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对近代湖湘文化兴盛的贡献 (一)军营时期淞军对湖湘文化的贡献 首先，湘军诸将在战争空闲里，养成了看古人书、作经世文的习惯，留下了大量著作。湘军领导层是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集团，他们的日常行为体现了浓厚的文化特色，正所谓“文人点兵”。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被誉为近代湖湘文化之集大成者的曾国藩。在转战各地的军营里，曾国藩不仅阅读过大量文化典籍，撰写了《曾国藩全集》中的大量文字作品，还经常与来自湖南的从军文人幕僚李元度、何拭、王 运、罗汝怀、吴敏树、唐训芳、左宗棠、刘蓉、彭玉麟、李汉锐、郭嵩涛、郭昆涛、邓辅伦、丁果臣、欧阳兆熊等和诗、作联、次韵、修改文章，同时又广泛搜集各类民间古书奇文。军营里过多的文化活动，势必会对军务带来一定的影响，对此，曾国藩说过:“余在军中，颇以诗文废正务。”[1]曾国藩的职业特点和个人爱好使他无法放弃早就养成了的读书写作的习惯，而且居官作战均不改常度。有了主帅的带头，其他从军人员也纷纷在军营中读书赋诗作文，如李元度在军营里，李元度坚持勤读古人书，“每空山月上，一镫荧然披吟斗室中，如与诸巨公才人节士联袂接裳，亲承其声颏”[2]，经常与自己的老师曾国藩、幕友邓辅伦(弥之)、吴坤修(竹庄)、陈鼎(作梅)、许振伟(仙屏)、李鸿章等探讨古文、诗赋的写作技巧，又广泛搜集占代文化典籍，相继写成了《军中札记》、《石钟山祠记》和《昭忠祠记》等著名作品。文官郭嵩涛虽然军旅生涯不长，但他每到一地，首要任务就是至书市购书，留意当地士大夫的诗赋作品并记录在案; 其次是观赏各地的文化古迹，写下观后感。他的日记日后成为近代湖湘文化宝贵的遗产。其他湘军官员如胡林翼、左宗棠、王珍、曾国荃、彭玉麟、杨载福、李续宜、杨昌浚等也都相继留有闻名全 国的书信、奏折、诗文等作品，堪称佳作。湘军早期将领罗泽南、王珍师徒有着深厚的儒学功底，他们所率领的老湘营部队所到之处，必请当地大儒给将士授课:学习儒学在部队里蔚然成风，时人回忆说:“每到夜间营门关闭，刁斗之声与读书声相闻。”后期湘军将领杨昌浚的文笔非常不错，他在赞美左宗棠开发西北的贡献时，曾写下一首扬名海内外的词作:“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弟子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该词可以与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媲美。 其次，湘军捐饷建家乡学校、增地方学额，极大地推动了晚清湖南文教事业的发展。在湘军兴起之前，湖南限于独立为省的时间较短和经济势力弱小等原因，学校的设置除了省会长沙老牌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湘水校经堂、衡阳的石鼓书院、邵阳的爱莲书院、道州的濂溪书院、醴陵的渌江书院小有名气外，其他各州县的书院设置不多，文化教育比较落后。咸丰初年，由于太平军入境屯兵的毁坏和常年供应四境之征的军晌消耗财力，政府投入兴办学校的资金严重缺乏，导致了各地府学、县学、书院、私塾日渐衰败。省会长沙本应该是各郡县观礼效法的教育兴盛之地，却也“府学自道光十八年巡抚钱公修后渐式。咸丰二年，粤寇犯楚，长沙戒严，学为屯兵地，井灶之所发掘，牛马之所蹄啮，遂大坏”[3]。为了振兴家乡教育，繁荣地方文化，湘军将领们纷纷捐款兴建书院、学校，广增学额、生员。