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的社会发展进程中，“西化”成为历史长河的主流。可以说，“西化”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俄罗斯一直在追求与西欧的融合”
●与俄罗斯“融入西方”的迫切心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并未把俄罗斯视为自己的同宗兄弟。从古至今，西方人始终对俄罗斯抱有一种深深的歧视
●在蔑视俄罗斯文明的同时，西方又对俄罗斯“坐大”怀有强烈的恐惧。这种复杂的情感导致了西方对俄罗斯政策的摇摆不定，西方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想把俄罗斯作为“小兄弟”纳入自己的体系，但更多的则是对俄罗斯的排斥与遏制
7月18日，
《环球时报》刊登了郑羽先生的文章《俄罗斯能融入西方吗》，文章从俄罗斯国际角色的自我定位和国家安全基本理念的角度论证了俄罗斯不会彻底融入西方的观点。笔者十分赞同郑羽先生的意见，但同时认为，与现实的战略因素相比，传统的历史文化因素在更深的层面和更长的历史时段上制约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互动，尽管融入西方是俄罗斯长期的历史追求，但斯拉夫文明的特性以及西方文明对斯拉夫文明的“歧视”，决定了俄罗斯不可能彻底融入西方。
融入西方：俄罗斯长期的历史追求
从出现国家的那一天起，俄罗斯大致经过了基辅罗斯、鞑靼人统治下的罗斯、莫斯科公国、沙皇俄国、苏维埃俄国和当代俄罗斯六个历史阶段。其间，俄罗斯经历了五次主要的社会文化转型：接受
拜占庭文化、鞑靼文化的楔入、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以及当代俄罗斯对社会文化取向的再定位。可以说，“西化”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俄罗斯一直在追求与西欧的融合”。
俄罗斯19世纪的哲学家、西欧派的代表人物恰达耶夫曾说，“我们从来不曾属于东方。东方有东方的历史，其历史与我们的历史毫无共同之处”。他甚至坦言：“俄罗斯会因与西方相像而感到幸福，会因西方迁就地同意将我们纳入其行列而感到骄傲。”对西方的强烈向往使西欧派对本土文化持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强调俄罗斯只有放弃东正教信仰，吸收
基督教的精神，沿着西欧
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前进，才能实现社会进步。
在俄罗斯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同程度的“西化”成为历史长河的主流。古罗斯在与拜占庭的交往中受益匪浅。基辅罗斯经“罗斯受洗”而皈依东正教，从而间接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在摆脱蒙古人的统治后，俄罗斯在彼得大帝的推动下“西化”强国。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在军事上战胜了
拿破仑，而后者却成为思想和制度上的赢家。20世纪末，推崇“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的
戈尔巴乔夫再次表现出了对西方的渴望，
叶利钦则一度把俄国政治思想中从未完全成功的“西方化”推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普京上台后，也多次强调斯拉夫文明与欧洲文明同根同源，表示融入西方是俄罗斯的历史选择。普京的助手亚斯特任布斯甚至宣称，“俄罗斯哲学界和政治界理解的欧亚主义，没有给俄罗斯带来任何好处。只有选择欧洲道路，俄罗斯才能尽快进入正常生活国家和社会的圈子。”
欧洲对俄罗斯：文明的歧视
与俄罗斯“融入西方”的迫切心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并未把俄罗斯视为自己的同宗兄弟。从古至今，西方人始终对俄罗斯抱有一种深深的歧视。
对不同文明的态度首先取决于对不同文明的界定。西方人认为：“欧洲的个性是在中世纪时以基督教的形式确定的……东欧的宗教后来是由拜占庭而不是罗马传过去的，从此，西欧与东欧的发展方向就不同了。”塞缪尔·亨廷顿把欧洲文明的界线限定在“基督教的范围结束、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范围开始的地方”，不仅将其视为“欧洲文化的边界”，还视为“冷战后欧洲和西方政治经济的边界”。
西方人认为俄罗斯文明与欧洲文明有着明显差异。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中谈道，“俄国位于欧洲的边缘，由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大块缓冲地带构成。由于这一位置的缘故，俄罗斯人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于其他欧洲人，他们所发展起来的文化也相应地不同。”亨廷顿强调，俄罗斯没有或很少经历过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历史现象，“西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制机构、个人主义—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俄罗斯文明是基辅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占庭的强大影响和蒙古长期统治的产物，这些影响造成一种社会和文化，它们与西欧社会和文化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由于“在20世纪之前，欧洲对俄国的影响比俄国对欧洲的影响大得多”，因而西方人在俄罗斯人面前有了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就连俄罗斯的“西化”改革在西方人眼中也是一个丑陋的“怪胎”。在西方人看来，彼得的改革一方面在俄国开创了现代化和西方化，但另一方面又巩固了专制体制、强化了俄罗斯的“亚洲特性”。西方还认为
