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工作：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某产品性能优于美国同行；一名清华毕业的结构工程师入职；一名南大毕业的销售经理入职；办公场地扩充到700平。
小时候的状态，应该也算状态吧。
价值观的东西是藏不住的，除非你是一块石头，我的成长环境应该符合“社会底层”这一定义，看了一些回答，虽然我这也不至于那么底层。这个问题我好好回答，尽量“描述”，而非“定义”，省略当时的内心感受以及脱离那个环境（其实现在也未完全脱离）之后偶尔回忆时的内心万马奔腾。
出生在一个一般贫困的农村，但家里没有地，父亲长年在外打工，母亲在离村子五公里的镇上的菜市场里有一个8平米的小店，卖拖鞋、调料、茶叶等。每天早上五点母亲骑着三轮车到镇上，我六点起床，自己热一下馒头，步行三公里到镇上的学校上学，放学有时会坐同学的自行车。每年见不到一次父亲，有时候包工头欠工资，有时候他自己赌博把收入全部输掉，只有在光景好的时候--也就是在外打了一年工以后，回家能把钱带回来的时候，我才能见到他。
因为大家都是这样，所以到市里读高中以前，并没有太多自卑的感受，毕竟学习一般都是年级第一。很多细节是成年以后回想起来，才越发深刻，特别是接触得多了以后，才发现原来还有另外的生活状态。
村子里只有两个场景：过年与不过年，过年就是家家户户打牌，不过年就是看不到什么劳动力。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开始思考人生，问我妈人为什么要活着。我妈说，问什么问，那你去死啊，一起死就好了。我知道，我爸又输钱了，今年过年又回不来了。多年以后看一个路易的脱口秀，讲到他妈心情烦而打他，但他并不在意，因为穷人的生活压力太大，毕竟他现在不打他孩子，因为他有钱。
大部分人还是能上初中，同学有一半都是从家里带咸菜，虽然偶尔会有肉丁，除了条件好的几个，大部分都会从家里带米，交给食堂，有的同学甚至放学后还要去田里干活。像我这样的，两三天会去食堂点一个青菜，偶尔赶上同学生日，会合伙点几个肉菜。那会儿青菜只要五毛钱，肉菜一块钱一份。
因为我本身一直比较好学，上高中前好学的原因并不是奋发图强，仅仅是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所以村里面小孩的娱乐，去镇上打游戏，钓小龙虾，去河里浅滩捞鱼，在田里挖坑烧火这些事，虽有参与，但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看书，寒暑假就帮妈妈去镇上守店，边守店边看书。
村上没有人有社保，除非是扛不住了，否则看病都在村里一个老中医那，去一趟镇上都嫌麻烦。要是谁去县里看病了，往往就是不行了，该准备后事了。即使县里医院说可以去市里住院，一般也是不会去的，特别是老人，喝农药自杀的会有发生。
村里混得好的标志就是，谁在外打工赚钱了，去买了个社保，这种事可以讨论好几年。或者谁家女儿嫁的好，嫁给了城里人，住楼房了。除了最有钱的那几家，过年也看不到几台车。但会有很多摩托车，摩托车大军返乡说的就是我们。
后来我去市里读书，住校。
每次去学校需要五点起床，坐着我妈的三轮车到镇上，然后再坐半小时班车到达县级公路，然后下车，等待从县里开往市里的班车。时间经常不确定，但那会儿可以超载，从公路上上车的，一般是没有座位的。快到市区的时候，为了避开偶尔的检查，司机会让一部分乘客下车（一般是中途上车的人），由车上售票员带着走一段小路绕开检查人员，然后再上车。湖区很多渡口，那会儿从县级公路到市区，要八个多小时（现在一个小时）。
上高中的同学不到一半，大部分都去打工了，读技校的都少。我第一次去市里高中报道，当时还带了20斤米，因为那时不确定学校食堂收不收米。还拎了一只鸡，妈妈让我送给班主任。那一年我13岁（初中跳过一级）。
我是我们村子里唯一一个去市里上高中的，那会儿我见过李宁，但不认识阿迪耐克，除了过年偶尔去县城，否则红绿灯都没见过几个。带的20斤米食堂不收，后来跟同学一起卖给了小餐馆。
上高中第一年，生意不好妈妈把店子转让了， 父亲已有两年没回家，找不到人，据说在云南曲靖某个工厂，因为输了钱没脸见我妈，索性失联。我妈去云南找我爸，终于是找到了，找到以后还替他还了赌债。卖掉家里一切值钱的东西，例如我小时候的银手镯，她的项链等等，又找外公借了点钱，经邻居介绍去省城一个很大的批发市场，租了一个很小的门面卖，做盒饭，卖泡菜。
那个批发市场很大，那时候有地下赌场，时常有火拼事件发生，只有地下赌场点外卖最大气，因为总归有人赢钱。因为邻居在那赌场当打手，所以一开始我妈的盒饭生意还不错，后来我妈觉得赌是万恶之源，她实在不愿意昧着良心再给赌场做盒饭，于是生意只变成了卖泡菜。
堂亲表亲那边，只有我和我表妹读了高中。有两个堂弟，在我妈那一起送过一段时间盒饭，后来，子承父业，赌场赌不起，就去小棋牌室，欠了一些钱突然跑路了，然后我妈把钱还上了。
那一年我高二，所以那个暑假我第一次在省城给人带家教，一个暑假赚了两学期的学费。住在我妈的小门面里，没有窗户，卷帘门一拉下来，不透气，于是我妈每天早上四点多就会把卷帘门拉开一道口子，六点市场里就正常开工了，再全部拉开。
说到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除了学习以外，我家的家庭生活状态代表了我们那个村的大多数。
上大学以后，只回家过两次，每次都是在市里给人补课，赚学费。慢慢地开始听到哪个同学结婚生孩子了，哪个表弟进局子了，混得最好的叔因为酒驾撞了人，赔个精光，哪个邻居得了癌症在等死但是强行被子女拉到省城去检查，一查又不是，做了个小手术就好了等等。好几次村里亲戚到上海来要来看我，都被我妈拦下，因为她担心她们找我借钱或者住我学校。
有一份工打，就是很不错的。过年见面说得最多的除了“今天去哪里打牌”就是“你在哪里打工啊”。有一年回家，刘叔就问我“在哪里打工啊”，旁边四大爷说：“狗日的张伢子在上海读大学你都不知道啊！”
村里上大学的除了我还有两个，大家相同的情况都是交不起学费，第一年都是民间借贷，后面都是走的学校助学贷款，为什么第一年不走助学贷款呢？因为一些手续，不会办理，例如去镇上签字，等等。还有一个原因是，村里不太信这个事。
我曾经问过我妈，我说出去打工的，一个月也能赚几千块，为什么好多人都跟我一样交不起学费呢？
我妈说，去问你爸啊，看多少钱经得起他输。
也是，大部分人除了打工就是打牌，今年赢了点会大吃大喝炫富摇摆，但总有输的时候。所以除了镇上的超市，KTV一到过年生意很好，村里面整体不会有什么结余。
也无所谓，反正上学的也没几个人。
大家都是这么过的，不这么过反而不合群。
这是我的经历，一个村子里的缩影，最近十几年什么样我不清楚（至少新农合，贫困生资助好了很多），因为大学毕业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到过那个村子，不论早几年我妈，我的亲戚们如何骂我没有良心，看不起家乡，我都没有再回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