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一整年，每个飞行日的早晨，我都在机场大门口抠轮胎。我的基本装备是一根一端折成直角一端弯出握柄，长约五十公分的细钢筋。这东西虽然一文不值却十分好用，能很方便地将嵌在轮胎沟槽里的杂物清理出来。每逢车辆进场，我就会带着这根钩子站在车轮清洗池出口处等着车开上来。清洗池是一个埋在地里的船形钢槽，大概七八米长，涂着赭色防锈漆，四边与水泥路面齐平，里面注有大半槽水。钢槽底部布满凸纹，车只要开进去就禁不住剧烈抖动。这样一来，轮胎上附着的软质杂物——泥土煤灰、人畜粪便、鸡毛蒜皮、果核菜叶以及横穿马路不幸遇难的麻雀、青蛙、四脚蛇之类统统都被洗入池中。这个设施相当有效，只是池水总有一股下水道味儿。好在经过一年熏陶，这味儿我已经不大闻得到了。
车辆经过清洗池这道自动工序，接着就轮到我上场了。水淋淋的轮胎看着乌黑发亮纤尘不染，但我清楚事情并不是那样。所有事情都不是你想的那样。纵横交错的轮胎沟纹中往往暗藏着种种坚硬又顽固的存在。海轮吃水线下吸附的藤壶，抑或那些硌得你心疼的往事。最常见的是石头。戈壁滩遍地都是石头。风化的石头不像河里的石头，每一块都和另一块截然不同，无规则的棱角让它们很容易卡在轮胎上。一天下来，我总能抠出一堆石头。一般而言，卡在小车轮胎上的石子用钩子就能解决，卡在大车轮胎上的则要麻烦一些。大车轮胎承受重压，沟槽深广，嵌入的石头往往更大也更难对付。这时候我就得去值班室取来那根扁头粗铁棍，用这件重武器把那些赖着不走的石头撬出来。最难搞的是卡在大车双后轮中间的石头。有一回汽车连一台八吨油罐车左后轮卡进了一块杂志那么大的扁石头，位置深达轮毂，无论我怎么撬它都纹丝不动。我不得不改强攻为智取，直接让司机把车开走了。搞不定就不要硬搞，这是我从轮胎里抠出的哲学。当然，我并非没有原则——战斗机最怕小指甲盖那么大的石子，一旦吸入进气道很容易打坏发动机叶片，而这么大一块石头反倒不会有事。
除了天然的石头，卡在轮胎上的其他东西均属人工制造，包括但不限于：铁钉、螺丝、刀片、硬币、假牙、发卡、碎玻璃、啤酒瓶盖、半截钥匙、手机充电头和一次性打火机。我迷彩服口袋里那把胶皮破损的尖嘴钳就是用来干这个的。抠轮胎这活儿总体来说相当无聊，跟风吹过戈壁或者人熬着日子没什么区别。不过偶尔也有闪光的瞬间。去年秋天我曾用钳子在一台“勇士”吉普车右前轮上拔下来一个奇怪的东西，拿回去琢磨了好几天才明白那是一枚被压扁了的纯金耳钉。这等好事的坏处在于你一辈子大概只能遇上一回，不像坏事随时随地都碰得上。搞不清这些东西都是从哪里来的。一块石头在戈壁滩上待了好几万年，结果被放学的孩子一脚踢上了312国道。一只四脚蛇准备去马路对过的石头上晒太阳，结果动作快或慢了半拍。金耳钉的主人是个姑娘还是大妈？是个男的也未可知。她或他永远也不可能想到丢掉的耳钉会落在一个空军中尉手里。而该中尉本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至今想不通自己怎么就流落到了眼下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这些事物互不关联也毫无意义，却常能让我浮想联翩。它们在某一瞬间被卡进命运之轮，被带到了想象之外的某处。我只能说，这一切均属偶然。我每天都能从轮胎里抠出一堆偶然，然后把它们扫进撮箕，一股脑儿倒入值班室门外那只蓝色垃圾桶里。那只桶是个世界，里面装满了偶然。
这么听上去我好像成了个宿命论者，正瘫坐在地接受命运的摆布。好吧，其实也差不了太多。如果说还有一点区别，那就是我在命运的摆布中仍会不时地搞点小动作，好比站军姿时歪着嘴试图吹走腮帮子上的苍蝇，或者课堂上趁教员回头时飞快地往自己嘴里塞一块巧克力——在飞行学院时我们总能领到大块的黑巧克力，现在想吃只能自己买——这么干的风险是当你正嚼着一嘴东西时很可能会被教员叫起来回答问题。可话说回来了，你要怕这个你就不可能在上课时吃到巧克力。同理，在抠轮胎这种板结的程序中多少也能保存一丢丢自由意志。刚开始接手这项工作时，我每次都站在紧靠清洗池出口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一条白色停车检查线。几天下来，我就发现画这条线的人肯定没在这儿抠过轮胎。机关那帮发通知的家伙都坐在办公室里喝茶，而连队这帮出苦力的人都在机场上吃土。原来那条白线显然不是一个理想的检查点。首先，它距离清洗池太近，池水中发酵的沉淀物被车轮翻搅后会散发出浓烈的腐臭味，闻之令人骂娘。去年夏天，我曾趁着没飞行的时候清理过一次水槽。