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开始，英、（法)等帝国主义用（大炮）和(军舰 )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1856）年，英、法帝国主义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1860年，倾入北京，占领（广州）。
19世纪前期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为扩大海外殖民地，以强占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英国等迫切要求中国的市场开放，用战争暴力作为达到它们目的的主要手段，而此时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到了衰落期。
到鸦片战争前，已经走到穷途末路，清政府统治腐败、经济落后、对内极力压制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扼杀新思想、新技术的发展，残酷地剥削人民，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尖锐，对外坚持天朝尊严和闭关政策，最终导致中华民族灾难的到来。
虽说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是民族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于清王朝的腐败、落后及战争中的妥协投降政策，战争的结局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外来侵略者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取得了大量的主权，中国的门户被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开始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而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列强对既取得的侵华权益不能满足，力图全面扩大侵华，并趁清政府处于内战的窘境，以“修约”不成制造借口而发动，英法是主凶，美国是帮凶，俄是既追随英法又单独作案的凶犯。中国又丧失了许多主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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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侵略带给后人的启示：
从幼时启蒙那天起，重复在我们耳畔的，便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道德逻辑，而正视如钉在板上的历史，更多的却是与长年所习教义不甚一致的悲剧。为了到哪都说不清白的毒品走私，竟明火执仗地打伤人家，天下邪恶之最，可居第一；把图财害命的强盗拒之国门之外，应是最天经地义的正当之举，可结果总是邪恶者揣着占地索款的条约凯旋，正义者屈辱地舔怃着流血的创伤。
广大农民为获得生存的空间，衣食的饱暖，揭橥天下第一家，共享太平的义旗，也是顺呼天而应呼人之事；而为了少数人的骄奢淫逸，把万千生灵残杀在血泊之中，这与正义何其相悖，可是道德逻辑依旧没有显示灵光。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当历史把无情的事实揭示给我们时，也把答案藏在了其中。
倘若，我们了解到在中英对持的剑拔之际，道光帝向大臣们提出的无知疑问；道光帝得知英国女王自择配偶，大笑夷蛮之邦不懂婚姻大事需遵父母之命；讨英大军的主将向巫师讨教，用妇女便尿的马桶，破英军“妖术”（即新式枪炮），就会得到这样的启迪：命运操在愚昧腐朽统治者手中的民族，是连正义的战争也是打不嬴的。
同样当我们看到约束士卒分男营、女营，不得过夫妻生活的洪秀全，自己却妃子萦绕；北伐失败，西征未达预期目的，而劝诫他人不能凌夺斗杀的“上帝家族”成员们，却已经为争万岁的名分刀枪相向，就会认识这样一个道理：不超越自己的敌人，就别指望得到胜利之神的青睐，由农民领袖导航的战船，无法冲出封建的旋涡，到达解放的彼岸。
八十年代以来，很多青年人怀着兴国的责任感，穷诘这样一个问题，即雄踞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曾以悠久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进程施予了极大影响，为什么在近代会落伍，使近百年的历史充满屈辱。
当一个民族以文物礼仪隆盛的“天朝上国”自居，深闭固拒，夜郎自大，就会使往昔的荣耀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滞缓本民族继续迈进的步伐。流动的历史，不等待任何一个民族，你耽于“十全武功”、“万国向化” 的旧日迷梦，人家却经历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政治变革，当这个人类发展最新阶段赢得历史的恩宠时，一切蹒跚其后的民族，便面临被征服的命运。
但历史有时强加给一个民族的命题是不容选择的，要摆脱敌人的奴役，首先要国强.但是，国人认识这一点时，却走过了曲折的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正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中华民族总在惨遭劫难之后，才省悟奋起。好在有成千上万的爱国者，为寻求救国真理前仆后继，执着地求索,他们或许过于轻率但却不乏清醒，他们或许还带着未开化的愚昧但却不缺少睿智，他们或许过于轻信但绝不怕牺牲，他们在困惑中奋斗，在徘徊中探索，在曲折中前进，从而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种下了契机。
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回顾近百年来中国人的奋斗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与这一时期相比较——困惑与希望的交织，污秽与崇高的辉映，黑暗与光明的搏击，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而又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
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超常的毅力，去发奋汲取文化知识；以求实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去勇于参与社会实践；以开拓的思路，创新的理念，去探求人生的新境界，为祖国、为社会、为人民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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