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部最近很吃香，让各国看到了中国的勤政外交和大国风范。然而，鸦片战争前，中国并未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直到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才终于从“中国对国家”的观念中意识到外交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1876年8月，清政府在英国伦敦设立第一个驻外使馆，派首任全权公使郭嵩焘回国。但郭嵩焘自始至终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批评，遭受了很多人为的阻碍和挫折，最终还是失败了。
郭嵩焘的名气远不如曾国藩和左。实际上，郭嵩焘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可以说，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是组建湘军和组织洋务。儒家传统友谊是维系湘军集团的重要枢纽。曾国藩、郭嵩焘与湘军元老刘荣之间长达40余年的友谊，充分发挥了这一传统，也是湘军集团在复杂的近代历史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郭嵩焘年轻时是秀才、书生。他在岳麓书院读书时，认识了曾国藩和刘融。曾国藩比郭颂路大六岁，刘荣比郭颂路大两岁。这三个人志趣相投，爱谈圣贤，都崇拜实学。他们都推崇桐城派古文，又因志趣相投而关系密切。郭嵩焘在《玉泉老人自叙》年回忆说：“初游岳麓，会与刘梦荣交朋友，试从北京回长沙任教，与刘梦荣交老朋友。我很高兴加入。这三个人住在公共书库。他们已经幸福了几个月。他们突然觉得自己的理解变得更加灵活，对上帝的认识也在增长。”
郭嵩焘与洋务的关系由来已久。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他还是浙江学者罗文俊的助手，就见识到了坚船利炮的威力。他在诗中说，“万里岛飘，一种明星参与感。”那时，郭嵩焘对待外国人和其他人一样。他说“海里有鲸鱼已经三年了”，但是随着他的眼界的开阔，郭嵩焘震惊了。
1856年协助曾国藩处理军务，对西方神器和一些制度有了感性认识。1858年，郭在天津任国防部长助理。因为某些原因，他被降了三年级，然后回到了南书房。之后以生病为由辞职回家。两年后，在李鸿章的邀请下，他再次出山，被提拔到淮北运盐。1863年升任广东巡抚，获三品。在洋务众多的广东工作，他通过处理洋务加深了对西方的了解，看到了东西方的差距。此后，他积极倡导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后来由于和老板意见不合，不得不再次退休，闲了8年。1875年初，清政府急需懂洋务的人才。他被圣旨派往北京，后来被授予福建按察使。
郭松涛
1852年，英国占领缅甸。从此，英国人觊觎云南近二十年。1874年，英国公开组织了一支由近200人组成的武装“远征队”，探索从缅甸到云南的道路。为了对付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英国驻华大使馆派了一名翻译马佳丽从云南到缅甸去见他。1875年2月，马佳丽率领一支“探险队”从缅甸来到云南，但遭到当地景颇族的阻止。马佳丽开枪挑衅，当场打死一人。人群被激怒了，杀死了马佳丽。麦格理事件后，英国政府派韦德来华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清政府赔偿死者家属，开放更多通商口岸，最重要的是要求清政府派人到英国道歉。韦德态度很不好，扬言如果北京不满足英方提出的条件，就和俄罗斯一起攻打北京。面对英国的傲慢，清政府不得不妥协。1876年9月13日，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除其他事项外，它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到英国道歉。并决定这次向英国发出“道歉”，任务完成后继续留在英国担任部长。
