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的价值，无非文学、史学、文化三个方面。
一、文学价值：
1、《游侠列传》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收录于《史记》中。此文不但善于叙事，且叙事与议论相结合，行文中“咨嗟慷慨，感叹宛转”（《史记评林》引董份语），处处倾泻“愤激”“不平之气”。
2、《刺客列传》全文五千多字，共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个人。在“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叙述了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从准备、实施、到最后失败，事件过程完整。情节围绕一个“刺”字展开，波澜起伏，惊心动魄，人物的性格也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得到了生动的表现。
3、在《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有着独特的记史方法，“想见其为人”的创作方法、以小见大的取材方式、不虚美，不隐恶的表现手法，为中国的史传文学奠定了优秀的传统。
二、史学价值：
1、《游侠列传》记述了汉代著名侠士朱家、剧孟和郭解的史实。司马迁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侠客，充分地肯定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对于研究“游侠”这一群体是不可或缺的。
2、《刺客列传》是司马迁著作《史记》中一篇类传。《刺客列传》全文五千多字，共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个刺客，本文揭示了弱小燕国和强大秦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国时期秦燕之间的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
三、文化价值：
1、刺客与游侠的确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出身低微。我国古史大多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基本都忽视社会底层，忽视这一群体对于社会的作用。但是唯独司马迁专门为他们做传记。
2、《游侠列传》司马迁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侠客，充分地肯定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赞扬了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等高贵品德。
3、在《游侠列传》，这些被班固视为“罪已不容于诛”的社会底层的人们，在司马迁的笔下却成为倾倒天下大众的英雄，并对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对迫害他们的人表示极大愤慨，揭示了汉朝法律的虚伪和不公正的本质，表现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4、刺客与游侠，他们身上有很多交错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使他们在漫长的历史渐进过程中融合在一起。无论是以行刺的血腥方式，还是以行侠急困的温和方式，他们都开辟了除入仕、归隐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以个人力量进行反抗。这在长期专制的中国文化上，不得不说是一种清风。
扩展资料：
1、《刺客列传·曹沫》：
曹沫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
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
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约。管仲曰：“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矢天下之援，不如与之。”于是桓公乃遂割鲁侵地，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
其后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
2、《游侠列传·剧孟》：
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
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
楚田仲以侠闻，喜剑，父事朱家，自以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洛阳有剧孟。周人以商贾为资，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
剧孟行大类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戏。然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及剧孟死，家无余十金之财。而符离人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
是时济南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其後代诸白、梁韩无辟、阳翟薛兄、陕韩孺纷纷复出焉。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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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8-01-12
《游侠列传》是《史记》名篇之一，记述了汉代著名侠士朱家、剧孟和郭解的史实。司马迁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侠客，充分地肯定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赞扬了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等高贵品德。这些被班固视为“罪已不容于诛”（《汉书·游侠传》）的社会底层的人们，在司马迁的笔下却成为倾倒天下大众的英雄，并对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对迫害他们的人表示极大愤慨，揭示了汉朝法律的虚伪和不公正的本质，表现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和《史记》一书的人民性。
《刺客列传》全文五千多字，共写了曹沬、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个人，而其中单是荆轲一个人就用了三千多字，可见荆轲是司马迁这篇作品要表现的核心人物。节选部分主要记叙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叙述了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从准备、实施、到最后失败，事件过程完整。情节围绕一个“刺”字展开，波澜起伏，惊心动魄，人物的性格也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得到了生动的表现。
公元前228年（秦王政19年），秦王政派其大将王翦攻赵，杀掉赵葱，遂克邯郸，虏赵王迁。王翦随即奉命率兵驻扎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准备向燕国进攻。燕国这时处于朝不保夕、危如累卵的困难境地。事实是：“燕弱小，数困于兵，今举国不足以当秦。”（《战国策•燕策三》）。燕太子丹这时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在秦军压境的危急时刻，不得不采取派人行刺这种恐怖政策。
《刺客列传》全文五千多字，共写了曹沬、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个人，而其中单是荆轲一个人就用了三千多字，可见荆轲是司马迁这篇作品要表现的核心人物。节选部分主要记叙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叙述了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从准备、实施、到最后失败，事件过程完整。情节围绕一个“刺”字展开，波澜起伏，惊心动魄，人物的性格也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得到了生动的表现。
公元前228年（秦王政19年），秦王政派其大将王翦攻赵，杀掉赵葱，遂克邯郸，虏赵王迁。王翦随即奉命率兵驻扎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准备向燕国进攻。燕国这时处于朝不保夕、危如累卵的困难境地。事实是：“燕弱小，数困于兵，今举国不足以当秦。”（《战国策•燕策三》）。燕太子丹这时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在秦军压境的危急时刻，不得不采取派人行刺这种恐怖政策。
第2个回答 2008-01-12
不知能不能帮你，我希望可以。
侠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然而游侠精神并不单单属于他们，我想写的不是侠，而是游侠精神，这样题目就广的多了，涉及的各种观念也更加复杂.
游侠精神决不等同于侠义精神，前者比后者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文化意义，可以说两千多年来，这种精神一直流在我们民族的血脉里，一直与正统的文化道德观念相对抗
可以说，游侠精神是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代表.
第一部分：绪论
承蒙您老人家看得起，要俺也讲讲什么是侠，可俺一提到这上升到论理和学术高度的东西，俺脑袋就大，何况客栈里各路高手为这问题写的东东已经堆在地上比俺人都高了，俺再想写点东西，人家拿着一大堆考据来拍板砖俺可招架不住，就这里胡说几句吧
可怜俺志大才疏，一篇文章作的逻辑混乱，观点胡里糊涂，考据更是漏洞百出，将就点吧
先来谈谈最早的游侠精神，就是先秦两汉时代俺记性不好，印象里最早把侠提到学术问题的高度上讨论的人应该是韩非吧，要是有人比他更早，算我胡说八道.
韩非在五蠹里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摆明了他的态度就是跟侠作对的.
别急，在我们看问题之前，先看看韩非是什么人历朝历代，都说韩非是法家的代表人物，说是这么说，可俺总觉得跟李悝、商鞅、吴起之流相比味道有点不对，洋洋二十二卷《韩非子》从头到尾好像不是在说要如何建立一个完整有效的法制社会，而是在教当皇帝的要如何把大权都抓在手中，如何控制手下和老百姓们.
韩非以“法、术、势”为其理论核心，我看得改一个字，改成“权、术、势”更象回事.
总之他那一套东西，就是给独裁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手段.
唉，又TM扯远了，早说过我文章作的逻辑混乱，说是谈侠的，怎么谈起韩非来了.
扯回来，韩非既然是站在独裁者那一边的，自然就对唱反调的痛恨不已，“而侠以武犯禁”，好家伙，手里有点武力，就敢跟俺独裁者叫板？该杀.
这么看来，侠的首要条件好像就是得有武功了，可再看看太史公笔下的大侠朱家，无论是游侠列传里面还是季布栾布列传里面，记载朱家的事都没提到他身负武功，可此人却是汉代第一大侠.
