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夏王朝的存在在学术界已经得到多数人的认可。 但每当我们谈到这第一个“家天下”的王朝的时候，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有人说，夏王朝其实是不存在的”，你要是问出处何在，有何证据，则语焉不详。
实际上，在古代，并未有人对夏王朝的存在产生怀疑，直到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史学界萌生了“疑古思潮”，许多大学者们才开始质疑这段历史。
夏曾佑在1903到1905年编写了《中国古代史》，在这本书中，夏先生认为由开辟到周初，为传疑时期，因为这一时期并没有可信的材料存在，有关这一时期的事，都是在后世的经书和诸子的著作中见到的，并不是当时的材料，往往寓言、实事分不清，读者各信其所习惯而已。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定于1918年，出版于1919年，他在导言中说“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胡适认为唐虞夏商的事实，今所根据，只有一部《尚书》，但《尚书》是不是真的，很难确定，没有信史价值。其后，胡适在《研究国故的方法》一文中又说：“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如《禹贡》这一章书，一般学者都承认是可靠的。据我用历史的眼光看来，也是不可靠的，我敢断定它是伪的。在夏禹时，中国难道竟有这般大的上地么？四部书里边的经、史、子三种，大多是不可靠的。我们总要有疑古的态度才好！”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顾颉刚不仅洋洋洒洒地写了《古史辨自序》，提出了“古史的层累说”，同时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对夏代的始祖大禹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从典籍上看，顾颉刚说，“《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在这上，我们应该注意‘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了什麽关系。”而就大禹从何而来，顾颉刚说：“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厹，象形。’厹，《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其实，大禹这段，本是顾颉刚“辨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但这一段考证，激起了学术界的讨论——疑古的钱玄同在《答顾颉刚书》中赞成顾颉刚“层累的古史观”，却就顾氏引《说文》提出了疑义；柳诒徴也抓住这一点，撰写了《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进行批驳；鲁迅则在《故事新编·理水》中，借小说以禹、鲧来揶揄顾颉刚。
到了二十年后，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七册中，重新否定了大禹是虫的说法，但毫无疑问，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对夏代是否存在提出的质疑，在当时的影响甚大。
陈梦家在1936年发表的《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中提出“夏世即商世”。他认为夏史乃全从商史中分出，第一，夏商地理文化相同，只有周起源于西方；第二，在王位继承上，夏商都是兄终弟及制，周人则是嫡长子继承制；第三，夏的大禹，商的祖先契都是治水的功臣；第四，先妣都为神媒；第五，禹为商人之祖，禹生的契；第六，夏商帝王名多有重复，夏商都是十四世，夏商帝王名相重复的就有七个。因而陈梦家认为夏之十四世即商之十四世。
顾颉刚、童书业在1936年发表《夏史三论》，对有关夏的传世文献进行了彻底的辨析，现举几点：第一，夏被提出来，在殷周之际，商人没说过，周人常言，但史书中提到的夏桀几乎就是商纣的翻版；第二，最初文献记载中，大禹是地神，和夏朝没有任何关系，直到战国时期的墨子，才把禹与夏发生了关系；第三，传世文献材料显示，先是大禹与夏发生了联系，之后禹有了个父亲鲧，然后又有了一个儿子启，启本是另一个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当禹和夏发生关系之后，他才被“追认”为禹的儿子，夏朝有了头尾，之后中间的部分，勇于作伪的战国秦汉间的历史家就继起完成他们的工作，战国秦汉间的有关夏的记载一步步完善起来，但大多是其它历史人物事迹的翻版而已。
杨宽的《中国上古史导论》在1941年被收录在《古史辨》第七册上编中， 杨宽先生说“夏代传说之确立，至早在殷周之际。夏史大部为周人依据东西神话展转演述而成者，故周人盛称之，而殷人则不知，亦无怪乎卜辞之不见其踪迹矣。”他认为夏朝是周人编造的，夏史大部为周人依据东西神化转述而成，因而殷商人不知道，所以在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从来就没有关于夏的历史记载。
除了国内，我们常说国外一般也不认可夏王朝的存在，我们再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20世纪后期至今，国外一些历史著作或教科书基本认为中国文明是从商王朝开始的，如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剑桥中国上古史》中就没有夏朝的章节。闫敏1991年发表的《洛杉矶“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英文本论文译述》记录了海外学者对夏王朝研究的一些看法，如英国伦敦大学艾兰的《夏存在吗？——历史方法论诸问题》指出，目前无法证实夏王朝的存在，她认为，周代关于夏的记载是从商代二元神话衍生出来的，她还指出中国考古学家徐旭生等人，为寻找“夏墟”，先仔细分析有关夏代都城及其地点的文献记载,然后再去人们称为“夏都”的地方去寻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证据，这种方法带有“先人为主”的弊病。苏联刘克甫《夏民族国家：事实还是传说？》一文认为，一个民族的“自我认证”，须要有文献做证明，而这些文献必须是书写而非口传的，是当时的记录而非后来的，是用本民族语言写成而非其他民族语言写成的，而目前有关夏的种种证据，均不具备上述三要素，因此，不能认为夏民族国家是个事实。刘说完这话，回国之后，苏联就解体了。
2002年美国华盛顿有一场“夏商周断代工程：交流与争鸣”的讨论会，中外学者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过程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代表中方说有，海外学者说无，结果就是谁也没说服谁，兹不赘述。
我们不是已经有出土材料了吗？二里头是不是夏王朝的所在呢？实际上对二里头的质疑也一直存在。
陈淳、龚辛《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复旦学报》，2004年第4期）一文指出，二里头遗址发掘至今还未发表一张比较完整的遗址布局图，这样的操作要让国内外学者了解遗址的规模、重要性及其整体状况和发展趋势，认可其“夏墟”的都邑地位显然存在很大的不足；即便我们确认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的分界，但无法认定这就是夏朝的开始；我国学者的推理：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夏民族＝一批有特色的器物分布＝夏国＝夏国的疆域这种推理方式有问题。
此外，陈淳、龚辛的文章还指出，在夏文化研究和断代工程所显现出来的问题中，令人担忧的不只是观点的异同，而是这项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规范。比如，论证夏的存在明显与确立华夏5000年文明史、宏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自豪感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又被列为“凝聚力工程”，这种带有预设倾向的研究，很难保证科学家在做判断时的中立性。正是受这种价值观影响，使得本属正常的学术讨论夹杂了反常的情绪。比如，一些西方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批评被视为“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言论严加痛斥。
美国加州大学罗泰教授是从事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学者，他也曾提出了一个关于对中国学术观点的解释：“大部分中国考古学家坚持认为二里头文化代表夏代，其原因是，他们害怕被戴上不爱国的帽子，荒谬的是，基于现代中国政权的革命理想，无条件地接受古代文献中的传统思想已经成为检验是否‘政治思想正确’的标准”。
所以，我觉得夏朝其实应该还是存在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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