然而，此时“派谁去”成了清政府统治者的一个难题。因为在朝廷里，这些精通洋务的大臣，大多并不精通洋务。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外国使节，甚至认为自己会成为“蛮夷之国”的人质。特别是这个任务是代表国家向外国人“道歉”，这本来就是一个屈辱的任务。“道歉”之后，大臣们会因为害怕躲藏而停留很久。为此，清政府反复选择，深思熟虑。后来李鸿章推荐了湖南人、广东巡抚郭嵩焘，说他是“有学问、有外交手腕的人”。慈禧太后立即采纳。
郭颂-陶昕然接受了他被派往海外的消息，并决心分享他对这个国家的担忧，并展示他的雄心。清政府通知郭嵩焘介入，涉事者同意。随后，清政府同意了由公使郭嵩焘、副大使刘锡鸿、参赞黎庶昌和翻译张得一组成的代表团。随行的有郭嵩焘的妻子梁、两个英国人、七个人和十多个仆人。他指示郭嵩焘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及时送回总理府。
中国将向外国派遣常驻使节的消息立即在政府和公众中引起轩然大波。当时清廷有很多保守的王公大臣。虽然屡遭毒打羞辱，但仍以“万人来朝”、“诸侯朝贡”、“臣服于外”的“宗藩”观念自慰。中国如何向“外国”发出平等外交？在他们看来，郭颂道的使命只不过是一种“严重危害国家制度”的行为。有些顽固分子甚至认为，允许外国使节来华，是一种极大的宽容。现在中国向中国派遣外交使节是极大的耻辱。“我的绿脸该怎么办？”觉得作为特使出去是有罪的。更无聊的文人还编了一副对联讽刺郭颂之道：超越其类，出类拔萃，不合尧舜之世；不能和人打交道就不能和鬼打交道。为什么要去你父母的国家？
湖南人、两广总督、南洋贸易大臣刘坤一以前也和洋人打过交道，但他指责郭颂说：“你不判断自己回湖南想干什么，凭什么对待世人的后代？”晚清著名文学史家李慈铭的话，更代表了当时学术界保守势力的态度：“为了他的监督和政策，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如寄生虫、质子一般的人，并加以嘲笑，但这不过是对国家的侮辱。”在李慈铭看来，在外国当外交官简直就是人质！对国家的严重侮辱是不能容忍的。
郭嵩焘在政界的好朋友也很担心他。北京官员在湖南劝他辞职，以免侮辱湖南人的名声。许多人当面或以书面形式向他暗示，“此行紧张而可耻。”有的惋惜地对他说：“可惜了，拿我的命去研究河海大雁。”“郭侍郎文章读书，天下大事。不好意思发这个任务。”这意味着好人不要出国。
这一事件在郭嵩焘的家乡湖南反映最为强烈。王_运是湖南的经学大师和诗词大家，也是郭嵩焘的好友。这时他以为郭楚阳是“鬼”，气愤地说：“湖南人都羞于与人交往！”在长沙，准备参加课后联考的考生聚集在玉泉山谴责他。玉泉山不仅烧毁了郭嵩焘修复的唐代名刹上林寺，还扬言要毁其居所，驱逐出湖南。
俗话说“吐口水会淹死你。”面对如此巨大的舆论压力，郭松涛产生了动摇的念头。他曾说自己有病，要求退兵，甚至建议清政府是否可以延迟派驻外国大使。然而，外交部长文祥、沈桂芬、包炎等。总理的政府部长们拒绝接受郭嵩焘的请求，称如果他们生病了，他们可以打电话请病假，但生病后他们仍然会去。
在众多的声讨中，只有李鸿章支持他。他说，“知道天下英雄和类似西化的政治制度的人，是最好的。”李鸿章也给了郭颂很大的鼓励，说他“有名有姓”，不要受评论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郭嵩焘反复权衡自己的名誉和国家利益，最后说：“他要是觉得时局艰难，谁会放过他？没有理由袖手旁观。”“诽谤毁了整个世界，但我的内心是平静的。闲的名声怎么了？”决心努力工作，为祖国出国。
1876年12月2日晚，年近60岁的郭嵩焘一行登上英国邮船“特拉万科尔”号，在政府和民众的唾骂声中踏上了艰难的出国之路。作为大清国派往西域的第一位大臣，郭并没有感到什么荣耀。在此行之前，英国大臣们的残忍，朝廷的无知，村民们的诋毁，已经让他筋疲力尽，不寒而栗。对于外国人来说，古代帝国最终向“文明的西方世界”派出使节，是他们看到清官“出丑”的绝好机会。早在中英签订《天津条约》的时候，伦敦的《每日电讯报》就嘲笑过“条约最好的一点”，就是“英国公使会派驻北京，而满清官员会派驻伦敦。也许他会邀请英国女王参加艾伯特门的舞会。”
经过50多天的海上航行，郭嵩焘一行于1877年1月下旬抵达伦敦，住进了在别人帮助下租下的包克林布里斯45号公寓，成为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他稍作停顿，按照皇帝出发时的指示，迅速收集了50多天的日记，命名为《西游记》，立即送回丞相府。
