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可以明古今，翻开尘封的历史，看着朱元璋从草莽中建立明朝，成为一代皇帝，不得不令人感慨命运的造化神奇。当明朝新立，朱元璋深感前朝朝廷腐败，百官贪墨对底层民众带来的苦难而最终招致灭亡的教训，遂将箭头瞄准吏治，尤其充分发挥御史对百官的监察作用，起到一定震慑百官，肃清官风的效果。
随着选用监察御史官员的变化，反映出明朝监察体系逐渐从完善到败落，从而对明代政治走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可以说，当明朝御史监察失去了其作用的时候，明朝百官也便失去了相应的约束与监督，从而造成了整个朝廷的贪污腐化之风滥行，最终敲响了明朝败亡的丧钟。
明朝御史监察体系的建立
1.从元朝“御史台”说起
朱元璋对元朝统治者的痛恨，远远没有对元朝贪官酷吏的痛恨强烈得多。这也是明朝初期整顿吏治的缘由之一。一个王朝的毁灭，往往是从底层官吏的贪污酷刑开始的。因此，明朝初期对百官的监督极为重视。
“立中书省以总庶务，立枢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台以纠弹百司”。
按照元朝遗制，御史台与中书省、枢密院并列，是最高行政机构之一。当明朝刚刚建立，朱元璋尚且无力顾及机构改革之时，便沿用了元朝的御史台制度。
2.明初全方位机构改革——胡惟庸专权
出身草莽的朱元璋，应该是最心知肚明——所谓天子皇帝，不过是人人皆可得而自己抢占了先机。为了巩固皇权，朱元璋不得不加重对百官的监督力度，其中一个重点对象就是胡惟庸。
“总中书政，专生杀黜陟，以恣威福。内外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视之，有病己者，辄匿不闻，由是奔竞之徒趋其门下”。据记载，胡惟庸当时专权乱法，以至自取灭亡。朱元璋为何重用胡惟庸，反而屡屡贬黜刘伯温?究其原因，还是朱元璋老谋深算。胡惟庸比刘伯温更易于掌控，因此当胡惟庸肆意专权弄势，意欲造反还没来得及有所行动的时候，就被朱元璋诛灭了九族，连同功高震主的李善长也受到牵连而死。这时机，也恰恰是朱元璋想要削减相权，加强皇帝权力的最好时机。
明太祖采取果断措施，诛灭了胡惟庸党羽，剪除相权对皇权的威胁。同时，明太祖废除丞相制度，而由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进一步加强皇权，对明初所设机构进行全方位的改革。
3.从“御史台”罢黜，到“都察院”创立
“胡蓝之狱”，是指胡惟庸谋反案与蓝玉案的并称。胡惟庸因为谋逆之罪，被朱元璋牵连诛杀的人数达到三万多，而武将蓝玉被告发谋反获罪后，不仅全族受到诛连，甚至一万五千名受此案牵连的公侯伯爵和文武官吏也遭到杀害。
这不仅是朱元璋收敛皇权的时刻，也是清洗吏治贪污的时刻。史载“十月丙子，罢谏院，更置都察院，设监察都御史八人，分监察御史为十二道，铎官从而改焉”。也就是兴起胡蓝之狱的同时，明太祖废止了御史大夫，似乎着力设置谏院以取代御史台，履行监察职能。
“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
明太祖朱元璋随后对监察机构进行了改革，将“谏院”改设立为“都察院”，完成了监察机构的设置。当时由于品秩太低，谏院不能够充分有效地发挥监督职能，因此，洪武十六年朱元璋定察院定为正三品。次年又定为正二品。
明朝初期御史选用标准的人为界定
1.朱元璋——廉直、奉约束
明朝初期，朱元璋对御史人选的标准有着明确的个人喜好特征及现实要求。以当时选用的御史官员来看，例如刘基——“元至顺间，举进士，除高安丞，有廉直声”。因此，“廉直”成为御史的一大品格特征。此外，还有汤和。此人的历史评价为“奉约束甚谨”，可见对于御史而言，其监察百官的职能对个人操守，尤其是对坚持个人原则及遵守规则约束方面均有较高的要求。
2.朱棣——清谨、介直
“御史当用清谨介直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直则敢言。不能是者，即黜之”。
明成祖朱棣时期，对御史选用按照如上要求，并着重强调“介直”敢言。将“青天”之誉，压于一人之身，强调一官监察百官的功能性需求上。总体而言，整个明朝在选用御史方面的标准，是基于“介直”这一秉性之上的。
明朝御史选用的现实问题
朱元璋对“都察院”尤为重视，更将官吏的整治视为重点。因此，在设立“都察院”之后就接连提升了其官阶地位，更将其视为“百司仪表”，就是指望御史监察百官的职能得以展现，从而成为百官的楷模对象。
1.劾官之官——御史们如何可为百官表率?
