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角度揭露和批评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势力及贪官污吏的罪行。
蒲松龄一生穷困不达，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当时的吏治腐败、官吏的贪残、社会的黑暗，不仅耳闻目睹，而且有切身感受。因此，表达这类主题的作品，写来入目三分。在清朝残酷的文字狱威胁之下，蒲松龄以满腔的悲愤和非凡的才能，用他那枝犀利的笔，创造了一大批奇异曲折、扑朔迷离的故事，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社会中的统治者、贪官污吏、豪绅恶霸，揭露他们贪婪、暴虐、谄媚、昏庸、无耻等本性，以及欺压剥削人民的累累罪行，表达了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那些以揭露当时社会黑暗，鞭挞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抨击社会的时弊为主题的优秀篇章，在这部书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如：《梦狼》、
《促织》、《梅女》、《张鸿渐》、《续黄梁》、《 鸟》、《公孙夏》、《韩方》、
《一员官》、《伍秋月》、《潞令》、
《席方平》、《红玉》、
《商三官》、《成仙》、《鬼隶》、《向杲》、《王者》、
《石清虚》等，就属这类的作品。
《潞令》、《梅女》、《 鸟》等篇就揭露了贪官污吏对人民的敲诈勒索，草菅人命，《梦狼》更是这类作品中写得最犀利的佳作。
而蒲松龄寄托的「孤愤」在《席方平》篇中体现尤为突出，这篇写得颇有文采的「冥判」，显然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如果把它用在某些贪官污吏的身上亦无不合。《聊斋志异》对这一方面的揭露与批评，并不止於豪绅恶霸、贪官污吏、爪牙蠹役身上，而是常常把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著名的《促织》即写皇帝和后妃幸臣喜斗蟋蟀，每年向民间徵收，结果就导致了一家成名，乃至整个社会都为了皇帝个人的娱乐而惨遭厄运，甚至家破人亡。
科举制度发展到明代，流弊越来越明显。为了获得一官半职，读书人埋头於时文八股，「代圣贤立言」，有的考生拉关系走後门，甚至行贿行骗，捞个举人、进士；有的主考官，或有眼无珠，或徇情枉法；以致有些真才实学者往往名落孙山，而那些文墨不通、品行低劣者往往挤入衣冠之列，使本为选拔人才的制度，成为扼杀人才的机器。因此，明末清初，批评科举制度的弊病，成为一股进步的思潮。在文学方面，清初的三大小说家蒲松龄、
吴敬梓、曹雪芹都对科举制度的弊端进行了揭露与批评。仅管蒲松龄不及後来吴敬梓那样全面、彻底、深刻，但他是清代第一个以小说的文学形式来批评的作家，而且笔锋相当犀利尖锐。因此，其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就不容忽视。
蒲松龄「壮岁治举业」，却屡困场屋。因此，他对科考弊病有著切身的体会，能从考生和考官两方面来进行嘲弄、讽刺和批评。在《
王子安》篇中，他总结了秀才入围有「七似」，这种讽刺是多麼犀利，而其中自有作者的无限辛酸。由於科场之弊，真才往往被黜，而凡庸之辈往往由此入仕。《郭安》篇写了由进士出身的县令判的两个案子，令人啼笑皆非。当时也有正大之士，不愿作应试文章，以辱自己人格，《贾奉雉》篇中的贾奉雉就是一个。与此篇相类的有
《罗刹海市》，这是一篇寓言性质的小说，以美为丑，以丑为美。世情如此，科场更是如此，饱含作者的「孤愤」。
对主考官的讽刺，则首推《司文郎》。而《三生》篇写被黜考生对试官恨之入骨。此外，如《素秋》、《于去恶》、《考弊司》、
《沂水秀才》、《雨钱》、《苗生》等篇，对科举制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