怎么搞的？侠也可以不会武功？
太史公还说，“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者耳，曷足道哉！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
看来成为侠，最重要的不是武功，而是一种游侠精神.
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还是回头来看看反面教材，韩非的五蠹里面一共提到五种该杀之人，就是学者(儒者也)、言谈者(纵横家，说客也)、带剑者(就是我们亲爱的大侠们)、患御者(逃避责任的家伙，TMD，该杀)、商工之民，除了言谈者外，其他三种人好像都跟侠不沾边，我们来看看韩大结巴是怎么评论这两种人的.
韩大结巴咬牙切齿地说(唉，也不怕把舌头咬短一截结巴得更厉害)，“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原来如此，一个是“以成其私”，一个是“以显其名”，你们眼里还有本独裁者大老爷吗？.
我们回头看看太史公笔下的那些说客们，苏秦、张仪、范雎，以至后来的郦生、陆贾之辈，其言谈行事，按今天的说法果然是大有江湖气，按那个时代的说法，就是大有侠气.
再看看太史公的四公子列转，里面所描写的另一种人，虽然不是所谓的游侠，但他们身上的侠气却更加明显，就是那个时代极为风行的门客们，有的也许有武功，有的干脆就是鸡鸣狗盗之徒，别说武功大概什么象样点的本事也没有，可他们的行事为人让人们怎么也难以把他们和侠分割开来.
还有一种人，也没把他们当游侠来写，可提到这种人，人们就自然要把他们和侠联系起来.
就是刺客
说客、门客、刺客、侠客，这四种人合起来，构成了先秦两汉那个动荡变革的时代出现的“侠”这种概念.
这四种人有明显的相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是平民出身的人，都是因循守旧的传统贵族门阀和后来的独裁者们所不喜欢的人，但把他们真正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身上那种共同的精神气质.
MMD，写了半天，累也累死了，还没提到什么是侠，下回再说吧。
第二部分：刺客论
侠虽然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可当时并不盛行，侠真正成为一种盛行的社会现象并得到普遍的社会承认是在两汉时代.
然而如前文所说，先秦时代的侠虽然还没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但侠的那种精神已经充分体现在当时社会的三种人身上，就是说客、门客和刺客.
两汉游侠精神和他们这种精神一脉相承，并且伴随着当时社会结构变革，新思潮的产生和道德与审美观念的变化而形成的.
因此我们有必要先看看这三种人，在这三种人当中，最早出现在记载中的是刺客(本来想写最早出现在历史中，想想没凭据不敢瞎写，要是连最早出现在记载中都不是，TNND，管不了那么多了).
所以先来谈谈刺客
先秦时代的刺客可谓多如牛毛，有点名气的也能一手抓一大把，随便挑两个讲吧.
春秋时晋国，栾氏家族的势力盛极一时，最后公然与国家作对，栾家有一个著名的勇士督戎，多次让对方尝到苦头，相国范宣子为这事极度烦恼.
范宣子有一个奴隶名叫斐豹，这天来见范宣子，提出愿意用督戎的人头来交换自己的自由.
范宣子大喜过望，立刻对此奴隶发誓说，“而杀之，所不请于君为尔焚丹书者，有如日!”(原文是不是这样记不清了)，有太阳在你我中间作证，你杀了他，我一定上奏国君，把你奴隶身份的档案烧掉.
后来斐豹果然在一场决斗中杀死督戎，得到了自由严格说来，既然斐豹是在一场公平决斗中杀死对方的，他就不算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刺客.
然而这个故事在那个时代毕竟有其特殊的意义，在周王朝五六百年等级森严的贵族门阀制度下，贵族垄断着这个社会的一切，财富、政治权力、文化思潮，国家、社会的命运，甚至掌握着他人的人生.
平民在那个时代是被握在贵族手中的，不过是他人手中的棋子，他们的命运是被别人安排好的，依附于他人而生存，在贵族眼中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价值，没有应当受到尊重的个人尊严，换而言之，平民没有所谓的自我，至于斐豹那样的奴隶，在别人眼中根本连人都不算.
斐豹作为一个社会地位最卑微的人，不甘心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不甘心一生不被别人当成个人来对待，他要凭自己的努力来反抗这个等级社会，要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可以想象斐豹所要的，不仅仅是自由，他还想要堂堂正正地活着象个人样，他还要让他的行为得到社会的承认，换句现代的话来说，他要体现他的自我价值，独立于贵族门阀之外的自我价值.
回头再看看这个故事，一开头，这个奴隶竟敢来找他的主人，堂堂一国之相，来面对面谈判，向他的主人来开出交换条件，这个行为在当时的时代已经算是惊世骇俗的举动了，你算是什么，竟有资格以平等的身份来跟你的主人说话?
我们无从知道斐豹用什么方法说服了范宣子以致他接受了斐豹开出来的条件，但可以想象斐豹在谈判的时候一定表现出了一种非凡的自信和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使得范宣子不得不被他的气度所折服，至少，我们可以看看事情的结果，就是范宣子不但接受了他的条件，还向他起誓遵守.
那个时代的人们是不轻易起誓的，一旦起誓，这个誓言就对他有真正的约束力，他起誓，已经充分表明了他对这个奴隶的尊重和承认.
两千多年来，“范宣子向奴誓”一直被传为美谈，就算是斐豹没有成功而在那场决斗中被杀死，他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他至少已经得到了除自由以外他想得到的东西.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游侠精神:自我意识的觉醒，对命运的反抗，对贵族等级制度的反抗和蔑视，对自我人生价值以及社会承认的追求.
这一切，在两千多年前显得那么悲凉，然而又是激动人心，因为中国人终于开始关心人的问题了:
我不知道斐豹是不是第一个这么作的人，如果是，那这就是当年数百万地位远比斐豹高然而同样是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的平民的耻辱.
他们本该比奴隶更早觉醒
再来看看另一个刺客的故事:晋人豫让，本是大门阀智伯的家臣，韩赵魏三家分智后，赵家族长赵襄子恨透了智伯，把他的头颅作成溲器豫让听说这事后就说，他报复得也太过分了，人死了都不放过，本来这是他们二人的恩怨，但他这么作我非替智伯报仇不可.
于是豫让策划刺杀赵襄子，结果被抓住了，赵襄子听说了他的事，感于他的一片忠义之心把他放了.
豫让仍不死心还想刺杀他，就拿漆涂在身上改变相貌，又吞炭改变其声音以致于连妻子都认不出他来，他再次去刺杀赵襄子，结果还是被抓住了，赵襄子说这回我不能再放过你了，你死前有什么要求就说吧.
豫让说，我只想刺你的衣服几剑以尽我对智伯的心意，于是赵襄子就把外衣脱下来给他，豫让对这件衣服连刺三剑，大呼我为智伯报仇了，伏剑而死.
传说豫让刺了赵襄子的外衣三剑后，这件衣服上竟留下了斑斑血迹.
