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君子执掌国政，以善法奠基于世间，则天下有序，国家繁荣。若缺乏法制，空谈人心归附，其成效是有限且难以持久的。王安石如是洞察，他以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的变法为例，揭示了法度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王安石强调的是“善法”而非单纯立法。他深刻认识到，好的法律不仅在于其存在，更在于其对社会的积极导向和改进。在《周公》一文中，他推崇周公的智慧，认为若周公能推行教育之法以启迪天下，那将不止于治国，而是天下大治的基石。
他强调，周公的英明并非仅凭个人之力，而是通过建立学校体系，培养国家所需的栋梁之材。如果仅仅依赖个人魅力吸引人才，即使满腔热血，也会因力量和资源的局限而受限，难以实现长远的治理目标。
“善法”的理念，《管子·任法》中也有提及：“天下虽有良法，若不能坚守执行，终将无益。”王安石的“立善法”理念，正是对这一观点的延续，强调法度的制定与执行应与时代需求紧密结合，以推动社会进步。
综上所述，善法是国家稳定的基石，是社会进步的阶梯，无论是周公的教育理念，还是王安石的变法实践，都在告诉我们，只有制定和执行良好的法律，才能确保国家的繁荣和秩序。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样的智慧历久弥新，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