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三六五—四二七年)，字元亮，后又改名潜，字渊明。得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人。年轻时，宅旁有五株柳树，因自号“五柳先生”。四十一岁时，曾任彭泽(今江西彭泽县西)令，后人也称他“陶彭泽”或“陶令”。六十三岁逝世，世号“靖节先生”，说他生前有“宽乐令终”和“好廉克己”的优秀品德。
陶渊明生长于东晋末期至南朝初期。南朝人称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鲁迅称他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士)”，伟大的“田园诗人”。他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僚的家庭。他的曾祖据说就是晋朝的大司马陶侃，他的祖父陶茂扣父亲陶逸都曾做过太守一类的官。但到陶渊明出生时，父亲已经死亡，家世已经衰落。陶渊明少年时代，就“亲(母亲)老家贫”，生活相当艰苦。
他说自己“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为了解决家庭生活的贫困，他曾几次出仕，先后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职。他“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曾怀着建功立业的壮志，想干出一番事业。但是，当时东晋政治腐败、社会黑暗，使他深深感到:‘旧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他志向清高，不幕荣利，性情刚直，“与物多件”，既不肯随波逐流，与世俗同流合污，更不愿向当权者献媚求荣。
在任彭泽令时，郡的属官“督邮”前来督察，县史要他“束带见之”。他认为他不能向这些官僚卑躬屈膝，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这时，他的妹妹程氏又死在武昌。于是，便决心辞官归田，躬耕隐居。当时，他写了一首《归去来兮辞》，表明了自己的归田心意:“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就是说，富贵不是我的本愿，仙境也不可企及。只盼望有个好天气，以便孤往独游，或植杖耘籽(除草、奎土苗根)，登上东面田边高地舒气长啸，在清水边赎诗咏志。
自从彭泽归隐以后，陶渊明先后居住在上京或南村、栗里或庐山的农村，一面参加农业劳动做农人，一面撰写诗文当田园诗人。他的诗文痛斥了当时残暴腐败的封建统治，憧憬了美好的理想社会，反映了农民的思想要求，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展示出他的文思高远和文体省净的独特风格。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题浔阳楼》诗:“常爱陶彭泽，文息何高玄。”称颂陶渊明的诗歌思想高尚、深远。陶渊明不满当时的世俗颓风，说世界“自真风告近，大伪斯兴”，形成“世俗久相欺”的颓败风气。他“厌闻世上语”，“但畏人我欺”。表现出他的高尚情操，朴素理想。他厌恶这样的现实社会，追求一种自然谆朴的理想社会—桃花源。他写了《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
在《挑花源诗》中，他描写桃花源里的情景是:“相命肆(努力)农耕，日入从所憩(休息)。桑竹垂余荫(繁茂)，藏樱随时艺(种植)。春蚕收长丝，秋熟靡(无)王税。荒路暧(掩蔽)交通，鸡犬互鸣吠。沮豆(古代祭祀用的礼器)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任情)行歌，斑白(头发花自的老人)欢游诣(往)。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岁历的推算记载)，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
在《桃花源记》中，他说这里的人自从秦时避乱到此以后，“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整齐)，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歼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都)如外人，黄发(老人)垂髫(儿童、，并怡然自乐。”
陶渊明描绘的这个社会，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劳动、人人平等、人人快乐的理想社会。他向往这个社会，在《桃花源诗》的最后说:“愿言摄轻风，高举寻吾契。”他多么希望能够驾着轻风，高飞去寻找桃花源里那些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们。他还写诗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伏羲、神农离我们已很久远，现在整个社会已经很少有伏羲，神农时代的真淳质朴的风尚了。他想使社会反朴归真。归田隐居之后，“他“自谓是羲皇上人”。
元好问曾在《论诗绝句》中称颂他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撑。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九年写的《七律·登庐山》诗的末尾说:“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也是说陶渊明有到桃花源里耕耘的理想。在封建社会中，陶渊明的桃花源里耕耘的理想虽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但确是一种企图变革封建制度而提出来的一种高尚思想，反映了农民反对封建剥削、期望安居乐业的要求，具有反封建的人民性和革命性。这是陶渊明诗歌的高度思想性和他的思想伟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