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球员的人才培养一直是我国篮球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我国目前迫在眉睫的关键问题。自篮球运动引进我国以来，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从初起到辉煌，不断进步前行。中国篮球运动最为顶尖的时期莫过于上个世纪80年代至北京奥运会结束，我国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男篮选手，如姚明、王治郅和巴特尔等，国际排名也不断上升，最高时达到世界第八，是迄今为止的最好成绩。
但随着CBA联赛外援主导问题的不断深入，我国篮球人才培养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出现了严重的断层现象。许多年轻球员的低水平表现，不仅错失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还降低了我国的国际排名和亚洲的霸主地位。我国男篮培养体制问题的根源还在于人才选拔的缺失，许多年轻球员没有获得更加有效的锻炼和表现，因而缺少绝佳的比赛经验和培养机会。
现如今，我国男篮球员选拔主要来源于CBA联赛的优秀球员，而CBA联赛球员多数来自于CUBA的优秀球员，极少部分球员来自民间俱乐部。从现有的塔城培养体制来看，中国男篮球员主要来源于优秀大学生，地区性俱乐部球员相对较少。
这种小范围的选材方式，无形中形成固定化或定向化培养模式。在种模式下，很多年轻球员因各种原因无法获得更为有效的表现机会，因而错失了许多优秀的球员。实质上，外援并不是导致我国球员培养缺失的根本原因，如果本土球员在核心素养方面强于外援表现的话，就不会出现外援主导整个联赛的困难局面。
所以，当务之急应该是提升本土球员的核心竞争力，这样不仅能够解决当下我国篮球竞技能力下降的问题，还可以解决CBA联赛外援主导化的问题，可谓是一举两得。此次全华班政策的提出，其目的是为了恢复“主客场”赛制和压制外援主导化趋势。
虽然政策能够缓解这些问题，但全华班政策还存在着一些内置问题，该政策也只是短暂抑制。如果想长期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全华班政策的壁垒，就必须提高自身实力，努力开发本土球员的自身价值，协助提高球员的核心竞争力。
任何政策的执行都需要多部门的协调与合作方可取得佳绩，此次全华班政策的实施，需要多部门部门通力合作。（1）国家体育总局（篮管中心和中国篮协）作为此次政策的主审部门，需要对政策内容进行严格把控，确保政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2)CBA公司作为此次政策的执行部门，需要不断上报具体执行效果，努力更改一些内置问题。（3）各级政府作为此次政策的配合部门，需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以防止疫情反弹。（4）俱乐部作为此次政策受众群体，需要努力配合和落实政策，并处理好外援离队相关事宜。
事实上，各部门工作任务并不艰难，难以解决的是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从政策角度来看，此次全华班政策会导致某些部门或个人的利益亏损，受损最为严重的应该是联赛的各支俱乐部，尤其是具有超强外援的俱乐部。
停用外援不仅会导致部分俱乐部成绩下滑，还会阻断所有的外援经济链，需要赔偿高额的违约费用，可谓是巨大的打击。除此之外，政策还会对CBA公司造成利益损害，主要体现在品牌塑造方面，无外援的CBA联赛国际影响力度会有所下降，品牌效益也会相应下降。虽然该政策的提出对CBA公司和俱乐部没有任何的益处，反而还会造成经济亏损，但在疫情背景下这种方式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各部门之间要携手共计共同解决当下问题。
目前，全华班政策正处于申报状态，许多内容细节尚未定夺，再加上政策属于临时性政策，可能在疫情好转后出现变动或取消，所以政策具有极高的不确定因素。从男篮竞技能力下降和外援主导化角度来看，全华班政策无疑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只不过是需要建立一个制度体制来完善其内部结构。
虽然全华班政策是为了取消外援，但从目前形势来看，CBA联赛完全脱离外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且不利于本土球员的发展，也不利于联赛的发展。近几年，我国一直在开展CBA外援主导化的治理工作，但实际效果并不很好，外援主导化一直在延续。
所以，应该借助此次全华班政策机会，对CBA外援主导化问题进行整改，以保证CBA联赛的生态平衡和本土球员的有效发展。为保证全华班政策更好地落实和发展，我国相关部门需要建立一个全华班制度体系，以此来调控外援的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