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后民族融合的初步发展时期，诸侯国间频繁的兼并战争，大大加强了中原地区与周边民族的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 总之，这一时期，中原大地及其周边各族，不断地凝聚、兼并、扩张，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华夏族。华夏族自诞生之日起，又以迁徙、聚合、民族战争等诸多方式，频频与周边各民族碰撞、交流，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融入众多非华夏族的氏族和部落。这样，以华夏族为核心，在中国的腹心地区进行的民族融合，是为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特点。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充分，我国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初步形成。中央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加速了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促进了各族人民友好交往，民族融合有了新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民族大融合的高潮时期。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隋唐时期
隋唐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快，民族融合得到新的发展。 唐朝中央政府承认周边各族在政治上的“自治权”，不直接干涉各族的内政，各民族的地方官吏由本族的统治者担任。唐政府对少数民族首领册封很多。许多民族地区实际上是唐政府的特别行政区。
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第二个民族大融合的高峰时期，其中
元朝更为突出。元朝的统一使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并形成新的民族——回族，虽然元政府实行民族分化政策，但阻止不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 中国各民族
这一时期，各大政治实体之间，在冲突与纷争的同时，还通过遣使、朝贡、互市、联姻等方式进行频繁交往，进行更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其结果不仅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融于汉族，还有不少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具体如契丹人在
南宋时大批进入中原，至元代中叶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
《南村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
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各民族的融合与经济文化交流到了新的高度。但是，与以往的经济、文化等自然交流不同，明末清初的民族同化带有非常严重的强迫性甚至引发屠杀。应以史为鉴，各民族之间互相尊重提倡自然交流与融合。 早在清军入关之前，满汉之间已经有了接触。清军入关后，随之满族大批迁入关内，客观上打破了满汉之间的地域界线，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局面。但同时，
满清贵族为了防止被人数占多数的汉人同化，严禁满汉通婚。虽然
清政府实行民族隔离政策，但阻止不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为了巩固统治，满清统治者还主动寻求与汉族地主阶级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的联合。早年努尔哈赤攻占辽沈地区时，大量汉人被掠为奴，编入满洲八旗之内，成为家内奴或拖克索（农庄）内从事生产的奴仆，为扩大兵源，从为奴的汉人中抽出一些壮丁（规定每20人抽一人当兵），后编为汉八旗，现今的满族就包括满洲后裔、当年的汉八旗人后裔和蒙八旗人的后裔。 边疆地区各民族的融合较前代有所加强。清初，今天我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已基本上形成，他们主要分别在边疆地区，呈大杂居、小聚居、普遍散居的状态。清朝定鼎北京后，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分裂活动和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册封了西藏宗教首领和派驻藏大臣，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与管理。这在客观上，既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又有利于边疆各民族间的融合。如清代在对北部边疆的经营与管理中，先是把散布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迁入东北腹地。接着，又经过多年的征战，控制了蒙古高原及迤西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以统治归附的蒙古各部。同时，内地汉族人民因战乱、灾荒、饥馑等诸多原因，亦大量流入北部边疆，与他族杂居。这种不同民族成分之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在北方广阔的地区，掀起了以汉、满、蒙古的融合为核心，维吾尔、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也纷纷卷入的民族融合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