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4-04-27
爱新觉罗·胤禩 (1681-1726) 清康熙帝第八子，雍正帝异母弟，生于康熙二十年二月初十日（1681年3月29日）未时，卒于雍正四年九月初十日（1726年10月5日），享年45岁。母良妃卫氏。康熙自然喜爱，17岁，即被封为贝勒。后署内务府总管事。雍正即位，为稳定其情绪，命总理事务，进封廉亲王，授理藩院尚书。元年，命办理工部事务。四年，雍正以其结党妄行等罪削其王爵，圈禁，并削宗籍，改名为“阿其那”，改其子弘旺名“菩萨保”。同年，亡。 胤禩少时为胤禔母惠妃抚养。诸臣奏称其贤，康熙的哥哥裕亲王也在皇帝面前夸他“心性好，不务矜夸”。因争储位被夺贝勒，并受拘禁。胤礽获释，胤禩复为贝勒。 胤禩为人非常亲切，全无阿哥的骄纵之气，因此广有善缘。不仅在众兄弟中与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俄、皇十四子胤禵交情非比寻常，与众多王公朝臣亦相交甚欢。康熙帝之兄裕亲王福全（卒于康熙四十二年）生前也曾在康熙面前赞扬胤禩不务矜夸，聪明能干，品行端正，宜为储君。 胤禩不仅亲近同宗贵胄，在江南文人中亦有极好的口碑。他的侍读何焯系当时著名的学者、藏书家、书法家，尝学于钱谦益、方苞等人，以擅长八股出名，康熙二十四年即充拔贡生，但因为人“生性率直”、“经常当面责人”而得罪了考官，此后屡试不弟，四十一年李光地荐其博雅，康熙召试，命直南书房。次年赐举人，复赐进土，选庶吉士。后寻命侍读胤禩于贝勒府，兼武英殿纂修。在贝勒府期间，与胤禩甚笃。康熙四十五年何焯父死，他将身边的幼女交由胤禩的福晋照看，便奔丧回里了。胤禩还曾托由何焯为其在江南购书，颇得当地人的好评，称他“实为贤王”。 雍正评 “允祀若肯实心办事，部务皆所优为。论其才具、操守，诸大臣无出其右者”[注：《清世宗实录》卷31，雍正三年四月癸未] “允祀较朕诸弟，颇有办事之才”[《清世宗实录》卷18，雍正二年四月庚 戌] “允祀为人聪明强干，谦洁自矢，才具优裕，朕深知其能办大事”[注：《清世宗实录》卷30，雍正三年三月乙丑] 甚至承认自己的才力也只是“能与相 当”[注：《上谕内阁》，雍正三年四月十六日]。 众多王公大臣中的口碑 允禩在康熙朝众多王公大臣中的口碑，始终是诸皇子内最好的一位。人们称赞他“朴实”、“极正气”，特别是深为康熙帝所挚爱、与之感情笃深的皇兄福全，曾在康熙帝前“力荐允祀有才有德”，说他“心性好，不务矜夸” 诸母妃的看法 雍正帝说：“迄今三年来，诸母妃未曾遣人至朕前一问起居，伊等居府中，一切皆诸王主持，此必允禩从中阻挠，诸王亦遂观望不前耳。”这些未亡人是康熙帝妃嫔 中资格最老者，对于自幼看视长大的诸皇子，了解甚深，又因在宫中生活近一生，对宫规礼节知之最详，因而未曾派人向雍正帝请安，绝非疏忽所致。他们对新帝的冷漠态度，反映出内心对胤禛继位的看法，也间接表明对允禩的同情与支持。 易中天《品人录》 实际上，允禩对雍正的威胁，倒不一定是有暗杀或政变的阴谋(当然也不一定就没有)，更主要的还是威望太高。二年(公元1724年)十一月，雍正就曾说他每次申斥允时，“审察众人神色，未尝尽以廉亲王为非”。次年四月，又说“视诸王大臣之意，颇有以允禩为屈抑者”。 显然，在雍正与允禩的斗争中，雍正是很孤立的。诸王大臣的心都向着允禩，只不过敢怒不敢言。敏感的雍正哪能感觉不出来？二年四月，登基才一年半的雍正满腹委屈地下了一道圣旨：“尔诸大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谓允禩贤于朕躬，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国家，朕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不难想见，如果不是被逼无奈，雍正不会说出这样赌气的话。他的威望人缘远不如允禩，已是不争之事实。 平心而论，雍正和允禩都够格当皇帝。 他们都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雍正的能力，有他执政十三年的政绩可以为证。