在这本日记中，他客观地记录了这50天来的所见所闻，并对每一件事附上了自己的评价。日记中最珍贵的是介绍了沿途各国的民主制度，赞美了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经济进步，并提出了一些中国内政可以遵循的建议。比如在谈到英国的政治制度时，他说：“西方的国事都是公开的，而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国事恰恰相反。”他还说，议会和政府的相互制约是英国战无不胜的原因。关于英国首相，他说：“上议院和下议院也是区分各党派的。如果他们处于同样的地位，许多人必须同意议会的意见，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地位。”高度评价郭颂的“民有、民治、民享、君治”制度。他称赞西方的政治和宗教养育了明朝，并希望
可惜这样一本关于郭嵩焘的书，被送回清朝后，遭到了顽固派的攻击和唾骂。直到郭嵩焘去世，这本书仍然没有出版。当时郭嵩焘传回的信息和意见，触动了保守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士大夫最敏感的神经，大大超出了国家的政治和思想底线。这些守旧派对这本日记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他们很难容忍郭嵩焘对“野蛮人”的赞美和对中国的批判。“宋道这样说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肺和肝是什么，也不知道那些记得它的人的心是什么。所有血肉之躯都在咬牙切齿。”他指责他“极度自夸外国，几乎被外国毒害，不可能收养。”在各国宰相李等守旧派的策动下，翰林院编辑何金寿奏折，瓦解了“在英有二心，欲插手中国事务”的，要求免去的职务，调回调查。他说，“现在每个读《西游记》的人都觉得是相反的。郭嵩焘也把节日放在外面。”
郭颂再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虽然此时仍得到李鸿章的支持，但也抵挡不住守旧派的强大攻势。李鸿章此时无法保护如此被动的郭嵩焘。在一次讨伐中，清政府下令销毁《西游记》，“永远禁止”。只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清廷没有立即罢免。
然而，此时更让郭嵩焘担心的不是清廷的大举进攻，而是危险就在眼前。
1877年7月，郭嵩焘与其德国副使兼公使刘锡鸿发生激烈冲突。刘锡鸿暗讽郭铎，指责郭嵩焘“三大罪”:“你就是冻死也不该穿洋装。”“看到巴西主擅自站出来开天辟地，为什么还要向这个小国致敬？”"帕金宫一边听音乐，一边反复阅读音乐清单，模仿外国人的动作."
这种“内讧”的原因是清政府在郭颂-陶安设立使馆小组时给他出的主意。使馆的组成是洋务派和守旧派斗争的结果。为了制约郭颂，守旧派有意安排顽固、坚决反对洋务运动的刘锡鸿为副手。来到英国后，刘锡鸿对郭松涛的监督非常认真和勤奋。他公然宣扬郭松涛是使馆工作人员中的“汉奸”，不管他是什么身份。他还威胁说，“我受不了这个被资本指出的叛徒。”然后，他到处履行监督的“职责”，到处找茬，然后记录在案，向中国打小报告。
刘锡鸿指控道犯了三大罪，都是平常的鸡毛蒜皮的小事。首先，当我参观堡垒时，天气突然变了。一个随行的英国人把外套披在郭松涛身上。刘锡鸿觉得，“就算冻死也不该穿。”二是参加其他国家驻英使馆活动时，外国国王进来，郭松涛站起来和大家一起鼓掌。刘锡鸿认为，这是国民性的极大丧失。最后，郭松涛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办的音乐会时，和其他嘉宾一样在座位前翻看音乐单。刘锡鸿觉得很丢人。他应该把手放下来坐着，而不是翻东西。
除了这些，就连郭嵩焘也不喝茶待客，用银盘盛糖酪；夫妻擅自学习外语；他们与外国官员握手时不鞠躬；为大使馆的女士们举行了一次茶话会，让她们出面；西方人没有跟着中国左到右，但都遵循了国际礼仪。同时也印证了英国人赞美郭为“东方最有教养的人”是正确的，但在刘锡鸿笔下是成功的。在刘锡鸿的小报告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是白费力气。说他们是故意讨好英国人，故意“诽谤政府”“经常记仇”，有与外国有联系之嫌。此时国内的顽固派开始响应刘锡鸿，翰林学士编辑何金寿非法称其为“英国第二号人物，要向英国投降”。
尽管困难重重，郭松涛还是坚持忍辱负重，尽职尽责。在目前的任务中，他尽力为清政府挽回面子。
郭嵩焘第一次出使英国有两个目的：一是作为清廷代表，前往英国就麦考利事件向英国政府“道歉”；二是留在英国担任“第一大臣”。但是，是应该先道歉还是先提交我们的证明呢？这是摆在郭嵩焘面前的民族尊严问题。如果先“道歉”，有损中国形象；如果你先交了证，再把“道歉”抛在脑后，因为麦考瑞事件而愤怒的英国会不满不保全面子。经过郭的努力，两个仪式和谐举行，解决了双方的尴尬。