事实上，智伯可以说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恶棍，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豫让的行为是善恶不分，一味愚忠，甚至说是助纣为虐也不为过.
然而我们看看豫让生前和别人的两段对话，也许就能了解他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有人对豫让说，你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你不为他们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这样死心塌地要为他报仇?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随随便便看待我，我就也这样对待他们，智伯待我象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又有人看到豫让漆身吞炭的惨状就劝他说你何必如此作贱自己的身体，以你的才干，当初你要肯投靠赵襄子，一定会得到他的重用和信任，那时你要刺杀他，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豫让回答说，如果我真这么干而赵襄子也真这么重用信任我，那他也算是我的知己了，我要再刺杀他就太对不起他，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豫让的前一句回答，可以说是开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他对范家、中行家和对智伯不同的态度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他的意思:我豫让不是你们任何一个的附属品，我就是我自己，我没有给你们报仇的义务，给不给你们报仇全在乎我自己.
豫让所追求的，仍然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社会、他人对自我价值的承认，尤其是在向来瞧不起平民的贵族阶层面前.
既然我不是你们的附属品，那么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
这种想法在上下尊卑等级森严的社会可以说是大逆不道，然而豫让摆脱了这种蛮横霸道的传统道德观念，开始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观察，自己的分析判断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贵族社会里所谓的国家利益，忠孝观念实际上全都是胡说八道，哪里有真正的国家利益?有的不过是贵族阶层一家、一族的利益，甚至是独夫的利益，平民的利益，这些人从来没放在心上，所谓的善恶、是非观念，也全是建立在贵族的基础上.
这样，豫让建立了自己的是非观、善恶观，并且要用自己的行为来赢得承认.
实际上，“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包含了比字面意思本身更丰富的内容，豫让是为知己而死的吗?不错，确实是的，然而他的死还有另一种意义，就是他这样为知己而死也是为了换得社会对他的承认，换得社会对他的个人尊严、道德观念和自我价值的承认.
道学家们可能会鄙视地说这人为了求名声而不择手段，他们永远不能理解平民对贵族社会无奈的反抗，豫让的求名，和虚荣的名声有本质的区别.
另一个著名刺客要离，千百年来一直背着这个骂名，我却一直对他这种特殊形式的反抗抱有深切的同情.
一死来换得尊严，今天这种事也并不少见，不过形式不同而已.
至于豫让的后一句话，则表明了他不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目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平民，我首先要活得堂堂正正，活的要有原则，这样我在面对贵族的时候才能够傲然无惧，我才能够被社会所承认.
更重要的是，我不仅仅要得到贵族的承认，我还要得到为贵族们所瞧不起的社会大众的承认.
豫让失败了吗?单就刺杀赵襄子这件事来说，他失败了，但就他所要追求的终极目标来说，他没有失败，两千年来人们说“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都能想到它的始作俑者豫让.
他不仅得到了当时社会的承认，还得到了历史的承认他的反抗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是成功的.
侠客精神，从最早的意义上讲，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传统社会、等级社会的反抗，个性和自我价值观、是非善恶观、社会观的初步建立.
这种反抗最早体现在刺客们的身上.
侠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然而游侠精神并不单单属于他们，我想写的不是侠，而是游侠精神，这样题目就广的多了，涉及的各种观念也更加复杂.
游侠精神决不等同于侠义精神，前者比后者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文化意义，可以说两千多年来，这种精神一直流在我们民族的血脉里，一直与正统的文化道德观念相对抗
可以说，游侠精神是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代表.
第一部分：绪论
承蒙您老人家看得起，要俺也讲讲什么是侠，可俺一提到这上升到论理和学术高度的东西，俺脑袋就大，何况客栈里各路高手为这问题写的东东已经堆在地上比俺人都高了，俺再想写点东西，人家拿着一大堆考据来拍板砖俺可招架不住，就这里胡说几句吧
可怜俺志大才疏，一篇文章作的逻辑混乱，观点胡里糊涂，考据更是漏洞百出，将就点吧
先来谈谈最早的游侠精神，就是先秦两汉时代俺记性不好，印象里最早把侠提到学术问题的高度上讨论的人应该是韩非吧，要是有人比他更早，算我胡说八道.
韩非在五蠹里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摆明了他的态度就是跟侠作对的.
别急，在我们看问题之前，先看看韩非是什么人历朝历代，都说韩非是法家的代表人物，说是这么说，可俺总觉得跟李悝、商鞅、吴起之流相比味道有点不对，洋洋二十二卷《韩非子》从头到尾好像不是在说要如何建立一个完整有效的法制社会，而是在教当皇帝的要如何把大权都抓在手中，如何控制手下和老百姓们.
韩非以“法、术、势”为其理论核心，我看得改一个字，改成“权、术、势”更象回事.
总之他那一套东西，就是给独裁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手段.
唉，又TM扯远了，早说过我文章作的逻辑混乱，说是谈侠的，怎么谈起韩非来了.
扯回来，韩非既然是站在独裁者那一边的，自然就对唱反调的痛恨不已，“而侠以武犯禁”，好家伙，手里有点武力，就敢跟俺独裁者叫板？该杀.
这么看来，侠的首要条件好像就是得有武功了，可再看看太史公笔下的大侠朱家，无论是游侠列传里面还是季布栾布列传里面，记载朱家的事都没提到他身负武功，可此人却是汉代第一大侠.
怎么搞的？侠也可以不会武功？
太史公还说，“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者耳，曷足道哉！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
看来成为侠，最重要的不是武功，而是一种游侠精神.
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还是回头来看看反面教材，韩非的五蠹里面一共提到五种该杀之人，就是学者(儒者也)、言谈者(纵横家，说客也)、带剑者(就是我们亲爱的大侠们)、患御者(逃避责任的家伙，TMD，该杀)、商工之民，除了言谈者外，其他三种人好像都跟侠不沾边，我们来看看韩大结巴是怎么评论这两种人的.
韩大结巴咬牙切齿地说(唉，也不怕把舌头咬短一截结巴得更厉害)，“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原来如此，一个是“以成其私”，一个是“以显其名”，你们眼里还有本独裁者大老爷吗？.
我们回头看看太史公笔下的那些说客们，苏秦、张仪、范雎，以至后来的郦生、陆贾之辈，其言谈行事，按今天的说法果然是大有江湖气，按那个时代的说法，就是大有侠气.
再看看太史公的四公子列转，里面所描写的另一种人，虽然不是所谓的游侠，但他们身上的侠气却更加明显，就是那个时代极为风行的门客们，有的也许有武功，有的干脆就是鸡鸣狗盗之徒，别说武功大概什么象样点的本事也没有，可他们的行事为人让人们怎么也难以把他们和侠分割开来.
还有一种人，也没把他们当游侠来写，可提到这种人，人们就自然要把他们和侠联系起来.
就是刺客
说客、门客、刺客、侠客，这四种人合起来，构成了先秦两汉那个动荡变革的时代出现的“侠”这种概念.
