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可以找到的考古发现的内蒙古阴山岩画和陕西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彩陶文化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高度概括的抽象人物图形和笔的轨迹，人们己开始用类似毛笔的工具描画、记录远古的生活。古史相传，舜时期即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前已有绘画。战国时期墓葬中出土的帛画是迄今为止可以见到的最早的人物画。《人物御龙锦画》（画一个高冠长袖，身佩宝剑的男子，侧身驾着一条巨龙，龙身呈船形）与《人物凤锦画》（画上绘一细腰女子与一龙一凤）用墨线双勾轮廓，以线条为框架平涂设色这一中国画的构成因素已初见端倪，线条圆润流畅，图案纹样均衡有变化，画面具有平面装饰的艺术效果。中国画根基于中华民族传统基本哲学，运用“阴阳”的规律，以最简单的线条结构表示宇宙万象的变化节奏，奠定了以线造型的审美理念。
秦一统天下之后，至汉代，中国进入了一个多民族的强盛的封建制国家，这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在汉武帝时期尤其如此，这时的科学文化艺术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在今天的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彩绘帛画，距今有一千八百年的历史，是覆盖在墓主棺上的幡，又称“非衣”。是丧葬仪仗的一部分其意识引魂升天，内容分上中下三段，上段，绘天界神话传说中人物，右侧有日，金乌，扶桑，左有月，蟾蜍，嫦娥，正中上方是人首蛇身的女娲，其下是神兽和天门神。中段画墓主人柱仗而行，前后有男女数人伴行，下面有一组准备宴食的人物，以古壁交龙华盖玉磬，是墓主人身前的生活写照，在绘画的技巧上，人物刻画，设色，构图都较之前代有了很大的成熟，是第一幅完整的工笔重彩画。
汉画像石，画像砖在艺术技巧上定论，已经掌握了运用细线条描绘人物形象与色彩的基本技法规律。虽然还出于稚拙阶段，但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及后世的绘画具有深远的意义。西汉元帝时宫廷著名画家有毛延寿，陈敞、刘白等，善画人物鸟兽。
东汉、三国时期，天竺佛教的传入对中原绘画有重要影响，三国时吴国画家曹不兴始画佛像，自此，宗教绘画渐兴，继而佛教壁画逐步出现，从敦煌壁画可窥见一斑，可观其昔日之风采。
魏、晋、南北朝时画家众多，西晋有卫协，其为曹不兴弟子，善画人物佛像，有画圣之称。
东晋晋明帝时知名画家为顾恺之。顾恺之生于西元345年左右，他的传世摹本，《女史箴图》（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是以人物为主体的叙事性手卷，这种绘画格式是为了便于一段段展开画面观赏而设计的，此图一西元4世纪（晋惠帝）时期的宫廷女官为了鉴戒宫内仕女而作的女史箴文为画题，属于早期儒家思想中所偏爱的训悔性绘画范畴。画分九段，
也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人物题材卷轴画。作品注重刻画人物神态。相传顾恺之画人物广或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他“迁想妙得”的主张，为后人解决形、神关系树立了典范。顾恺之用线把过去粗拙简单发展到圆润挺秀，如“背云浮空”、“流水行地”般舒展流畅。工整的墨线，设色。《女史藏图》、《列女仁智图》用高古游丝描法，如“春蚕吐丝”、“紧劲连绵，循环超息，调格逸易，风趋电疾”；用色只求“传染人物容貌，以浓色微加点缀，不求藻饰”。
此时的绘画色彩经常渲染的平整而均匀，颜色似乎从来没有像西方绘画那样用来模拟形态，或者光线落在物体上的凹凸效果与空间感。而随着佛教与佛像的传入，带有塑造性的凹凸表现方法也随之进入中国，可以说中国艺术的发展是不断吸收的结果，中国从来都是带着一种开放性的心态来发展自我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幻觉凹凸法的画家是西元6世纪初的画家张僧繇，他的主要作品是佛寺壁画，所用画法远接地中海地区的后期古典艺术，是从印度北部和中亚细亚的沙漠绿洲城市传入中国的，中国人原来并不熟悉它，所以张僧繇的画在当时肯定有惊世骇俗之情景，张僧繇的绘画表现了一种比较具有肉体感的造型，一位九世纪的评论家张彦远在评论早期人物画的特征时，说顾恺之捕捉到了人物的神情，陆探微是骨，张僧繇是肉。相传张僧繇作《五星二十八星宿真形图》，运用了凹凸技法，表现人物的体积感。
