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损失最主要的表征之一就是农地被非农建设占用，也就是常说的农地非农化。土地，具有多种功能，比如，生产功能、承载功能、景观功能，商品功能等。其中，承载功能是指土地为人类提供居住、休息、娱乐、生产的场所。商品功能是指当稀缺的土地资源产生供需矛盾时，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可以像商品一样进行流通，进而为所有者带来收益。人口增加导致对农地非农化需求的增加，是对承载功能的追求。通过转变土地利用结构实现经济发展，是对商品功能的追求。从现阶段来看，商品功能对于土地利用变化的需求影响更为明显，从而使得土地利用结构与经济增长紧密联系在一起。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必然导致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趋势也相应发生改变。
经济增长方式指生产要素的组合及其利用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划分，主要依据经济增长的要素(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的贡献大小来确定。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经济增长方式经历了从农业向工业、再向第三产业和以信息技术为主的新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变。在农业社会，城市增长缓慢，经济增长也不需要大量非农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所以土地用途改变，比如从农业向非农业转变(即农地的非农化)，处于缓慢增长阶段。在工业化阶段，传统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农地非农化的需求急剧增加。当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以第三产业为主导、以技术进步来拉动，或者达到以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为核心的阶段时，对农地非农化的需求将会相对降低。以上是农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基本规律。
所以，经济增长是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农地非农化有不同的需求。当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导致农地非农化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印证。加拿大在1966～1986年就有30万hm2的农地被开发为城市用地(Van Kooten，1993)。日本在1950～1979年，因工业化而造成的优质农地损失为133万hm2。中国台湾地区在其工业化过程中每年约有5000hm2的水田被转用。中国大陆现阶段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据统计，1978～2006年，农地被建设占用年均近30万hm2，而且农地减少的趋势还在加快，短期内可能无法逆转(陈江龙，2003)。
曲福田等(2005a)认为经济发展造成的农地损失主要受到人口增加的影响，同时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建设占用农地数量占农地总量的比例在周期上存在高度的相关性，投资导致建设占用农地。陈江龙(2003)发现1978～2002年中国的农地非农化周期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基本一致。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农地非农化与城市化、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研究在统计指标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误差。在借鉴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下列指标可以用来更准确把握农地非农化与城市化、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建设用地占用农地数量的增长率(反应农地非农化增长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增长率(反应城市化增长率)、可比价的固定投资的增长率(2004年价)、可比价的GDP的增长率(2004年价)等。
(一)农地非农化与城市化的关系
从图2-1可以看出，农地非农化增长率和城市化增长率在1980～2005年间其增减的变化趋势大体上是一致的。经计算，农地非农化增长率和城市化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248，具有正相关性(10%范围显著性)。将城市化增长率作为因变量，农地非农化增长率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回归(含有一阶自回归项AR(1))，得到判定系数R2为0.183。这些结果一方面说明现阶段中国的城市化的增长引致了农地非农化增长，另一方面因为农地非农化增长率的变动只能解释18.3%的城市化率的增长，又说明现阶段农地非农化与城市化的变动还不能充分解释双方变动的全部，因为实际中农地非农化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图2-1 1980～2005年中国农地非农化增长率与城市化增长率变动趋势图
(二)农地非农化与GDP增长的关系
图2-2描述的是GDP增长率同农地非农化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农地非农化增长率的变化要超前于GDP增长率的变化。GDP的波峰或波谷总是滞后于农地非农化增长率2～3年。若直接评价当期的GDP增长率同当期的农地非农化增长率，相关系数为-0.04，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若评价当期的GDP增长率同滞后2年的农地非农化增长率，其相关系数为0.362，具有正相关性(10%范围显著性)。将GDP增长率作为因变量，滞后2年的农地非农化增长率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回归(含有一阶自回归项AR(1))，得到判定系数R2为0.487。从统计上看，说明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具有引致的关系，农地非农化的投入一般在其投入后2～3年效益达到波峰，滞后2年的农地非农化增长率的变化能够解释48.7%的GDP增长率的变化。
图2-2 1980～2005年中国农地非农化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变动趋势图
(三)农地非农化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
图2-3描述了农地非农化增长率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变动趋势，可以看出两者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经计算，相关系数为0.423，具有正相关性(5%范围显著性)。说明农地非农化增长率同固定资产投资高度相关。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作为因变量，农地非农化增长率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回归(含有一阶自回归项AR(1))，得到判定系数R2为0.343，农地非农化增长率的变化可以解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变化的34.3%，这说明现阶段的农地非农化对固定资产投资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图2-3 1980～2005年中国农地非农化增长率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变动趋势图
(四)GDP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
图2-4描述了GDP增长率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变动趋势，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变化要超前于GDP增长率的变化。GDP的波峰或波谷总是滞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2～3年。若直接评价当期的GDP增长率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其相关系数为0.271，若评价GDP增长率同滞后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其相关系数为0.493，正相关性显著增强(1%范围显著)。将GDP增长率作为因变量，滞后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回归(含有一阶自回归项AR(1))，得到判定系数R2 为0. 503，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引致的关系，固定资产的投入一般在其投入后2 ～ 3 年效益达到波峰，滞后2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变化能够解释50. 3% 的GDP 增长率的变化。
图2-4 1980～2005年中国GDP增长率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变动趋势图
综合图2-1～图2-4的分析，可以初步判断中国现阶段农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农地非农化主要受到城市化和固定资产投资两个因素的影响，其变化与两因素变化呈正相关性。城市化增长率较稳定(每年递增3%左右)，而农地非农化增长率变化幅度每年差别很大，说明除了城市化对农地非农化的引致需求，固定资产投资对农地非农化的引致需求影响更为明显。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滞后两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统计上与当期GDP增长率的正相关性更为显著，进而导致了滞后两年的农地非农化增长率与当期GDP增长率的正相关性更为显著。这也就给出了农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联系的本质———固定资产投资是纽带。因此，考察经济增长过程中农地非农化规律的合理思路，应该建立在固定资产投资规律的基础上，而不是直接建立在GDP规律的基础上。下节将以固定资产投资为纽带，先分别探讨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和农地非农化两者的联系，再探讨后两者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