这四种人有明显的相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是平民出身的人，都是因循守旧的传统贵族门阀和后来的独裁者们所不喜欢的人，但把他们真正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身上那种共同的精神气质.
MMD，写了半天，累也累死了，还没提到什么是侠，下回再说吧。
第二部分：刺客论
侠虽然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可当时并不盛行，侠真正成为一种盛行的社会现象并得到普遍的社会承认是在两汉时代.
然而如前文所说，先秦时代的侠虽然还没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但侠的那种精神已经充分体现在当时社会的三种人身上，就是说客、门客和刺客.
两汉游侠精神和他们这种精神一脉相承，并且伴随着当时社会结构变革，新思潮的产生和道德与审美观念的变化而形成的.
因此我们有必要先看看这三种人，在这三种人当中，最早出现在记载中的是刺客(本来想写最早出现在历史中，想想没凭据不敢瞎写，要是连最早出现在记载中都不是，TNND，管不了那么多了).
所以先来谈谈刺客
先秦时代的刺客可谓多如牛毛，有点名气的也能一手抓一大把，随便挑两个讲吧.
春秋时晋国，栾氏家族的势力盛极一时，最后公然与国家作对，栾家有一个著名的勇士督戎，多次让对方尝到苦头，相国范宣子为这事极度烦恼.
范宣子有一个奴隶名叫斐豹，这天来见范宣子，提出愿意用督戎的人头来交换自己的自由.
范宣子大喜过望，立刻对此奴隶发誓说，“而杀之，所不请于君为尔焚丹书者，有如日!”(原文是不是这样记不清了)，有太阳在你我中间作证，你杀了他，我一定上奏国君，把你奴隶身份的档案烧掉.
后来斐豹果然在一场决斗中杀死督戎，得到了自由严格说来，既然斐豹是在一场公平决斗中杀死对方的，他就不算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刺客.
然而这个故事在那个时代毕竟有其特殊的意义，在周王朝五六百年等级森严的贵族门阀制度下，贵族垄断着这个社会的一切，财富、政治权力、文化思潮，国家、社会的命运，甚至掌握着他人的人生.
平民在那个时代是被握在贵族手中的，不过是他人手中的棋子，他们的命运是被别人安排好的，依附于他人而生存，在贵族眼中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价值，没有应当受到尊重的个人尊严，换而言之，平民没有所谓的自我，至于斐豹那样的奴隶，在别人眼中根本连人都不算.
斐豹作为一个社会地位最卑微的人，不甘心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不甘心一生不被别人当成个人来对待，他要凭自己的努力来反抗这个等级社会，要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可以想象斐豹所要的，不仅仅是自由，他还想要堂堂正正地活着象个人样，他还要让他的行为得到社会的承认，换句现代的话来说，他要体现他的自我价值，独立于贵族门阀之外的自我价值.
回头再看看这个故事，一开头，这个奴隶竟敢来找他的主人，堂堂一国之相，来面对面谈判，向他的主人来开出交换条件，这个行为在当时的时代已经算是惊世骇俗的举动了，你算是什么，竟有资格以平等的身份来跟你的主人说话?
我们无从知道斐豹用什么方法说服了范宣子以致他接受了斐豹开出来的条件，但可以想象斐豹在谈判的时候一定表现出了一种非凡的自信和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使得范宣子不得不被他的气度所折服，至少，我们可以看看事情的结果，就是范宣子不但接受了他的条件，还向他起誓遵守.
那个时代的人们是不轻易起誓的，一旦起誓，这个誓言就对他有真正的约束力，他起誓，已经充分表明了他对这个奴隶的尊重和承认.
两千多年来，“范宣子向奴誓”一直被传为美谈，就算是斐豹没有成功而在那场决斗中被杀死，他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他至少已经得到了除自由以外他想得到的东西.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游侠精神:自我意识的觉醒，对命运的反抗，对贵族等级制度的反抗和蔑视，对自我人生价值以及社会承认的追求.
这一切，在两千多年前显得那么悲凉，然而又是激动人心，因为中国人终于开始关心人的问题了:
我不知道斐豹是不是第一个这么作的人，如果是，那这就是当年数百万地位远比斐豹高然而同样是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的平民的耻辱.
他们本该比奴隶更早觉醒
再来看看另一个刺客的故事:晋人豫让，本是大门阀智伯的家臣，韩赵魏三家分智后，赵家族长赵襄子恨透了智伯，把他的头颅作成溲器豫让听说这事后就说，他报复得也太过分了，人死了都不放过，本来这是他们二人的恩怨，但他这么作我非替智伯报仇不可.
于是豫让策划刺杀赵襄子，结果被抓住了，赵襄子听说了他的事，感于他的一片忠义之心把他放了.
豫让仍不死心还想刺杀他，就拿漆涂在身上改变相貌，又吞炭改变其声音以致于连妻子都认不出他来，他再次去刺杀赵襄子，结果还是被抓住了，赵襄子说这回我不能再放过你了，你死前有什么要求就说吧.
豫让说，我只想刺你的衣服几剑以尽我对智伯的心意，于是赵襄子就把外衣脱下来给他，豫让对这件衣服连刺三剑，大呼我为智伯报仇了，伏剑而死.
传说豫让刺了赵襄子的外衣三剑后，这件衣服上竟留下了斑斑血迹.
事实上，智伯可以说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恶棍，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豫让的行为是善恶不分，一味愚忠，甚至说是助纣为虐也不为过.
然而我们看看豫让生前和别人的两段对话，也许就能了解他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有人对豫让说，你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你不为他们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这样死心塌地要为他报仇?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随随便便看待我，我就也这样对待他们，智伯待我象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又有人看到豫让漆身吞炭的惨状就劝他说你何必如此作贱自己的身体，以你的才干，当初你要肯投靠赵襄子，一定会得到他的重用和信任，那时你要刺杀他，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豫让回答说，如果我真这么干而赵襄子也真这么重用信任我，那他也算是我的知己了，我要再刺杀他就太对不起他，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豫让的前一句回答，可以说是开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他对范家、中行家和对智伯不同的态度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他的意思:我豫让不是你们任何一个的附属品，我就是我自己，我没有给你们报仇的义务，给不给你们报仇全在乎我自己.
豫让所追求的，仍然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社会、他人对自我价值的承认，尤其是在向来瞧不起平民的贵族阶层面前.
既然我不是你们的附属品，那么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
这种想法在上下尊卑等级森严的社会可以说是大逆不道，然而豫让摆脱了这种蛮横霸道的传统道德观念，开始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观察，自己的分析判断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贵族社会里所谓的国家利益，忠孝观念实际上全都是胡说八道，哪里有真正的国家利益?有的不过是贵族阶层一家、一族的利益，甚至是独夫的利益，平民的利益，这些人从来没放在心上，所谓的善恶、是非观念，也全是建立在贵族的基础上.
这样，豫让建立了自己的是非观、善恶观，并且要用自己的行为来赢得承认.
