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双一流”建设高校需用活基础科学研究政策?

如题所述

“双一流”建设高校在推进基础科学研究时,不能全寄望于研究人员的兴趣和毅力,需要学校根据《意见》的精神和要求,用足用活政策。就当前来看,建设高校急需针对以下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开展改革实践。

第一,针对基础科学研究长期存在投入不足、缺乏稳定支持且过于依赖财政资金的问题,学校需多方利用社会资源,抓紧建立私人捐赠渠道。如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经费占研发总投入的比例很低,多年一直徘徊在5%左右。相比较,OECD经济发达国家基础科学研究经费占比则达15%~30%。另据原科技部提供的数据,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投入的经费从2011年的411亿增加到2017年的920亿,增加了一倍多,但政府投入一直占到90%多,企业投入所占的比例很低,来自基金会及个人的捐赠几乎是空白,这与美国等国家存在巨大反差。2016年,加州理工学院获得了中国企业家陈天桥及其夫人1亿美元的首笔捐赠,以用于该校脑科学的跨学科研究。2017年,华盛顿大学卫生计量与评估研究所收到了比尔·盖茨2.79亿美元的赞助。

其二,针对研究人员难以真正“沉”下来长期集中精力搞基础科学研究的问题,学校一是要调整一刀切式的科研绩效评价办法,如改变在基础科学研究人员评聘、收入分配的过程中过分依赖项目、论文、专利等数量指标的做法,降低短期绩效奖励所占比例,延长考核周期,以引导和鼓励更多有潜质的科研人员去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工作;二是将重点学科评选、科研经费、个人升迁以及学术成果评价与人才称号脱钩,同时对但凡有明确科学问题的项目都要考虑对其进行持续、稳定的支持;三是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工作。如通过扩大年薪制的适用范围为基础科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通过增加非竞争性或保障性科研经费支持以减少“跑经费”所带来的压力,通过简化项目管理环节减少科研人员用于课题申请、经费报销等环节的时间和精力,以让他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研究上。

其三,针对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的问题,学校一是要建立起基于科学发展需要和学术贡献的、公开透明的资源和荣誉分配制度,同时打破其中的潜规则(如学术的“山头文化”“近亲繁殖”的问题),让研究团队中的每一成员都能劳有所得,平心静气地投入到共同的目标任务中;二是多方搭建学科与学科、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科研以及校内与校外之间的联络合作渠道和平台,进而组建成人才、资金、项目、设备四位一体的基础科学研究创新基地,以实现互助互惠、资源共享、协同攻关、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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