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两本集子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鲁迅思想的变化发展。先说《呐喊》。谁来“呐喊”?我。为什么要“呐喊”?我们不妨看看鲁迅那个著名的“铁屋子”譬喻——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这个虽然悲观沉郁的描述却暗含了一个信息,也可以说是一种自信:我是清醒的个体,我是站在启蒙的立场上的,所以我要呐喊,即便声音微弱、个人前途暗淡也在所不惜。以《阿Q正传》为例,这篇小说固然带着作者强烈的自省色彩,但毫无疑问的,作者的精神是高于阿Q的,是在无情自剖基础上的俯瞰。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语境后面便包含着一种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这一自信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表现得很鲜明:“所以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尽管经历了种种寂寞困苦,尽管有上述那段近乎绝望的“铁屋子”譬喻,内心深处的这一自信并没有改变。
但鲁迅的这一信念的扎根之处与普通作家是不一样的,正体现了他的丰厚与深刻。鲁迅一直把自己定位成“中间物”,只是进化链中的一个过渡。他“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一点光明出去,自己则甘愿灭亡。这一孤独者的本质,这一自我牺牲的精神力量,非但不会导致颓废消极,反而能激起一股悲壮的、自觉的赎罪感——替所有人去赎罪,而这一赎罪感蕴含着主体的自信与优越。
就拿《药》来说,通过解读我们发现,除了夏瑜,小说中的人物都具有“吃人者”和“被吃者”的双重身份,而革命者夏瑜则是单一身份——人血馒头——“被吃者”。这一身份本身就带有一种强烈的殉道意味,精神境界和直面人生的勇气远远高于其他人。或者还可以这样说,像狂人那样,夏瑜以前也是“吃人者”。如果说狂人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后,终于“痊愈”,自省的道路走了一半,那么后面的一半就由夏瑜用他的鲜血来完成了。
然而到了《彷徨》那里,这种自信忽然遭受了强烈质疑。谁在彷徨?我。作者逐渐进入到对主体内在的烛照和自省,于是主体的立场发生了松动;启蒙者已不能确定麻木的群众究竟有没有可能被唤醒,甚至开始怀疑其实启蒙对象不是不能清醒,而是他们不愿意清醒,管自生活赚钱麻木,倒是启蒙者多事,妄想改变些什么。
我觉得到《彷徨》这里,鲁迅的思想经历了一次转变。这个转变是深刻而持久的,绝非如教科书上说的是偶尔的精神苦闷。《祝福》中“我”面对祥林嫂询问地狱有无表现地手足无措,这令人看到了鲁迅逝世前不久所作的《我要骗人》的某种源头。在那篇文章里鲁迅写道:“倘使我那八十岁的老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躇,答道真有的罢。”这中间的痛苦、矛盾,我想局外人是很难真切体会的。
从《呐喊》到《彷徨》的变化当然不是一蹴而就、忽然发生断裂的。
《一件小事》曾被王朔嘲笑为只有小学生的水平,这不过证明了他的无知而已。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篇小说当然没有特别之处,其中的高大的背影的确也被小学生用滥了。但是,在那个时代写出这一作品是不容易的。胡适、沈尹默、舍我乃至后来的郁达夫都写过人力车夫,但是他们的角度都是同情怜惜,也就是说高于人力车夫。唯独鲁迅,是用一颗真心,真诚体会出了自身的渺小。这一知识分子的自省,是难能可贵的。
再拿《药》来说,小说结局让两位母亲相遇。两位母亲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她们的相遇突出了双重悲剧。夏瑜为了千千万万的华小栓而死,华小栓的母亲却希冀用他的血来换回儿子的生命。夏瑜的母亲则念念不忘儿子是被“冤枉的”,可见在她的意识中革命者的确是该杀的,但瑜儿并非革命者。母爱在这里体现的不是终极的关怀与壮美,而是深深地、寒彻骨髓的悲哀——连母亲都无法理解革命者,这是多么深广的哀痛啊!革命者又是多么的孤独啊!
革命者的孤独走到后来,就逐渐演变成《孤独者》中的冷峻与绝望。主人公简直就是鲁迅的自况,而小说中不断出现的“我”,仿佛时时要阻碍着主人公,则可以理解为鲁迅对自己的矛盾心态。小说以葬礼始、又以葬礼终是大有深意的。旧时代的帷幕落下了,旧时代的阴影却依旧笼罩,新时代的帷幕便在这笼罩中一道殉了葬。
王晖说过,鲁迅的小说在深刻地批判了国民性的同时,“又把否定的锋芒指向知识者自身。”我想,这便是鲁迅令人魂牵梦萦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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