实际上，“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包含了比字面意思本身更丰富的内容，豫让是为知己而死的吗?不错，确实是的，然而他的死还有另一种意义，就是他这样为知己而死也是为了换得社会对他的承认，换得社会对他的个人尊严、道德观念和自我价值的承认.
道学家们可能会鄙视地说这人为了求名声而不择手段，他们永远不能理解平民对贵族社会无奈的反抗，豫让的求名，和虚荣的名声有本质的区别.
另一个著名刺客要离，千百年来一直背着这个骂名，我却一直对他这种特殊形式的反抗抱有深切的同情.
一死来换得尊严，今天这种事也并不少见，不过形式不同而已.
至于豫让的后一句话，则表明了他不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目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平民，我首先要活得堂堂正正，活的要有原则，这样我在面对贵族的时候才能够傲然无惧，我才能够被社会所承认.
更重要的是，我不仅仅要得到贵族的承认，我还要得到为贵族们所瞧不起的社会大众的承认.
豫让失败了吗?单就刺杀赵襄子这件事来说，他失败了，但就他所要追求的终极目标来说，他没有失败，两千年来人们说“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都能想到它的始作俑者豫让.
他不仅得到了当时社会的承认，还得到了历史的承认他的反抗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是成功的.
侠客精神，从最早的意义上讲，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传统社会、等级社会的反抗，个性和自我价值观、是非善恶观、社会观的初步建立.
这种反抗最早体现在刺客们的身上.
第3个回答 推荐于2016-04-16
《史记》中 “刺客"¨游侠"之比较 (栾为)(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摘要：“侠客”是中国文学长廊里一类独具魅力的人物形象。令人魂牵梦绕的侠客梦，令人咀嚼回味的侠文化是中国大地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什么是“侠客”?人们可以这样解释：勇猛无畏，身怀绝技，威震武林，浪迹江湖；也可以这样解释：见义勇为，抱打不平，疏财济贫，惩恶扬善；还可以这样解释；说一不二，任侠使气．疾恶如仇。视死如归。那么“侠客”形象发端于哪里呢?追根究底， 《史记》中《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是其两个泉眼，而他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摘录全篇论文如下:
中国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孕育了一类独具魅力的人物——侠客，千百年来歌咏侠客的诗篇，称颂侠客的传奇举不胜举、蔚为可观。炎黄子孙有一个但愿长作不愿醒的多彩“侠客梦”，东方文明留下了令人咀嚼回味不已的侠文化。那么这侠客形象发端于哪里呢?追本溯源，司马迁是为侠客作传的第一人，《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这两篇奇崛文字是打开后世侠文学的两个泉眼。虽然随着历史推移， “侠客”以一个完整的形象屹立于文学长廓，但肇端之初，刺客与游侠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们身上不仅有相同相似之处，也存在很多差别。不如让我们翻开《史记》，将这青史独留的英雄侠义作一番浅析。
人物是历史中的人物，有他们生活的社会语境；每一个人物又都是“这个”，有他们各自的文化品格；此外，人物又都是作家笔下诞生的、塑造的，作家的创作艺术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从社会时代、文化品格、创作艺术三方面考察刺客与游侠，二者的差别就明朗了。一、社会时代之异《刺客列传》所传五人，生活在动荡的战国时代。随着周天子的衰微，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逐渐崩溃.动荡不安的社会催动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对人生的关怀、自我意识与自尊情感逐渐觉醒，日益浓厚。有口才，善于审时度势的人，奔走于各国之间成为策士，即纵横家。研究学问，设馆授徒，讲学走天下之人成为学士，即儒生。余下最下层一类人：大多文化修养不高，又没有多少赀财，只能勉强糊口度日，空有一腔凌云之志、报国热血。他们也渴望实现辉煌的人生，建立不朽的功业，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此同时，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促使各诸侯广招人才为我所用，养士、用士之风弥烈。于是，欲伸之志与用士之风两相契合，造就了天下间第一种激烈人—— 刺客。他们没有独立的地位，只能依附于权贵门下，成为政治权势的一种附庸。游侠之名，虽然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但由于“自秦以来，湮灭不见”，故《游侠列传》所传之侠集中于秦汉以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秦汉政权El益巩固，统治
阶级对待士的态度明显发生了变化；作为战国乱世产物——游侠，地位一落千丈，甚至到了用之如虎、不用如鼠的境地。游侠到了秦汉之际便与贵族王权相脱离。但战国时期思想观念对游侠的影响依然存在。《礼记》中载有“言必先信，行必中正”之语；儒家好名又讲究信诺，受人之托全力以赴；墨子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从而达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在这些思想影响下，游侠刻意修身立名，以扶危济困为己任。而秦汉以来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孑L子所主张的“仁政”、“攻心”、“化性”，轻视“怪力乱神”，从根本上否定了游侠的存在。结果游侠便成了一个独立阶层：一方面与统治阶级相对抗，触犯统治阶级的利益“扦当世之文罔”；一方面又与思想界相对立“儒、墨皆排摈不载”。于是游侠走下政治舞台，走入民间，从政治家的工具变成我行我素轻视公卿的独立一群。
刺客与游侠生活的社会时代土壤的差异，使刺客成为“脱身白刃里，杀入红尘中” (李白《侠客行》)专为恩主行刺之人；游侠则成为轻生高气、急人之难，施恩而不求回报的另一种人。
二、文化品格之殊
不仅社会语境不同，表现在文本当中刺客、游侠的文化品格也不尽相同，突出表现在思想特征、精神气质和悲剧色彩等方面。思想观念是人行动的航标，不同思想指导下人的行为表现不同。刺客与游侠文化品格上的差异，归根到底是二者思想主旨不同造成的。刺客重感情，讲报恩；游侠重原则，讲施恩。刺客不是嗜血好杀的魔鬼，不是轻易许诺的莽撞之徒，也不是精神变态热衷于自杀自残的自虐狂。相反，他们是极重感情的热血之士。曹沫“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即使在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割地求和的情况下，庄公“犹复以为将”。庄公的厚爱与信任给了曹沫以巨大的情感力量，于是曹沫柯盟之时以匕首劫桓公，为了庄公，为了鲁国前去行刺。专诸刺吴王僚，有人认为“司马迁传刺客五人，专诸为下”，理由是助纣为虐、不辨忠奸。实际上专诸之所以为公子光刺吴王僚，在于“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且行刺之前“公子光顿首日： ‘光之身，子之身也。”’两人二位一体，公子光是专诸的知己。为光刺僚则正体现出专诸重情讲义，心之诚、情之厚。豫让刺赵襄子，执着不悔，豫让自己说的明白： “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荆轲初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 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在稠人闹市之中慷慨悲歌旁若无人，这非矫情造作，非玩世不恭，更非放浪形骸及时行乐，而是刺客寂寞的泪水，是刺客寂寞的呐喊。恩主的知遇点燃了刺客胸中的烈