在去英国之前，郭嵩焘问英国大使，英国女王陛下见到她应该做什么。当时大使犹豫了一下，说在法庭上你可以为所欲为。实际上，大使希望郭嵩焘三跪九叩。因为你在罢免政府之前，让西方人在中国皇帝面前三叩九拜，引起了很多不快。所以很多英国人都在等笑话。面对这个难题，郭松涛遇到了很多外国人，询问礼仪。最后，他脱帽鞠躬，以示与其他外国大使会见女王的礼仪。他发明了三鞠躬的形式表示敬意，女王鞠躬回礼，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郭松涛参观法国世博会中国馆。
此外，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和安全，他做了大量具体工作。比如，他通过记录英国外交部，澄清了英国商会船只封锁中国镇江的问题。并成功处理了英国商船冲撞中国商船、英国外国公司员工枪杀厦门渔民事件，最终迫使英方赔偿损失。他还及时向清政府通报了国家安全形势。
为了加强对华侨的领事保护，郭嵩焘首先提出在一些国家设立领事馆。由于他的努力，中国先后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和神户设立了领事馆，从而保护了海外华人的利益。郭嵩焘对下属要求严格，为随行官员制定了所谓五戒：一戒洋烟，二戒嫖，三戒赌，三戒外诱，五戒口交。郭嵩焘的特使形象，被外国人一致公认为最有教养的东方人，成为中国使团最早的行为准则。
郭松涛来英国后也没闲着。他到下议院听取议员对政府的批评，视察英国议会民主和自由选举制度。拜访和会见政府部长、当地知名人士、学者和科学家等。参加“国际刑法监狱大会”，积极学习国际公法。去工厂、港口、军舰、堡垒、商业、银行、铸币厂、电报局、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税务局、刺绣研究所、船舶制造厂、瓷窑等。
郭嵩焘将这些发现寄回国内，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建议我们不仅要从欧洲引进“制造机器的方法”，还要学习他们的制度。中国不幡然醒悟，改造旧的，赶上新的，西方强，中国强。郭颂的建议击中了清廷的要害。不幸的是，在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建议和信息令人震惊。同时，他们加深了对中国旧派的仇恨。
在英国的这些年，郭嵩焘独辟蹊径，开创了许多无先例、无借鉴的实践，为中国的外交工作，尤其是使馆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可悲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为清廷外交而死的人，却被当时国内很多人称为“汉奸”。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矛盾很快在清廷得到反映，他们的是非引起了中国洋务派与守旧派的新一轮较量。
1878年5月6日，刘锡鸿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千言的申诉书，其中全面列举了郭嵩焘在使馆的“十大罪状”。还担任过法国部长的郭嵩焘听说他们之间的矛盾急剧加深，这几乎是水火不容，并已开始影响到国家的声誉。清政府不得不将郭刘之争提上日程。
以李为首的守旧派利用这一点，要求立即将郭嵩焘移送回国治疗。洋务运动的李鸿章仍然竭力为他辩护。6月20日，李鸿章给总理府写了一封信，信中转述了留日学生导师李对刘锡鸿的看法：西方国家对刘锡鸿评价不高，德国报纸对刘锡鸿一向“吹毛求疵”，刘锡鸿工作态度恶劣不负责任，经常“病入膏肓”。同时，李鸿章写道：“但是，目前君贤兼任英法第二使，责任更重。”“英国人无话可说。”李鸿章为了保护郭嵩焘，故意将德国报纸对刘的批评与英国报纸对郭嵩焘的批评进行比较。但出乎李鸿章意料的是，反对郭颂道路的声音非常强烈。许多人不仅要求将郭松涛遣送回国，还敦促对郭松涛进行调查和惩罚。
这时，形势对郭颂非常不利，李鸿章于7月10日致信总理府。他说：“只有英国大使才有位子，关系很重。名要与职相称，要实现希望和优秀。西安仍由英国人推动，难以维持。”他想以“驻英大使”一职的重要性和接班人选择不当为由，反对郭嵩焘的调任，进而反对郭嵩焘的处分。同时，他还从信中借用了一句德语，说刘锡鸿“为人卑微，名声不好”，“在德国不太礼貌”。如果把郭嵩焘调回来，最好是把刘锡鸿调回来。
