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赵建国前赵简子当政的年代，赵氏就在其统辖的领地内进行扩大亩制和整顿税收的改革。原来在当时各国的农村中，还普遍实行着
西周以来的“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通典•州郡典•雍州风俗》）的授田制。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大量荒地的开垦，这样的授田制越来越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于是各国都在扩大授田的亩制。据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吴问》的记述，当时的
晋国范、中行氏制田“以百六十步为亩”，韩、魏氏制田“以二百步为亩”，独有赵氏制田的亩制最大，“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这与
秦国商鞅变法时的亩制改革相当，但赵氏此制的推行要比商鞅早了一百多年。
在扩大授田亩制的同时，赵简子又实行税制的优惠政策和整顿改革。同样据上引汉简《吴问》的记载，当时晋国的范、中行、韩、魏诸卿均在其领地内对农民“伍税之”，即五分税一，十分税二，这样的税制是相当苛重的。只有赵氏，一方面实行“公无税”，即“对前往垦荒的农民实行的一种暂时的优惠性政策，类似于后来秦人为了招徕三晋之民，‘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不起十年征’（《商君书•徕民》）之类措施”；另一方面又调整税率，赵简子指出：税率应当“勿轻勿重，重则利入于上，若轻则利归于民，吏无私利而正矣。”（《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这样的税率肯定要比晋国其他诸卿为轻。经过扩大亩制和税率调整的改革，赵氏政权的农业生产和君民关系比前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当年孙子评述说：其“主敛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国。”（银雀山汉简《吴问》）赵氏在建国之前就以改革闻名，独树一帜，人们争相传颂。
到公元前403年，赵烈侯又在其相国公仲连的推动下，进行了一些经济方面的改革。当时赵烈侯生活奢侈，纵情享乐，滥加赏赐，挥金如土。他喜欢上了郑国的两个歌手枪与石，就要赐以每人“万亩”的田地。公仲连故意缓办，称疾不朝。后经番吾君的介绍，公仲连向烈侯推荐三位贤人。其中徐越有针对性地向烈侯讲述“节财俭用”对充实国库、预防应付不测事变的重要性，赵烈侯高兴地听完陈述，欣然表示采纳，又派使者对相国说：“赏给歌者的田暂且停止。”（《史记•赵世家》）同时任徐越为“内史”，是负责国库各项财政收支的财务官。通过这一经济改革，赵国的财政制度当进一步健全，对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必有重要作用。
赵惠文王时，田部吏赵奢为整治某些宗室贵族依仗权势不缴租税的腐败状况，乃依法“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并对平原君开导说：“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平原君以为赵奢贤能，便向赵王推荐。赵王立即提升他的职位，让他治理全国的赋税。于是，赵“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附《赵奢传》）经过这一次经济改革，惩治腐败，贵族依法纳税，减轻人民负担，赵国又欣欣向荣起来。
与秦国商鞅变法后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不同，赵国一贯推行农工商并重的政策，允许民营工商业的发展，允许集市贸易的开设，国家则依法收取工商税。这样，既活跃了市场，发展了经济，国家也可充实府库，积累财富。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赵国有名的实业家“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而汉代“蜀卓氏之先”也是“赵人”，“用铁冶富”：可知赵国冶铁业的发达。当时“赵之邯郸”，“富冠海内”，“为天下名都”（《盐铁论•通有》），出现了像
吕不韦这样能赢利“百倍”（《战国策•秦策五》）、“家累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大商人。在军队驻扎的地方还设立“军市”，任民买卖而收取租税。据说“
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史记•冯唐列传》），从而为军事上的胜利积累物质基础。
上述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措施，促使赵国农工商各业蓬勃发展，国家府库充实，上引策士所言赵国“粟支十年”，应该是有一定根据的。近几十年来，在赵国疆域内发现大量
战国时代的冶铁遗址、铁制生产工具和青铜铸币，这些都是赵国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成就的实物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