火。于是荆轲敢冒天下险，为太子丹金殿刺秦王。因为重情，所以无所谓忠奸，无所谓名利，更无所谓生死。谁知我，我死谁!至于游侠则重原则，讲施恩。“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一切行动的出发点都依据心中行为准则：“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廉洁退让”急人之难。他们把救助厄困的社会道德推向极至，为了履行道德责任施恩于人可以“扦当世之文罔”，可“以躯借交报，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铸钱掘冢。”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 “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救季布之难后“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不求回报。田仲、剧孟、王孟等亦皆是行侠讲信之人。郭解以“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为行为规范。当自己侄儿被杀，郭解没有贸然报仇行凶，而是暗中了解情况后，作出公允评判“公杀之固当，吾儿不道”。可见，游侠所追求的目标是主持人间正义，而临血缘亲情与社会公理矛盾的时候，往往大义灭亲以维正道。当有人“箕居视之”表现出无礼之态时，郭解不先究人过，而先查己过“是吾德不修也”更以德报怨，阴脱其人践更之役，又替人排仇解难不求名利。足见游侠乃是以人间公理正道捍卫者形象立世的，其施恩是源于原则的力量。刺客是胸中有一把火之人，因情感的催动可以不计后果、不计名利、不计生死，为情而战；游侠是心中有一把尺之人，行事有所依凭，守信讲义，为理而战。不同的思想观念引导他们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客”因勇显而“侠” 以豪闻。刺客精神气质的核心是一个“勇”字。曹沫行刺之后，竟然弃匕首于埴下，就群臣之位而颜色不改，辞令如故。当其束手之机，桓公大可以擒而杀之，然而左右莫敢动者，在于曹沫的夺霸之气、壮士之风。豫让厕中刺襄子，襄子心动而惊；桥下伏击，马惊而警，足见其气逼人。荆轲刺秦，“群臣皆愕”“尽失其度”。可见刺客之勇有夺人心魄的力量。此外，刺客之勇非匹夫之勇，而是有勇有谋的智者之勇。专诸行刺之前做了仔细分析“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无骨骰之臣，是无如我何”，行刺之时，置匕于鱼炙之中，用心巧妙。荆轲借樊於期之头，燕国督亢地图及徐夫人之匕，合三者之利前去行刺，可谓大智大勇。刺客之勇还是一种带有血腥之气的勇。豫让为了行刺“变姓名为刑人”， “漆身为厉，吞炭为哑”， 自毁形状，行乞于市。聂政行刺之后， “皮面决眼，自屠出肠”，死后暴尸街头。荆轲行刺“左股断，身被八创。”其血腥之气愈浓，则愈显其勇。最后，刺客之勇更是一种执著之勇， “立意皎然，不欺其志”；豫让“盖棺事则已” 的执著，荆轲“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由此观之，空有情，还不足以成为刺客。伯夷叔齐对故国之爱不能说不厚，比干对纣王之情不能说不深，然而他们之所以都成不了刺客，正在于他们缺乏勇气；慧星裂月，白虹贯日，一股激荡天地的勇气力量!游侠在精神气质上则体现一个“豪”字。不将荣辱名利放在心上的豪爽之气，不为己欲专门利人的豪拔之气。游侠急人之难，不是出于金钱、权势、名利的考虑，完全从心中之义出发。合于义，则为之，不计报偿；不合义，则不为，千金难动其心。朱家于季布尊贵之后终身不见；剧孟死后家
无余十金之财；郭解及徙茂陵，家贫，不中赀。尽管贫穷，然一旦人有事相求，合于义，游侠则全力以赴，急人之难。这正是游侠精神力量的可贵之处，感人之处，这就是豪。豪，“可能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于是归聚之人则众： 自关东以来，莫不延颈与朱家交；剧孟母死，自远方送葬盖千乘；王孟以侠称江淮间；诸公闻郭解之义“益附焉”，“少年闻之，愈益莫解之行”，“诸公已故严重之，急为用”，及郭解徙家“诸公送出者千余万”“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刺客因勇震惊古今，游侠以豪感动天地。刺客可敬，游侠可叹。由于二者的思想特征、精神气质不同，刺客与游侠身上的悲剧色彩也不尽相同。刺客所作之事源于自己内心的情感与勇气，不足为外人道，也很难为别人所理解。刺客之死，死得轰轰烈烈，重于泰山。荆轲是刺客的集中代表。‘好读书论剑”， “为人深沉好书，其所游诸候，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荆轲可谓文韬武略兼备之士，然玉在璞中无有知者： “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与盖聂论剑，“怒而目之”；与鲁句践博，“怒而叱之”。无人理解，无人赏识。及至燕，与狗屠、高渐离和歌于市，相乐已而相泣。荆轲是孤独的、苦闷的。为报知遇之情，慨然赴秦“登车而去，终已不顾”，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身被八创，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 以荆轲为代表的刺客是完美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死即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令人心惊动魄、肃然起敬，达到个人悲剧的极至。“令人浅读之而须眉四照，深读之则刻骨十分。”相比之下，游侠之死的个人悲剧色彩要淡一些。《游侠列传》中详记郭解。郭解不是一个完人；少年时性情残忍偏激，报复心极重。曾私自铸造钱币，偷掘坟墓盗取殉葬财物。及其年长方“折节为俭”。虽然郭解年少时行为不端，但年长后行侠仗义不失为有德之人。那么这样有德之人为什么会死呢?《史记索隐述赞》： “游侠豪居，籍籍有声，权行州里，力折公卿。”名为“游侠”，实似“白衣卿相”。景帝尽诛游侠之属，郭解最后被族诛，这不能不使人探问背后的社会原因。有德讲义忠信之人反遭屠戮，实乃社会不幸。“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游侠的悲剧令人可哀可叹，个人悲剧色彩虽不浓烈，但意义却更为深刻。刺客之悲，如慷慨羽声，令人目嗔牙裂，头发上指；游侠之悲，如变徵之音，令人欷歇感叹，垂泪涕泣。
综上可见，刺客与游侠的确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尽管二者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但他们身上仍有很多交错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使他们在漫长的历史渐进过程中融合在一起。首先，他们都来自社会下层，都具有一股自下而上的抗暴精神。无论是以行刺的血腥方式，还是以行侠急困的温和方式，他们都开辟了除入仕、归隐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一以个人力量自下而上进行反抗。
其次，在精神品质上他们都有很强的责任意识，无论是为了报恩还是急困，一旦受人之托则将终人之事，而且为了这千金之诺，可以轻生死，抛血躯。于是仗剑而行的外在形象与重义讲信、轻生高气的内在气质上的相通，使刺客与游侠很容易地合二为一，以一个高大的“侠客”形象屹立世间。儒侠、义侠、豪侠⋯⋯各式各样的侠客织就了多彩的“侠客梦”，开辟了下层民众的精神家园，在那里正义得以伸张，邪恶得以铲除，人们的情感得以渲泻。
