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经营“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即独揽广州的对外贸易，代购代销进出口货物；第二，行商向粤海关代纳所有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第三，按照官府的指令，转达政府对外商的有关规定和与外商之间的各项交涉；第四，负责监督外商，为外商做担保人。
上述4个方面是互相关联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清政府设立海关和在广州成立“十三”行作为专营对外贸易的机构，这些都是历史的进步，但赋予民间商业机构的某些外交事务，则给行商造成了不应有的压力和困难，甚至受到不应有的惩罚。这无疑是不合时宜的。
在对外贸易过程中，清政府为了严格控制外国商人特别是英国商人企图“移市入浙”，打进中国丝茶产区和害怕“外夷桀骜”，无法驾驭，便于1757年封闭福建、浙江、江苏三大海关，只保留广东海关一口对外通商，全国的进出口贸易统由广州出入。
从这时开始至1842年的80多年间，“十三行”总揽全国的对外贸易，成为中国唯一的独特的商贸团体。
后来，“十三行”行商组建公行团体，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仅是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一个创举，而且很有必要。它可以使广州的对外贸易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纠纷和业务上的损失，可以促进行商之间的互济，可以加强与外商的沟通。
事实上，外商对公行这一团体机构也很满意。
伴随着广州与西方各国的贸易往来，西方的艺术家、科学家、学者、旅行家、传教士、医生也接踵而来。这些人或者出于商业的需要，或者慕名前来学习中国的文化艺术和了解人情风俗，或者出于传教，或者披着宗教的外衣，搜集情报。
那些到过中国的西方人，推动着更多的西方国家的人士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和生活习俗，收集中国国画、文学作品以及中国重要产品的制造技术和方法，并在一些西方国家掀起学习、仿制中国瓷器、纺织品和精湛工艺品的浪潮，出现了一股“中国热”。
意大利、荷兰、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方国家都先后仿制中国瓷，英国于18世纪60年代在弓城设立的新广州瓷厂，设备和图式都来自广州。
尽管如此，清朝的海上丝绸之路并没有取得很大效益，由于清政府看不清当时形势，所做的贸易都是亏本生意。
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阻碍了清朝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使清朝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为后来清朝百年积弱落后埋下伏笔，而清朝朝廷则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西洋的科技发展蓬勃，渐渐地超越了以土耳其为首的伊斯兰世界和以清朝为首的东方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