咸同年间，湖南湘军将领捐建或补建的学校有曾氏学堂，湘乡籍的湘军主将联合捐建的湘乡宾兴堂、东皋书院，胡林翼捐建的益阳箴言书院，李元度、张岳龄捐建的平江天岳山馆，湘军各路将领共同捐建的长沙求忠书院、攸县的东山书院、宁乡的玉潭书院、常德的朗江书院等。与此同时，考虑到湘军在前线的卖力作战和捐献军饷等行为，清政府给予湖南相应的学额奖励，湖南的学额迅速增加。咸丰三年，湘军将领李元度以平江团防出力，获准增加了该县文武学额各三名。咸丰七八年间，李元度再次倡议所部将士捐十万两欠饷，请求朝廷增广平江县文武学额各十名，又捐五万银两请增广岳州府文武学额各五名，皆获准。稍后，以曾国荃、李续宾、李续宜、张凯章、赵玉班、萧浮泗等为代表的湘乡籍湘军统领跟着效法，捐银十万，获得增广学额十名其他州县如长沙、善化、湘阴、浏阳、湘潭、鳄陵、龙阳等也同样照办。据统计，从咸丰初年到同治七八年间。湖南因军事捐输所增广的学额达八百余名，另外有一些新增的生员没有计算在内。湘军的此种善举，使得湖南的应试人数增加，中试的科考人数迅速上升，湖南逐渐跻身为文化大省。 将军的幕府俨然成为文人的机构。 再次，湘军设编书局、采访忠义局，编纂校刊书目，撰写褒忠录等，丰富了近代湖湘文化的成果。为了不让战争毁坏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让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湘军创始人曾国藩先后在安徽行营和两江总督驻地的南京设立安庆编书局、金陵编书局等文化机构,组织幕员搜集、校刊和编撰各种古书和现刊,如《王船山遗书》、《王船山丛书》、《两江忠义录》、《算学二十一种》、《几何原本》等活动。同一年,时任湖北巡抚的湘军统帅胡林翼也在武昌请王 运、丁取忠、刑高魁、张华理、姚绍崇、汪士铎、胡兆春、蒋照、厉云官、莫友芝、张裕钊、程霖寿等文人分别编写和校刊《读史兵略》、《湖北褒忠录》、《大清中外一统舆图》等等。一些文化名士纷纷结集在湘军统帅的门下,随着湘军出省征战全国各地,战死疆场的人员日渐增多,为了抚慰忠灵,维持地方风化,湘军诸将领先后在江南各省设立忠义局、褒忠局,由文员供职于内,一方面组织并选派文员到各地州县调查采访死难的忠烈,记录在案后上报朝廷,分别旌表,酌议从优抚恤,另一方面要求各地方政府密切配合,出示遍行晓谕,或由司道具详,或由府、厅、州、县汇报,或由死难者家属经禀,然后汇总到督抚大员处,由其随时具奏朝廷,请建总祠、总坊,对那些死得悲壮的将士还可以奏请另建专祠,以便名垂青史。湘军幕僚、湖南文人罗汝怀、吴敏树、方宗诚、郭嵩焘、王 运、徐宗亮等先后参与了撰写墓志铭、碑文、地方志、采册、《褒忠录》或《忠义录》等活动。咸丰八年,曾国藩奏请在湘乡县城修建忠义祠,纪念该县出境征伐而阵亡的近五千余名员牟勇丁,并请求为湘乡籍的湘军将领罗泽南、王鑫、刘腾鸿建立专祠,饬地方官春秋致祭,以宣传朝廷褒忠励节之道。咸丰十年七月,曾国藩又应李元度的请求,奏请在平江县城建立忠义祠,以激励人心,维持风化。其他湘军领导人物和清政府官员也纷纷为死去的湖南籍官兵奏请建立专祠,如长沙府十二忠祠(分别纪念湘军著名将领江忠源、塔奇布、罗泽南、胡林翼、李续宾、王珍、萧启江、李续宜、张运兰、黄润昌、江忠义、李臣典) 、曾文正祠、三公祠(祀已故湖南巡抚骆秉章、张亮基、潘铎) 、刘忠壮祠(祀刘松山) 。湖南作为湘军的故乡,各州县都相继为死难的湘军将士建立了宗祠和专祠,这些宗祠和专祠为后世所景仰,成了近代湖湘文化体系中宝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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