最后， 《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都具有尚奇色彩。西汉受楚地文化影响颇深，楚国文化“信巫鬼，重淫祀。”这种巫风自朝廷到民间无处不在，而史官又是从巫觋中脱胎而来。司马迁深受此风影响，喜欢猎奇。于是在《史记》中记人叙事无不蒙上神秘面纱。司马迁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的笔法，给《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刺客与游侠身上的神奇色彩，也是使二者迅速合为一体的原因所在。就在后世人追奇、探奇、写奇的过程中，侠文学、侠文化延绵流淌而来。合上这部史家绝唱，那浪迹江湖、任侠使气、嫉恶如仇、视死如归的侠客形象仍在我们心中久久不散。青史独留的英雄侠义千载之下，人们仍可见其傲世雄风，闻其飘香侠骨!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摘要：“侠客”是中国文学长廊里一类独具魅力的人物形象。令人魂牵梦绕的侠客梦，令人咀嚼回味的侠文化是中国大地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什么是“侠客”?人们可以这样解释：勇猛无畏，身怀绝技，威震武林，浪迹江湖；也可以这样解释：见义勇为，抱打不平，疏财济贫，惩恶扬善；还可以这样解释；说一不二，任侠使气．疾恶如仇。视死如归。那么“侠客”形象发端于哪里呢?追根究底， 《史记》中《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是其两个泉眼，而他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摘录全篇论文如下:
中国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孕育了一类独具魅力的人物——侠客，千百年来歌咏侠客的诗篇，称颂侠客的传奇举不胜举、蔚为可观。炎黄子孙有一个但愿长作不愿醒的多彩“侠客梦”，东方文明留下了令人咀嚼回味不已的侠文化。那么这侠客形象发端于哪里呢?追本溯源，司马迁是为侠客作传的第一人，《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这两篇奇崛文字是打开后世侠文学的两个泉眼。虽然随着历史推移， “侠客”以一个完整的形象屹立于文学长廓，但肇端之初，刺客与游侠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们身上不仅有相同相似之处，也存在很多差别。不如让我们翻开《史记》，将这青史独留的英雄侠义作一番浅析。
人物是历史中的人物，有他们生活的社会语境；每一个人物又都是“这个”，有他们各自的文化品格；此外，人物又都是作家笔下诞生的、塑造的，作家的创作艺术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从社会时代、文化品格、创作艺术三方面考察刺客与游侠，二者的差别就明朗了。一、社会时代之异《刺客列传》所传五人，生活在动荡的战国时代。随着周天子的衰微，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逐渐崩溃.动荡不安的社会催动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对人生的关怀、自我意识与自尊情感逐渐觉醒，日益浓厚。有口才，善于审时度势的人，奔走于各国之间成为策士，即纵横家。研究学问，设馆授徒，讲学走天下之人成为学士，即儒生。余下最下层一类人：大多文化修养不高，又没有多少赀财，只能勉强糊口度日，空有一腔凌云之志、报国热血。他们也渴望实现辉煌的人生，建立不朽的功业，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此同时，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促使各诸侯广招人才为我所用，养士、用士之风弥烈。于是，欲伸之志与用士之风两相契合，造就了天下间第一种激烈人—— 刺客。他们没有独立的地位，只能依附于权贵门下，成为政治权势的一种附庸。游侠之名，虽然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但由于“自秦以来，湮灭不见”，故《游侠列传》所传之侠集中于秦汉以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秦汉政权El益巩固，统治
阶级对待士的态度明显发生了变化；作为战国乱世产物——游侠，地位一落千丈，甚至到了用之如虎、不用如鼠的境地。游侠到了秦汉之际便与贵族王权相脱离。但战国时期思想观念对游侠的影响依然存在。《礼记》中载有“言必先信，行必中正”之语；儒家好名又讲究信诺，受人之托全力以赴；墨子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从而达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在这些思想影响下，游侠刻意修身立名，以扶危济困为己任。而秦汉以来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孑L子所主张的“仁政”、“攻心”、“化性”，轻视“怪力乱神”，从根本上否定了游侠的存在。结果游侠便成了一个独立阶层：一方面与统治阶级相对抗，触犯统治阶级的利益“扦当世之文罔”；一方面又与思想界相对立“儒、墨皆排摈不载”。于是游侠走下政治舞台，走入民间，从政治家的工具变成我行我素轻视公卿的独立一群。
刺客与游侠生活的社会时代土壤的差异，使刺客成为“脱身白刃里，杀入红尘中” (李白《侠客行》)专为恩主行刺之人；游侠则成为轻生高气、急人之难，施恩而不求回报的另一种人。
二、文化品格之殊
不仅社会语境不同，表现在文本当中刺客、游侠的文化品格也不尽相同，突出表现在思想特征、精神气质和悲剧色彩等方面。思想观念是人行动的航标，不同思想指导下人的行为表现不同。刺客与游侠文化品格上的差异，归根到底是二者思想主旨不同造成的。刺客重感情，讲报恩；游侠重原则，讲施恩。刺客不是嗜血好杀的魔鬼，不是轻易许诺的莽撞之徒，也不是精神变态热衷于自杀自残的自虐狂。相反，他们是极重感情的热血之士。曹沫“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即使在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割地求和的情况下，庄公“犹复以为将”。庄公的厚爱与信任给了曹沫以巨大的情感力量，于是曹沫柯盟之时以匕首劫桓公，为了庄公，为了鲁国前去行刺。专诸刺吴王僚，有人认为“司马迁传刺客五人，专诸为下”，理由是助纣为虐、不辨忠奸。实际上专诸之所以为公子光刺吴王僚，在于“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且行刺之前“公子光顿首日： ‘光之身，子之身也。”’两人二位一体，公子光是专诸的知己。为光刺僚则正体现出专诸重情讲义，心之诚、情之厚。豫让刺赵襄子，执着不悔，豫让自己说的明白： “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荆轲初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 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在稠人闹市之中慷慨悲歌旁若无人，这非矫情造作，非玩世不恭，更非放浪形骸及时行乐，而是刺客寂寞的泪水，是刺客寂寞的呐喊。恩主的知遇点燃了刺客胸中的烈