任何朝代初期的皇帝，由于对前朝的腐败有着切身感受，而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以及受到时刻的警醒，可后继的皇帝们则往往不可避免地陷于昏庸无道。
“御史掌纠察，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卿等当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纵奸，毋假公济私以害物。”朱元璋曾对监察御史大人们如此说。朱元璋以为只有“正己”才能达到“率下”——即成为百官表率的作用，因此培养一个人的廉耻，使得其能够时刻三省吾身而“正己”便难能可贵。可实际上，当政事清明，贤臣聚聚，诤臣有勇的时候，这种以君主为核心的监察体系尚且可以发挥有限的作用，而一旦统治体系腐化，这种监察体系便不值一提。
2.政见之争——御史们的堕落从何开始?
纵观整个明朝，其实监察官员品秩不是很高，然而由于“监察御史们”拥有弹劾百官的权力，其威严也令人震慑。如果监察御史们的存在，是为了监察百官，那么谁来监察这些监察御史们呢?这一点，从监察体系发挥一定作用的明朝前期来看，似乎只能苛求于监察御史们的内心操守。
“本以折奸邪，理冤抑，纠正庶事，肃清纪纲以正朝廷。而元末台宪每假公法挟私愤，以相倾排，今日彼倾此之亲戚，明日此陷彼之故旧，譬犹蛇蝎，自相毒螫，卒致败亡而后已，如此则何以为台谏也。今卿等司风纪，当以大公至正为心，扬善遏恶，辨别邪正，不可循习故常，挟公以济私，苟或如此，不惟负朕委任，亦且失其职守矣”。
明太祖朱棣以为，身为监察御史，最重要的是不能“挟公以济私”。在封建王朝中，监察御史几乎以俗人之躯，担当了神圣的公法之责，看视着整个封建王朝百官系统的正常运行。他们一方面要对君主负责，时时刻刻对君主显示出足够的忠诚，另一方面还要对百官监察，应对百官的贪污腐化甚至阴谋乱法，此外还要时刻保全自身，以及保全自身最初监察百官的初心。一旦监察御史不能秉公持正，甚或有所私心，往往会将自身监察百官的权力滥用，从而导致卷入政局混争，并将御史监察的职能变成对付政敌的手段，进而引起政局混乱，甚至导致朝纲不稳。
3.不要让御史们徒然成为“悲情御史”
为了更好地行使“监察百官”的职能，明朝初期对御史的要求极为严格，到了中后期却出现御史缺乏的现象，而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出任御史风险高，要求太过严格。例如普通的十三道监察御史，其品秩不过是正七品，官俸当为七石五升。然而朝廷赋予的职责却十分大，不仅要监督百官，还对自身各方面才能，无论是情商智商还是从政经验都有较高要求。
第二、对御史进行保护的制度设计不够充足。监察是一项风险高又容易得罪人的工作。虽然在明朝初期，曾有一些制度设计对这些特殊的官员进行保护，但是明朝中后期反而出现了御史们“为官不正”的腐败现象，因此又不得不增加对御史们的监督，导致御史监督的诉求自相矛盾。
“悲情御史”是民众对于苦难生活的呐喊，是无数被底层酷吏压榨的呼救，然而仅凭一个御史真的能救万民于水火吗?明朝初期，御史们尚且可以有成为“悲情御史”的机会，而到明朝中后期，随着皇帝昏庸不理政事，朝廷迅速被百官腐化，此时监察御史们早已脱离了监察的最初理念，而伴随着监察御史选用崩塌的，也是整个明朝政治走向的腐化与败落。
君不君，则臣不臣，而民欲求安，难矣。因此，封建社会中由上而下的单向道统治，仅仅依赖“青天大老爷”是可悲而无望的。当明君临世，如汉武帝不能求民以安，如李世民不能求民以和，如康熙帝不能求民以食，既逢盛世也无法给予黎黎生民以温饱和安生，况且历朝各代昏庸之辈又远多于贤明之君，可见民生之难。“青天大老爷”既是民众的救星，也是民众的咒语。
只有“介直”的民众，才可以真正实现对百官的监督。当人人皆自称“青天”，民众皆有“介直”之性情，百官才会有真正的忌惮——当百官忌惮一个御史的时候，百官是容易攻陷御史的，而当万万千千的民众让百官忌惮的时候，御史又何须悲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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