但李鸿章此时不想和守旧派闹得太僵，于是给丞相府写了一封信表明态度。他在信中解释说：“盖知道云仙的心永远是忠厚慈爱的，只是生性急躁。”他出国后一直被刘为难，很难站在一起。”于是他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看法。至于如何处理他们两个，我李鸿章服从朝廷法令和总理府的裁决，只希望总理府慎重处理此事。
总理最初决定只召回郭嵩焘，而刘锡鸿留在德国当部长。根据刘锡鸿的提议，另一名在德国学习的学生将被任命为驻德国大使馆的参赞，以监督李金星。李鸿章培养的心腹鲍锋与郭嵩焘关系融洽，对刘锡鸿的行为一直反感。听说他要做刘锡鸿的副手。李觉得这个人很难共事，所以他不想干了。然后他四处寻找说情者，拒绝了。李鸿章抓住这个机会，于7月18日致函总理府。他在信中提醒首相府，在安排人选时，必须“充分利用对方”。他还说，李在德国管理留学生的任务已经很重了。如果把这份不情愿的工作交给他，恐怕他两件事都做不好。最后，李鸿章补充道：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人之德与名，可以知之”。李鸿章的意图很明显，没有人愿意和刘锡鸿合作，这让他陷入了“独来独往，无可奈何”的境地。从而实现替换郭松涛和刘锡鸿的真实意图。
郭松涛梁夫人
李鸿章一方面坚决反对查处郭嵩焘，同时要求撤换刘锡鸿，说他性情暴戾，才智过人，外部影响恶劣。清政府非常重视李鸿章的意见。经过激烈的斗争，清廷终于改变了初衷。8月25日，清政府分别正式下令召回刘锡鸿和李。郭嵩焘将不再受到调查和惩罚。洋务派和守旧派两股政治力量，最终将郭与刘之争捆绑在一起。
1879年1月，郭嵩焘和他的继任者曾纪泽回到中国。临行前，郭嵩焘与夫人梁按照国际外交礼仪前往王宫与维多利亚女王道别。郭嵩焘也想娶他的妻子。因为根据清朝封建礼教对“妇德”的要求，女性是不允许参政的，也不能出现在公众面前，否则就是“不道德”。于是，他带着妻子告别英国国王的消息被送回北京，再次引起了封建文人的谴责，从而加重了他的罪过。
但西方人对郭嵩焘的做法评价很高，称他为“东方最有教养的人”。听说郭嵩焘要被调走，英法两国的官员和记者都来送别。大家都表示不愿意和这个给人留下好印象的中国外交官分手。
郭松涛在航行了几天后到达了上海。按照重要使节回国的套路，他本该回京述职。但是慈禧太后下诏，说可以退休回家，不去北京述职。5月5日，极度孤独的郭松涛乘船抵达家乡长沙。当时湖南正在发生一场老式的排外风潮，郭松涛的突然回归似乎火上浇油，让局势更加紧张。此时，郭嵩焘的“汉奸卖国”、“与洋人为伍”的标语已经贴满大街。郭嵩焘的钦差大臣官衔虽未取消，但地方官员在巡抚之下“傲慢无礼”，任由许多人在岸上辱骂郭，不让他的船靠岸。
郭嵩焘驳斥了家乡官员和民众的指责和忽视。他说：“诽谤毁了整个世界，但我的心是平静的。”他还写诗表达自己的志向：“骄傲是无心的，不是扭曲的。他应该让自己的晚年活灵活现。经过几百代，几千年的交流，可以肯定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当世界想要扼杀定位人才的时候，往往会遭到反击。学的是半官方的，这辈子开过几次。”这既是他对自己人生经历和结局的认识，也是他对晚清保守腐朽的官场生态的无声抗议。郭嵩焘下乡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经常藐视朝廷，给李鸿章等重要官员写时事和外交书信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孤独凄凉地死去。李鸿章、曾纪泽、王先谦等官员听说后，纷纷要求朝廷传郭嵩焘，并请他为自己设立谥号。但这些要求都被慈禧太后拒绝了，甚至有人要求朝廷鞭笞郭嵩焘以示感谢。
郭嵩焘正在值班，肩负重任，为国家和人民努力工作。但是，因为他走在那个时代的前面，所以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才被他的时代所认可。临死前，我们只能希望“这样的人几千代以后，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的人”，把期望押在后代身上。即使百年后我们读史书，也看不到太多关于他的描述。我们不得不说，他的结局很可悲。应该说他的经历是那个时代的悲哀。清末学者王先谦曾这样评价郭嵩焘：“以忠肝养国，天下不负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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