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二世，乃至苏联领导人都遵循着彼得的模式，在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使俄国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同时加强独裁权力。《欧洲的没落》一书的作者霍洛勃恩·哈杰甚至称“西方与俄国的文化差异并没有因‘俄国的西化’而消除。”
冷战后俄罗斯所推行的西化政策也没有赢得西方的信任。撒切尔夫人在刚刚出版的新著《国家战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中强调，“尽管许多年后俄可能最终成为一个稳定、繁荣、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但它由地理、种族、文化、宗教等因素所决定的，既属欧洲又属亚洲、既属东方也属西方的特性不会改变，俄罗斯决不可能完全成为西方国家。”
欧洲“恐俄症”与遏制俄罗斯
西方人对俄国的歧视并没有阻碍俄罗斯登上欧洲，乃至世界政治舞台，并且惊人地迅速取得显著地位。这使西方人对俄国的认识更增添了复杂因素：在蔑视俄罗斯文明的同时，他们又对俄罗斯“做大”怀有强烈的恐惧。这种复杂的情感导致了西方对俄罗斯政策的摇摆不定，西方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想把俄罗斯作为“小兄弟”纳入自己的体系，但更多的则是对俄罗斯的排斥与遏制。
在西方人眼里，对俄罗斯崛起的担心与恐惧首先表现在对俄罗斯扩张野心的夸大，似乎俄罗斯是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这种恐惧导致了西方人对俄罗斯历史的误读、对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先入之见。一些西方人甚至说，“我们只能把俄国人的过去看作是一条色彩深重、血污斑斑、乱七八糟的挂毯，在它的图案中，成功与失利、胜利与惨败、占领者的盛日与流血割地的痛楚，错杂地交织在一起……这些事实使俄国人不会相信世界的政治秩序在本质上是大慈大悲的，而是认为冲突是家常便饭，秩序是不稳定的”。
西方对斯拉夫文明的歧视和对俄罗斯崛起的恐惧决定了他们遏制俄罗斯的必然政策。用
基辛格的话讲，“俄罗斯是一支庞大可怕的力量———神圣而深具侵略野心，令人生畏，必须以合作或对抗来加以遏制”。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英国联合其他西方强国，竭力限制俄罗斯势力的膨胀。1871年法国革命后，亚历山大二世取得了1877—1878年对土耳其战争的胜利，但是
《圣斯特法诺条约》所取得的战果再次遭到西方列强外交家的巧取豪夺。
一战结束之后，西欧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但俄罗斯（苏联）却并未得到应有的喘息，外国军队的干涉、在外国鼓动下的少数民族独立使苏联始终处于内忧外患之中。
二战前，
纳粹德国在欧洲势力的膨胀不仅没有引起英法等国的警醒，反而使后者得意于终于可以借他人之手削弱俄罗斯于无形，因而无论是慕尼黑阴谋，还是拖延建立中欧集体安全体系，都成为西方“祸水东引”的组成部分。二战后，西方对苏联的恐惧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乔治·凯南强调“不能靠零零星星的举措而只能靠睿智的长期政策对苏联予以有效反击”。于是，就有了
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有了“艾森豪威尔主义”，有了冷战的爆发。
直到今天，西方也没有放松对俄罗斯的担忧，基辛格建议美国要警惕俄罗斯这一“式微中的帝国企图在周边邻国重振权势雄风”的野心。布热津斯基宣扬应促进一个“民族和民主的俄罗斯”的出现，以消除其对西方的“威胁”。而其必要条件是：第一，俄要“明确、公开地抛弃俄帝国的过去，也就是接受在
前苏联范围内已形成气候的地缘政治多元性”；第二，俄要“对扩大的欧洲与美国政治和安全关系不表示异议”，无权把“想加入跨大西洋共同体的欧洲民主国家排斥在外”。
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并没有放弃遏制俄罗斯的政策。无论如何粉饰，北约东扩的重要目标就是防范俄罗斯的崛起。就是在进入所谓“后冷战时代”的今天，俄罗斯也没有完全获得西方的信任。与支持俄罗斯的经济复兴相比，西方更关心的是拔除俄罗斯的“利齿”，在今年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西方不惜大慷其慨，拿出200亿美元要俄销毁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
总之，尽管“融入西方”是俄罗斯主观上强烈向往的历史夙愿，但俄罗斯文明的特质和西方对俄罗斯文明的歧视只能使俄罗斯处于一种“东西两难”的尴尬境地，“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