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中国传统儒家的价值体系面临挑战，维系中国数千年的伦理道德也濒临崩溃。中国社会出现了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情形，蔡元培认为解决之道唯有美育。他指出，“吾国之患，固在政府之腐败与政客军人之捣乱，而其根本，则在于大多数之人皆汲汲于近功近利，而毫无高尚之思想，惟提倡美育足以药之。”[2]因此，自民国建立，蔡元培便积极倡导美育，并努力将其付诸实践。
蔡元培倡导美育与他的“教育救国”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外临强敌，内部动荡不安的状况。在民族危机和忧患意识的共同作用下，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教育救国”道路。他们认为中西文明之间的巨大落差是中国民族危机产生的真正根源，而教育是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最佳途径。蔡元培认为“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人，要有良好的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3]蔡元培倡导美育的出发点是扭转道德败坏的社会风气，最终实现“美育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想。
五四前后，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提倡民主与科学。蔡元培认为文化运动同样离不开美育，并提醒“致力文化运动诸君，不要忘了美育”，这样才能有高尚的文化精神。在他看来，“不是用美术的教育……单单凭那个性的冲动，环境的刺激，投入文化运动的潮流，恐不免有下列三种的流弊”：一是计较个人利益得失；“责备他人很周密，但是到了自己实行的机会，经小小的利绊住，不能不牺牲主义”；二是不注重私德，“借了很好的主义作护身符，放纵卑劣的欲望”；三是缺乏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想用简单的方法，短少的时间，达他的极端的主义；经几次挫折，就觉得没有希望，发起厌世观，甚且自杀”。美育可以“提起一种超越利害的兴趣,融合一种划分人我的僻见,保持一种永久平和的心境”，从而纠正上述三种流弊。[4]蔡元培还提出美术与科学同等重要，对留学生演讲说：“外人能进步如此的，在科学以外，更赖美术。……过劳则思游息，无高尚消遣则思烟酒赌博，此系情之自然。所以提倡美术，既然人得以消遣，又可免去不正当的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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