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俭示康》译文
参政鲁公为谏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于酒家，既入，问其所来，以实对。上曰：「卿为清望官，奈何饮于酒肆？」对曰：「臣家贫，客至无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觞之。」上以无隐，益重之。张文节为相，自奉养如为河阳掌书记时，所亲或规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虽自信清约，外人颇有公孙布被之讥。公宜少从众。」公叹曰：「吾今日之俸，虽举家锦衣玉食，何患不能？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身岂能常存？一旦异于今日，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岂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呜呼！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
译文：我本来出身在卑微之家，世世代代以清廉的家风相互承袭。我生性不喜欢奢华浪费。从幼儿时起，长辈把金银饰品和华丽的服装加在我身上，总是感到羞愧而把它们抛弃掉。
二十岁忝中科举，闻喜宴上独有我不戴花。同年中举的人说：“皇帝的恩赐不能违抗。”于是才在头上插一枝花。一辈子对于衣服取其足以御寒就行了，对于食物取其足以充饥就行了，但也不敢故意穿脏破的衣服以显示与众不同而求得好名声，只是顺从我的本性做事罢了。
一般的人都以奢侈浪费为荣，我心里唯独以节俭朴素为美，人们都讥笑我固执鄙陋，我不认为这没什么不好。
回答他们说：“孔子在说：‘与其骄纵不逊，宁可简陋寒酸，又说：‘因为节约而犯过失的很少’，又说：‘有志于探求真理而以穿得不好吃得不好为羞耻的读书人，是不值得跟他谈论的’，古人把节俭看作美德，当今的人却因节俭而相讥议，唉，真是奇怪啊！”
近年来的风气尤为奢侈浪费，跑腿的大多穿士人衣服，农民穿丝织品做的鞋。我记得天圣年间我的父亲担任群牧司判官，有客人来未尝不备办酒食，有时行三杯酒，或者行五杯酒，最多不超过七杯酒。
酒是从市场上买的，水果只限于梨子、枣子、板栗、柿子之类，菜肴只限于干肉、肉酱、菜汤，餐具用瓷器、漆器。当时士大夫家里都是这样，人们并不会有什么非议。聚会虽多，但只是礼节上殷勤，用来作招待的东西虽少，但情谊深。
近来士大夫家，酒假如不是按宫内酿酒的方法酿造的，水果、菜肴假如不是远方的珍品特产，食物假如不是多个品种、餐具假如不是摆满桌子，就不敢约会宾客好友，常常是经过了几个月的经办聚集，然后才敢发信邀请。
如果不这样做，人们就会争先责怪他，认为他鄙陋吝啬。所以不跟着习俗随风倒的人就少了。唉！风气败坏得像这样，有权势的人即使不能禁止，能忍心助长这种风气吗？
又听说从前李文靖公担任宰相时，在封丘门内修建住房，厅堂前仅仅能够让一匹马转过身。有人说地方太狭窄，李文靖公笑着说：“住房要传给子孙，这里作为宰相办事的厅堂确实狭窄了些，但作为太祝祭祀和奉礼司仪的厅堂已经很宽了。”
参政鲁公担任谏官时，真宗派人紧急召见他，是在酒店里找到他的。入朝后，真宗问他从哪里来的，他据实回答。皇上说：“你担任清要显贵的谏官，为什么在酒馆里喝酒？”鲁公回答说：“臣家里贫寒，客人来了没有餐具、菜肴、水果，所以就着酒馆请客人喝酒。”
皇上因为鲁公没有隐瞒，更加敬重他。张文节担任宰相时，自己生活享受如同从前当河阳节度判官时一样，亲近的人有的劝告他说：“您现在领取的俸禄不少，可是自己生活享受像这样俭省，您虽然自己知道确实是清廉节俭，外人有很多对您有张文节像公孙弘盖布被搞欺诈的讥评。
您应该稍微随从一般人的习惯做法才是。”张文节叹息说：“我现在的俸禄，即使全家穿绸挂缎、膏梁鱼肉，怕什么不能做到？然而人之常情，由节俭进入奢侈很容易，由奢侈进入节俭就困难了。像我现在这么高的俸禄难道能够一直拥有？身躯难道能够一直活着？
如果有一天我罢官或死去，情况与现在不一样，家里的人习惯奢侈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不能立刻节俭，那时候一定会导致无存身之地。哪如无论我做官还是罢官、活着还是死去，家里的生活情况都永久如同一天不变呢？”唉！大贤者的深谋远虑，哪是才能平常的人所能比得上的呢？
御孙说：“节俭，是最大的品德；奢侈，是最大的恶行。”共，就是同，是说有德行的人都是从节俭做起的。因为，如果节俭就少贪欲，有地位的人如果少贪欲就不被外物役使，可以走正直的路。
没有地位的人如果少贪欲就能约束自己，节约费用，避免犯罪，使家室富裕，所以说：“节俭，是各种好的品德共有的特点。”
如果奢侈就多贪欲，有地位的人如果多贪欲就会贪恋爱慕富贵，不循正道而行，招致祸患，没有地位的人多贪欲就会多方营求，随意挥霍，败坏家庭，丧失生命，因此，做官的人如果奢侈必然贪污受贿，平民百姓如果奢侈必然盗窃别人的钱财。所以说：“奢侈，是最大的恶行。”
过去正考父用饘粥来维持生活，孟僖子因此推知他的后代必出显达的人。季文子辅佐鲁文公、宣公、襄公三君王时，他的小妾不穿绸衣，马不喂小米，当时有名望的人认为他忠于公室。
管仲使用的器具上都精雕细刻着多种花纹，戴的帽子上缀着红红的帽带，住的房屋里，连斗拱上都刻绘着山岳图形，连梁上短柱都用精美的图案装饰着。孔子看不起他，认为他不是一个大才。
公叔文子在家中宴请卫灵公，史鰌推知他必然会遭到祸患，到了他儿子公叔戌时，果然因家中豪富而获罪，以致逃亡在外。何曾一天饮食要花去一万铜钱，到了他的孙子这一代就因为骄奢而家产荡尽。石崇以奢侈靡费的生活向人夸耀，最终因此而死于刑场。
近代寇莱公豪华奢侈堪称第一，但因他的功劳业绩大，人们没有批评他，子孙习染他的这种家风，现在大多穷困了。其他因为节俭而树立名声，因为奢侈而自取灭亡的人还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上面姑且举出几个人来教导你。你不仅仅自身应当实行节俭，还应当用它来教导你的子孙，使他们了解前辈的作风习俗。
原文：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华靡，自为乳儿，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辄羞赧弃去之。二十忝科名，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年曰：“君赐不可违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矫俗干名，但顺吾性而已。
