失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直皖战争后，绝对的中央权威不复存在，军阀之间的政治交易决定了国家事务的走向，这也是中国军阀政治第二阶段明显不同于第一阶段的特征。在第二个阶段还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现象，这就是国民党军事势力的迅速发展，并最终消灭了北洋军阀势力，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也终结了军阀政治。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近代中国的军阀政治有着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然而，大家还应该看到军阀政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军阀干预国家事务的途径是掌握中央政权。军阀一方面与中央政府保持着某种离心力，一方面又要参与或控制中央政府，而不是走向分裂或独立。王士珍远离民国政坛的一个假设性解释在军阀政治的大框架来考察王士珍远离民国政坛的行为，将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进入民国后，王士珍行事低调，尽力远离政治漩涡，并为调节军阀间的战争出力颇多，其悲天悯人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仰。为什么王士珍要远离民国政坛呢？这里先引用他自己的一段话来做注脚，那是他刚出任国务总理时对一位前来采访的记者说的：“余少年时，意气不可一世，视建功立业，直寻常事。比追随李合肥，以彼勋望之隆，才猷之富，阅历之深，凭藉之厚，而见其行事多扞格。每郁郁不自得，始叹天下多难事，非可妄自矜许。从此遂不敢放言高论。后渐跻高位，闻见更广，益知建树之不易，惟兢兢自持而已。自由江北提督解任归里，即无宦情；辛亥一出，已为蛇足。其后以项城敦迫，故交牵率，勉相周旋，毫无裨补。今复以河间推挽，忝尸揆席，而国事则久无可为，岂余之才力所能有济，不过聊徇友谊，暂维门面，有何政见之可谈乎！惟私心默祝和平统一早日实现，兵祸不作，举国宁谧。余得为一太平之民，安居乡里，于愿足矣；然颇虑此愿之不易偿也。”根据王士珍自己的这段叙述，他是看到纵横捭阖的李鸿章“行事多扞格”，才萌生退出政坛的念头。后来，他之所以同意出任国务总理，也是看在冯国璋屡屡敦请的份上，不得不勉为其难。王士珍组阁后，段祺瑞通过报纸对王内阁大肆攻击，又嗾使新交通系进行倒阁活动。昔日的盟兄弟已变为政治上的对手，王士珍的退意重生。于是，王士珍便在1918年2月底借口身染疾病，偷偷跑到天津躲了起来，自此彻底脱离了民国政坛。由于王士珍留下来的文字材料比较稀少，我们无法准确判断他究竟是如何想的。但在军阀翻云覆雨的民国政坛，王士珍没有自己的私人武力，又如何能够站得住脚呢？齐锡生对军阀派系中“大元老”地位和作用的分析，对此很有帮助。他说：“在军阀派系中，依据年龄和在北洋军队中的资历，可以把某些人看成老前辈，他们由此得到声望，但不一定同时拥有权力。在社会上他们得到适当的尊敬，但是如果手中没有军队，他们在政治上就极少或根本没有权威。”王士珍不就是这样一位无兵无勇的北洋“大元老”么？在残酷的政治面前，王士珍选择了退出，反而会获得更多的社会尊重。“‘大元老’在派系中并不拥有制定决策的权力，往往是一些退休军人偶尔被委派执行一些外交方面的工作。”这正是王士珍在民国时期的实际生活状况，非不想为也，是不能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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