火。于是荆轲敢冒天下险，为太子丹金殿刺秦王。因为重情，所以无所谓忠奸，无所谓名利，更无所谓生死。谁知我，我死谁!至于游侠则重原则，讲施恩。“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一切行动的出发点都依据心中行为准则：“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廉洁退让”急人之难。他们把救助厄困的社会道德推向极至，为了履行道德责任施恩于人可以“扦当世之文罔”，可“以躯借交报，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铸钱掘冢。”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 “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救季布之难后“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不求回报。田仲、剧孟、王孟等亦皆是行侠讲信之人。郭解以“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为行为规范。当自己侄儿被杀，郭解没有贸然报仇行凶，而是暗中了解情况后，作出公允评判“公杀之固当，吾儿不道”。可见，游侠所追求的目标是主持人间正义，而临血缘亲情与社会公理矛盾的时候，往往大义灭亲以维正道。当有人“箕居视之”表现出无礼之态时，郭解不先究人过，而先查己过“是吾德不修也”更以德报怨，阴脱其人践更之役，又替人排仇解难不求名利。足见游侠乃是以人间公理正道捍卫者形象立世的，其施恩是源于原则的力量。刺客是胸中有一把火之人，因情感的催动可以不计后果、不计名利、不计生死，为情而战；游侠是心中有一把尺之人，行事有所依凭，守信讲义，为理而战。不同的思想观念引导他们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客”因勇显而“侠” 以豪闻。刺客精神气质的核心是一个“勇”字。曹沫行刺之后，竟然弃匕首于埴下，就群臣之位而颜色不改，辞令如故。当其束手之机，桓公大可以擒而杀之，然而左右莫敢动者，在于曹沫的夺霸之气、壮士之风。豫让厕中刺襄子，襄子心动而惊；桥下伏击，马惊而警，足见其气逼人。荆轲刺秦，“群臣皆愕”“尽失其度”。可见刺客之勇有夺人心魄的力量。此外，刺客之勇非匹夫之勇，而是有勇有谋的智者之勇。专诸行刺之前做了仔细分析“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无骨骰之臣，是无如我何”，行刺之时，置匕于鱼炙之中，用心巧妙。荆轲借樊於期之头，燕国督亢地图及徐夫人之匕，合三者之利前去行刺，可谓大智大勇。刺客之勇还是一种带有血腥之气的勇。豫让为了行刺“变姓名为刑人”， “漆身为厉，吞炭为哑”， 自毁形状，行乞于市。聂政行刺之后， “皮面决眼，自屠出肠”，死后暴尸街头。荆轲行刺“左股断，身被八创。”其血腥之气愈浓，则愈显其勇。最后，刺客之勇更是一种执著之勇， “立意皎然，不欺其志”；豫让“盖棺事则已” 的执著，荆轲“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由此观之，空有情，还不足以成为刺客。伯夷叔齐对故国之爱不能说不厚，比干对纣王之情不能说不深，然而他们之所以都成不了刺客，正在于他们缺乏勇气；慧星裂月，白虹贯日，一股激荡天地的勇气力量!游侠在精神气质上则体现一个“豪”字。不将荣辱名利放在心上的豪爽之气，不为己欲专门利人的豪拔之气。游侠急人之难，不是出于金钱、权势、名利的考虑，完全从心中之义出发。合于义，则为之，不计报偿；不合义，则不为，千金难动其心。朱家于季布尊贵之后终身不见；剧孟死后家
无余十金之财；郭解及徙茂陵，家贫，不中赀。尽管贫穷，然一旦人有事相求，合于义，游侠则全力以赴，急人之难。这正是游侠精神力量的可贵之处，感人之处，这就是豪。豪，“可能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于是归聚之人则众： 自关东以来，莫不延颈与朱家交；剧孟母死，自远方送葬盖千乘；王孟以侠称江淮间；诸公闻郭解之义“益附焉”，“少年闻之，愈益莫解之行”，“诸公已故严重之，急为用”，及郭解徙家“诸公送出者千余万”“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刺客因勇震惊古今，游侠以豪感动天地。刺客可敬，游侠可叹。由于二者的思想特征、精神气质不同，刺客与游侠身上的悲剧色彩也不尽相同。刺客所作之事源于自己内心的情感与勇气，不足为外人道，也很难为别人所理解。刺客之死，死得轰轰烈烈，重于泰山。荆轲是刺客的集中代表。‘好读书论剑”， “为人深沉好书，其所游诸候，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荆轲可谓文韬武略兼备之士，然玉在璞中无有知者： “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与盖聂论剑，“怒而目之”；与鲁句践博，“怒而叱之”。无人理解，无人赏识。及至燕，与狗屠、高渐离和歌于市，相乐已而相泣。荆轲是孤独的、苦闷的。为报知遇之情，慨然赴秦“登车而去，终已不顾”，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身被八创，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 以荆轲为代表的刺客是完美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死即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令人心惊动魄、肃然起敬，达到个人悲剧的极至。“令人浅读之而须眉四照，深读之则刻骨十分。”相比之下，游侠之死的个人悲剧色彩要淡一些。《游侠列传》中详记郭解。郭解不是一个完人；少年时性情残忍偏激，报复心极重。曾私自铸造钱币，偷掘坟墓盗取殉葬财物。及其年长方“折节为俭”。虽然郭解年少时行为不端，但年长后行侠仗义不失为有德之人。那么这样有德之人为什么会死呢?《史记索隐述赞》： “游侠豪居，籍籍有声，权行州里，力折公卿。”名为“游侠”，实似“白衣卿相”。景帝尽诛游侠之属，郭解最后被族诛，这不能不使人探问背后的社会原因。有德讲义忠信之人反遭屠戮，实乃社会不幸。“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游侠的悲剧令人可哀可叹，个人悲剧色彩虽不浓烈，但意义却更为深刻。刺客之悲，如慷慨羽声，令人目嗔牙裂，头发上指；游侠之悲，如变徵之音，令人欷歇感叹，垂泪涕泣。
综上可见，刺客与游侠的确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尽管二者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但他们身上仍有很多交错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使他们在漫长的历史渐进过程中融合在一起。首先，他们都来自社会下层，都具有一股自下而上的抗暴精神。无论是以行刺的血腥方式，还是以行侠急困的温和方式，他们都开辟了除入仕、归隐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一以个人力量自下而上进行反抗。
其次，在精神品质上他们都有很强的责任意识，无论是为了报恩还是急困，一旦受人之托则将终人之事，而且为了这千金之诺，可以轻生死，抛血躯。于是仗剑而行的外在形象与重义讲信、轻生高气的内在气质上的相通，使刺客与游侠很容易地合二为一，以一个高大的“侠客”形象屹立世间。儒侠、义侠、豪侠⋯⋯各式各样的侠客织就了多彩的“侠客梦”，开辟了下层民众的精神家园，在那里正义得以伸张，邪恶得以铲除，人们的情感得以渲泻。
最后， 《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都具有尚奇色彩。西汉受楚地文化影响颇深，楚国文化“信巫鬼，重淫祀。”这种巫风自朝廷到民间无处不在，而史官又是从巫觋中脱胎而来。司马迁深受此风影响，喜欢猎奇。于是在《史记》中记人叙事无不蒙上神秘面纱。司马迁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的笔法，给《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刺客与游侠身上的神奇色彩，也是使二者迅速合为一体的原因所在。就在后世人追奇、探奇、写奇的过程中，侠文学、侠文化延绵流淌而来。合上这部史家绝唱，那浪迹江湖、任侠使气、嫉恶如仇、视死如归的侠客形象仍在我们心中久久不散。青史独留的英雄侠义千载之下，人们仍可见其傲世雄风，闻其飘香侠骨!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4个回答 2020-03-29
作家杨大侠分析，司马迁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们倍加赞赏。而司马迁先生千年后的宗亲司马光说：“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 “豢养”二字，让人顿然神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