魏、晋、南北朝政治分裂局面在西元589年结束，隋代统一了中国，但是到了六世纪末战乱又起，西元618年隋亡。取而代之的是持续了近三百年的大唐王朝，唐代初期和盛期一百五十年间，中国的国力达到了顶峰，生活各方面一片繁荣景象，东西交流发达，各种宗教传入，万朝来贺，文化艺术发达。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大唐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此时绘画也因这样的时代而繁荣。
唐代人物画冲破了汉魏六朝时期描写圣贤、功臣、义士、烈女及宗教绘画题材的束缚，更加的把目光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去了。
唐代人物画达到鼎盛期，阎立本上承顾恺之，融恢弘博大的气势，善于选取重大历史题材，在表现重大历史题材人物时，非常注意人物精神气质和心理特征的刻画。他画的《历代帝王图》人物刻画传神，栩栩如生，形象鲜明。确立了初唐工笔人物画风。
阎立本的《步辇图》记录了唐太宗接见吐番松赞干布求亲特使禄东赞的史实，阎立本是描写场景和人物心理活动的好手，画面设有去刻意表现迎亲、宴饮等重大场面，而是采用了聚焦法，突出主体，使主要人物心理描写得以放大。唐太宗的威严善待、庄重安详，禄东赞满面风霜、智慧干练和对大唐皇帝的崇敬神态溢于脸面。红衣使者和白衣随从的眼神和表情的刻画也极为精彩，主仆关系使人一目了然，道具与人物的层次结构穿插得非常得体。阎立本亦是一位色彩高手.画面以黑、白、红、绿为基色,充分归纳；运用色彩的对比、反衬，使和谐的情节氛围和人物组合的内在节奏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张萱开创了工笔人物画绮丽华滋的重彩画风。作品《虢国夫人游春图》描写杨贵妃的三姐虢国夫人和另两名姊妹骑马游春的场景。画中女性体态丰腴、动态舒缓优雅，“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这是盛唐“绮罗人物”的塑造特点，也反映了当时审美的要求。横展铺陈的构图，高低错落的起伏，增强了画面的动感。为了突出虢国夫人这个主要表现对象，张萱独具匠心，有意把虢国夫人、男监、老年仕女和小孩的目光聚焦于一点。整幅作品线法纤细而富有弹性的张力，衣纹处理注重丝织品的质感，色调明快亮丽，春意盎然。
唐玄宗时的吴道子，因人物画线法有独到的审美意趣，影响着当时画坛的画风，所以时称“吴家样”。从《送子天王图》中不难看出其用笔的顿、挫、转、折、行笔磊落，气势雄健“其势圆转，而衣纹勾线飘逸生动”，世称“吴带当风”。或如兰叶或如莼菜条，线条粗细随着形体和线条走势的起伏进行变化，活泼、流畅、生动，有强劲的节奏感。勾线时用焦墨，“轻拂丹青”，略加以淡彩、敷彩于墨痕中，设色富丽且现秀淡雅致之风，有“吴装”之美称。此幅画，尤其是画面末端，天神端坐中央，兰叶描法的中锋勾线，转折处略有侧锋回转，势若风动。净饭王抱子则用铁线描勾勒，挺劲有力，转折分明，二者气质与不同的心理变化表现得生动充分。吴道子所画人手“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千余年来素有“画圣”之誉。
韩斡因善画鞍马人物而闻名。他流传的作品有《照夜白》和《牧马图》。所画《牧马图》手法洗练简洁，构图上舍去琐碎，不描写场景和周围的环境，作品中二马一人组成的画面结构，主体突出，生动之至。然而在细节的描写上却又可以看出韩斡的用心良苦。画面无更多的颜色，画家集中精力用墨色演染画面，层层渲染，十分讲究，奚官头戴的黑帽与前匹黑马渲染得沉厚透明、不死板，以铁线描表现马的雄骏形体，用线的方圆对比使人物造型厚实起来，满脸蓬松的胡须和胳膊上的汗毛刻画。加之人物衣纹疏密相间的虚实处理，使人物的身份和性格跃然眼前。作为杰出的鞍马画家，韩斡注重写生，常以内厩之马为“师”，在解剖结构的准确把握上前无古人。
周昉是唐代人物画大家，尤以仕女画见长，《簪花仕女图》描写的是宫延贵妇悠闲疏散的精神面貌。周昉抓住了宫延仕女的“丰腴典丽、雍容自若”的体态特征，以神领形的把握，散步时仕女身体曲线的微妙变化、慵懒无聊的心态神韵被形态表露得入木三分，是典型的以神表形、意象造型手法。周昉用笔遒劲纤细，铁线勾勒，柔丽而富有弹性。设色清丽艳明，对质感的描绘非常贴切：纱衫轻薄透明，肌肤丰腴白皙、光彩照人，羽毛轻盈，头饰闪亮。周昉设色手法多样，常常采用多层烘染、罩染、分染相结合和以色走线等手法，开一代工笔人物画新风。
在色彩的运用上，技法非常成熟，在继承了前人以墨线为骨的基础上，不仅把调好的颜色平涂上去，还进行必要的晕染和渲染，更好的表现物体的形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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