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应之曰：“孔子称‘与其不逊也宁固。’又曰‘以约失之者鲜矣。’又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古人以俭为美德，今人乃以俭相诟病。嘻，异哉！”
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吾记天圣中，先公为群牧判官，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过七行。酒酤于市，果止于梨、栗、枣、柿之类；肴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瓷、漆。当时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情厚。
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量月营聚，然后敢发书。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故不随俗靡者，盖鲜矣。嗟乎！风俗颓弊如是，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
又闻昔李文靖公为相，治居第于封丘门内，厅事前仅容旋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已宽矣。”参政鲁公为谏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于酒家，既入，问其所来，以实对。
上曰：“卿为清望官，奈何饮于酒肆？”对曰：“臣家贫，客至无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觞之。”上以无隐，益重之。张文节为相，自奉养如为河阳掌书记时，所亲或规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虽自信清约，外人颇有公孙布被之讥。
公宜少从众。”公叹曰：“吾今日之俸，虽举家锦衣玉食，何患不能？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身岂能常存？一旦异于今日，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岂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呜呼！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
御孙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
昔正考父饘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后必有达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君子以为忠。管仲镂簋（guǐ）朱纮（hóng），山节藻棁（zhuō），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卫灵公，史鰌（qiū）知其及祸；及戌（xū），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溢倾家。
石崇以奢靡夸人，卒以此死东市。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其余以俭立名，以侈自败者多矣，不可遍数，聊举数人以训汝。汝非徒身当服行，当以训汝子孙，使知前辈之风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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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创作背景
司马光生活的年代，社会风俗习惯日益变得奢侈腐化，人们竞相讲排场、比阔气，奢侈之风盛行——当差的走卒穿的衣服和士人差不多，下地的农夫脚上也穿着丝鞋，许多人为了酬宾会友常“数月营聚”，大操大办。这种习气上的破败，让熟悉历史的司马光感到深深的焦虑，他深知那种社会风气对年轻人的思想腐蚀作用很大。
为使子孙后代避免蒙受那种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和侵蚀，司马光特意为儿子司马康撰写了《训俭示康》家训，以教育儿子及后代继承发扬俭朴家风，永不奢侈腐化。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 。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及第，累迁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名列“元祐党人”，配享宋哲宗庙廷，图形昭勋阁；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从祀历代帝王庙。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司马光的独乐园，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资治通鉴》书局所在地。这里环境幽美，格调简素，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除了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
其中，司马光任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为协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来洛阳后，便把《资治通鉴》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有书局的工作人员，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邵雍、文彦博等也常来此聚会，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