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温文尔雅的莎士比亚曾经是个打手兼恶棍？据美国《史密森尼杂志》近日报道，加拿大学者莱斯利·霍森从英国档案馆故纸堆中得出的研究成果，在这位令人钦佩、但少有人透彻了解的文坛巨匠的肖像上，添上了与众不同又令人大跌眼镜的一笔。
威廉·莎士比亚1564年出生在英国沃里克郡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德镇，成年后和普通人一样结婚生子，直到前往伦敦投身演艺界，才踏上成名之路。今天，许多人对莎翁的经典作品如数家珍，却对他早年的经历知之甚少——譬如，莎士比亚曾为好几起诉讼案件出庭作证，并且在不止一份卷宗上留下自己的大名。著名古董商和传记作家约翰·奥布里曾撰写过莎翁编年史，当中提到：莎翁的父亲是屠夫，他本人却“英俊、身材匀称，非常容易相处”。(而最新研究发现，莎士比亚之父是个羊毛商人，根本不是屠夫。)17世纪80年代，牧师理查德·戴维斯率先披露了莎士比亚的一则丑闻：他曾在托马斯·鲁西爵士的庄园偷猎鹿，被抓获之后，才被迫离开斯特拉特福德前往伦敦。
“大家都知道，”一份法庭令状用拉丁文写道，“威廉·威特为了保命，被迫接受威廉·莎士比亚、弗朗西斯·兰利、约翰·索厄尔的妻子多萝西·索厄尔和安妮·李作为‘合约担保人’……”令状附件由萨里郡法官签发，日期为1596年11月29日。那么，威廉·威特是谁？文件暗示他受到了莎士比亚等人的死亡威胁，又是谁指使后者这么做的呢？
霍森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当年的莎翁，是个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但学识粗浅的乡巴佬，渴望在“放荡不羁且不讲道德”的戏剧界发迹。在16世纪末，戏剧表演远不是受人尊重的行当，否则，伦敦的剧场也不会成群地建在泰晤士河南岸萨瑟克区，处于司法管辖的空白区域。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霍森才会从萨里郡而不是伦敦的令状中发现这些文件。
在那个年代，开剧场和开妓院差不了多少，二者都是社会中下层人士寻花问柳之地，观众对舞台表演的兴趣反倒是最小的。由此可以推断，无权无势的莎士比亚最初找到的工作，必定会把他带入演艺界最阴暗的一面。正如作家们提到的那样，他的头一个雇主是菲利普·汉斯洛维，此人发家致富的途径，首先是开妓院，其次才是做剧场经理。
莎士比亚的第二任老板弗朗西斯·兰利也是同一类人。莱斯利·霍森经缜密分析发现，兰利的多数财富都属不义之财，作为“天鹅剧院”的业主，他本人是一长串暴力和勒索案件记录的主角。伦敦市长曾经反对兴建该剧院，称它将成为“小偷、盗马贼、嫖客、骗子和叛乱者”的聚会场所，结果没起任何作用。
耐人寻味的是，研究莎翁的部分学者曾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及相关的人和事，却一直对此躲躲闪闪。他们大多表示，“几乎找不到”莎士比亚作为兰利雇员参与不法活动的直接证据。在传记作家塞缪尔·舒恩鲍姆口中，“最合理的解释是，莎翁只是目睹争端的清白证人”。
而在霍森看来，类似的表述更像是歪曲事实，有点“为尊者讳”的意思，故意回避莎翁在法庭令状中被明确地点了名，直接卷入了争端这一事实。
当然，受害人威特和他的同伙也不是善良之辈。此人在另一起案件中被描述为“不懂好赖的轻浮货色”——莎士比亚心甘情愿地给兰利做帮手，其模仿对象或许就是出道更早，同样对继父兼老板忠心耿耿的威特。以这种阴暗面貌存在的莎翁，不禁让人联想起以他为主人公的、颇具争议的画作《钱多斯肖像》。正如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比尔·布赖森所说的那样，这幅画像似乎要描绘这么一名男子：“他的本质，与外界描绘的谦卑、秃顶的文人形象格格不入。”布赖森曾经写道，画中男子“肆无忌惮的做派”和“淫荡的嘴唇”足以令人不安，“凭感觉，他就不像是那种你能够轻易将妻子或女儿托付之人”。
事实上，初入文坛的莎士比亚并非出色的作家，更不是完全诚实守信的公民。其他法律文件显示，在1596年、1598年和1599年，因为拖欠几先令(旧货币单位，一英镑折合20先令)的税金，莎翁总是从一处出租屋躲到另一处出租屋。他为何惹这么多麻烦着实令人不解，因为税款与其同期花费在购置财产上的支出相比，只是九牛一毛。同样，他还因微不足道的金钱和至少3名男子打过官司。而在其他同行的评价中，莎士比亚的口碑亦非完美无瑕。剧作家罗伯特·格林临终前，就谴责莎翁剽窃他的作品，并警告其他人不要落入这位“暴发户式的乌鸦”的圈套。
从霍森的种种分析看，“年轻时代的莎士比亚，曾由于某种原因在伦敦从事过见不得人的下流勾当”，这样的结论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另一个值得玩味的事实是，到了1597年，莎士比亚居然出资60英镑，在老家斯特拉特福德购买了一栋带有好几个花园的豪宅，要知道，60英镑在当时可是很大一笔钱。人们不能不联想到，这笔巨款究竟是他写剧本挣来的血汗钱，还是从事“地下副业”的不法所得呢。
参考资料：莎士比亚早年只是恶棍打手 帮流氓“黑吃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