先把池水放干净，再用芨芨草扎的大扫把清理黑腻腻的池底，最后接来胶皮水管将水槽冲洗出原本的赭色。不料那股臭味儿跟渗进了金属似的依然扑鼻而来，充分说明当时的我简直是吃饱了撑的，而且完全没有认清清洗池的本质。清洗池本身无法清洗，藏污纳垢臭不可闻本来就是它无可救药的命运。其次，刚蹚完浑水的轮胎沟纹中仍有未及排放的臭水，常常滴溅到我的裤子和鞋上，但我们每人只有一套应季的迷彩服，不可能天天洗换。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即使没有任何原因我也想重新画一条线。画线的地方我已经选好了，只是没有油漆。要油漆干啥？连长这么回答我。那线是随便乱画的吗？连长继续回答我。他还瞪我。我默默地骂他。他肯定也在心里骂我。我们在沉默中互相辱骂并达成了对方是个傻×的共识。
网上买油漆当然最方便，可人家都卖整桶，而我只需要画一根线。再说我凭什么要自己花钱去买这种东西？这机场又他妈不是我的。我从连队学习室找来几根粉笔，在旧检查线二十米开外画了一条歪歪扭扭的白线。我就在这儿等着。起初那些大大小小的车辆搞不懂我为什么站那么远，从池子里出来还和从前一样停在原来的检查线上。司机在等我过去，问题是我为什么要过去？我是不会过去的。我已经拿粉笔跟过去划清了界限。见我一动不动，十秒左右喇叭就会嘀起来。我则以勾手指作为回应。滴，勾。再滴，再勾。如果司机还不往前开，我们之间便陷入僵局。反正我不急。司机要进场就得往前开，往前开就必须经过我。假如他们一脚油门扬长而去那更好，我还省事呢。再说值班室房檐上有监控，真有哪架飞机的发动机叶片不幸被杂物打坏，他这辆逃避检查的车可就说不清了。所以到头来他们还得乖乖地把车开到我面前，等我检查完之后才气冲冲地轰一脚油门走了。
每到这时候，我心里便会涌起一丝快意。那帮司机越生气我越高兴。这感觉十分新鲜，以前我好像从未体会过。以前我总是怕别人不开心。不论父母老师同学还是网约车司机概莫能外。我喜欢所有友好热烈的氛围，害怕任何令人尴尬的场面。我经常担心同学顶撞老师或者饭桌上突然冷场。我无法完整地刷完任何一个相亲、求职或者展示才艺的小视频，我总觉得自己比台上那个被捉弄或被嘲笑的人还要难堪。自然也包括那些在地铁上外放歌曲或者叫喊着打电话的家伙。大概是这两年我的神经变得粗壮了些，经得起用力弹拨而不会断裂，甚至还会生出幸灾乐祸的共鸣。我不再那么在乎别人的感受了。如果在别人和自己之间非得有一个不开心，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我他妈才不管你们是谁呢。我压根不想在这里认识任何人。上次飞行团的1号猎豹车冲我嘀喇叭，我照样冲他勾手指。我当然知道这是飞行团齐团长的车。我就是故意的。首长车司机惯于狐假虎威，导致我们僵持了能有二十秒之久。搞哪样？！司机探出脑袋。一个下士居然在质问一个中尉，可见礼崩乐坏到了何种地步。我自然不屑于理他，只用手里的钩子点点脚下。之前画的那根粉笔线早磨没了，这样更好，我站在哪儿哪儿就是检查线。以前不都在前面停的吗？司机终于把车开了过来，看上去很生气。我让你在哪停你就在哪停，我这是在保证你们的飞行安全，你们的，懂不懂？我正说着，右后车窗也降了下来。小伙子新分来的吧？齐团长叫我小伙子。光看脸的话他比我大不了太多。不看脸他也比我大不了太多。他今年才三十三岁，据说是全空军最年轻的飞行团长，拿过两顶自由空战比武的“金头盔”，大家都说以他这个势头以后少说也得干到中将。他只比我大十岁。给我十年我能干到上校吗？那是不可能的。两年前的我没准儿有可能，现在的我铁定不可能。我们场务连连长今年三十岁，军衔才是个上尉。而我们指导员比连长还大三岁，和齐团长同年也是个上尉。是的。我含混地应一声。看样子他接下来十有八九要对我进行嘲讽，那样的话我该怎么办呢？我还没想好。我不想去看他。可眼角余光还是禁不住扫到了他左胸上的飞行标志。伸展的白色双翼正中印着一个鲜红的“T”字。这个红色字母火苗般烫到了我的目光，痛得我心尖一颤。辛苦你了啊！结果齐团长来了这么一句，还冲我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像新买的一样。按说我也应该笑笑，问题是我笑不出来，只好赶紧从车屁股转过去抠另一侧的轮胎。小车轮胎好抠是好抠，就是底盘低，我必须把腰弯得很深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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