这些政绩证明，他至少是一个有才干有作为的皇帝，这才使康熙创造的盛世得以延续，以后又在他儿子乾隆手上延续了六十年。允禩的能力，则可以在雍正那里得到证明。雍正即位以后，曾多次说过：“允禩较诸弟颇有办事之材，朕甚爱惜之”；“论其才具操守，诸大臣无出其右者”。其实不用听他说，只要看看他为了整垮允禩费了多大的劲，就知道允禩不是等闲人物。 但我们还是要同情允禩，因为他实在太冤。 允禩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该受康熙、雍正父子两代皇帝的一再打击和压制？杀人放火？贪污受贿？谋财害命？弑君篡权？都没有。他唯一的罪过，是德才兼备，以致老王夸赞，群臣拥戴，诸多阿哥爱护，成了皇子中出头的椽子，这才被康熙视为肉中刺，雍正视为眼中钉。因此，允禩的罪，无妨叫做“有才有德罪”，或曰“德才出众罪”。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只是这风来自父兄，便不免让人伤心；而这一父一兄又都是皇帝，就不但让人寒心，更让人惊心了。实际上，无论在康熙晚年，还是在雍正早期，允禩做人都很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也不是，不是也不是，动辄得咎。(此为摘录内容) 5. 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 允禩在皇子中有一批拥护者，允禟、允俄、允禵等皇子，“俱奉允禩如师”，“俱听允禩指示”[注：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第211页；《清世宗实录》卷18，雍正二年四月辛亥]。 允禩各方面的情况足以表明，他绝非是一“柔懦”、“软善”“易于挟制”之人，而是颇有领导才力，善于博取众心。事实上，允禩也有极残忍的一面。他不遵皇父 “诫酒之训”，在家常常酗酒，“醉后要乱打人”，曾将同其乳公、乳母结怨的御史永（雍）泰痛打[注：《文献丛编》第3辑，《允祀允礻唐案�6�1秦道然口供》， 另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35，康熙四十一年十月癸卯]。雍正三年（1725年），护军九十六因“不遵伊之指使”而被“立毙杖下”，王府长史胡什吞“以直言触怒，（允祀）痛加{上竹下垂}楚，推入冰内，几致殒命。”如此凶悍之态，与其平日的作风举止，大相径庭，真实地反映出允禩本性中的另一面。同时，也表明他在大多数场合下，具有较强的克制力，比较冷静，能够将性格与伤风中的暇疵与弱点，尽可能地藏而不露。 允禩的待人处事作风，具有灵活周全，不拘泥于规制与名分的实用色彩。这种非正统性，是他不同于其他皇子的另一突出特点，也是他在众臣中很有人缘，受到拥护的原因之一。 胤禛继位后所定允祀的部分罪状未免有夸大处，但无不体现了允禩在办理政务中所奉行的一个基本方针，即改革以往治理帝丧时縻费钱粮过多，兴师动众，礼仪过繁的做法，尽量节约钱粮，就简务实。这些改易旧制，讲求实效的举措，透露出允禩思想中对于部分儒家礼法的蔑视，同时也必然加重其已有的罪责。它显然了一种革新精神，以及不为自身计的勇气与魄力。然而允禩建议的上述节约措施，被认为是“不忠不敬”之举，雍正帝一概拒绝采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情况出允禩与胤禛两人的政策分歧，尤其是对于封建礼法所抱的不同态度。 据允禩的老师何焯家人说，一次允禩正在与老师谈话，“福金从门外望见，就大笑起来，笑声闻之于外”，而允禩见此，并未生气。足见，允禩虽然从小在康熙帝的严格督教下，学习儒家经典，但对于儒家伦理纲常观念的接受，还只是停留在表层，他本人及其福晋的部分言行，仍不自觉地表现出满族传统习尚。康熙帝曾批量斥允禩“素受制于妻”，这并不排除后者想通过福晋笼络妻家戚属，以扩充其影响与实力。不过，允祀对嫡福晋“不守妇道”之举熟视无睹，并不怪罪，是否也反映也他与儒家正统伦理观念有所相悖的处事态度，以及不务虚名的作风特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