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球员的人才培养一直是我国篮球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我国目前迫在眉睫的关键问题。自篮球运动引进我国以来,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从初起到辉煌,不断进步前行。中国篮球运动最为顶尖的时期莫过于上个世纪80年代至北京奥运会结束,我国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男篮选手,如姚明、王治郅和巴特尔等,国际排名也不断上升,最高时达到世界第八,是迄今为止的最好成绩。
但随着CBA联赛外援主导问题的不断深入,我国篮球人才培养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出现了严重的断层现象。许多年轻球员的低水平表现,不仅错失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还降低了我国的国际排名和亚洲的霸主地位。我国男篮培养体制问题的根源还在于人才选拔的缺失,许多年轻球员没有获得更加有效的锻炼和表现,因而缺少绝佳的比赛经验和培养机会。
现如今,我国男篮球员选拔主要来源于CBA联赛的优秀球员,而CBA联赛球员多数来自于CUBA的优秀球员,极少部分球员来自民间俱乐部。从现有的塔城培养体制来看,中国男篮球员主要来源于优秀大学生,地区性俱乐部球员相对较少。
这种小范围的选材方式,无形中形成固定化或定向化培养模式。在种模式下,很多年轻球员因各种原因无法获得更为有效的表现机会,因而错失了许多优秀的球员。实质上,外援并不是导致我国球员培养缺失的根本原因,如果本土球员在核心素养方面强于外援表现的话,就不会出现外援主导整个联赛的困难局面。
所以,当务之急应该是提升本土球员的核心竞争力,这样不仅能够解决当下我国篮球竞技能力下降的问题,还可以解决CBA联赛外援主导化的问题,可谓是一举两得。此次全华班政策的提出,其目的是为了恢复“主客场”赛制和压制外援主导化趋势。
虽然政策能够缓解这些问题,但全华班政策还存在着一些内置问题,该政策也只是短暂抑制。如果想长期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全华班政策的壁垒,就必须提高自身实力,努力开发本土球员的自身价值,协助提高球员的核心竞争力。
任何政策的执行都需要多部门的协调与合作方可取得佳绩,此次全华班政策的实施,需要多部门部门通力合作。(1)国家体育总局(篮管中心和中国篮协)作为此次政策的主审部门,需要对政策内容进行严格把控,确保政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2)CBA公司作为此次政策的执行部门,需要不断上报具体执行效果,努力更改一些内置问题。(3)各级政府作为此次政策的配合部门,需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以防止疫情反弹。(4)俱乐部作为此次政策受众群体,需要努力配合和落实政策,并处理好外援离队相关事宜。
事实上,各部门工作任务并不艰难,难以解决的是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从政策角度来看,此次全华班政策会导致某些部门或个人的利益亏损,受损最为严重的应该是联赛的各支俱乐部,尤其是具有超强外援的俱乐部。
停用外援不仅会导致部分俱乐部成绩下滑,还会阻断所有的外援经济链,需要赔偿高额的违约费用,可谓是巨大的打击。除此之外,政策还会对CBA公司造成利益损害,主要体现在品牌塑造方面,无外援的CBA联赛国际影响力度会有所下降,品牌效益也会相应下降。虽然该政策的提出对CBA公司和俱乐部没有任何的益处,反而还会造成经济亏损,但在疫情背景下这种方式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各部门之间要携手共计共同解决当下问题。
目前,全华班政策正处于申报状态,许多内容细节尚未定夺,再加上政策属于临时性政策,可能在疫情好转后出现变动或取消,所以政策具有极高的不确定因素。从男篮竞技能力下降和外援主导化角度来看,全华班政策无疑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只不过是需要建立一个制度体制来完善其内部结构。
虽然全华班政策是为了取消外援,但从目前形势来看,CBA联赛完全脱离外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且不利于本土球员的发展,也不利于联赛的发展。近几年,我国一直在开展CBA外援主导化的治理工作,但实际效果并不很好,外援主导化一直在延续。
所以,应该借助此次全华班政策机会,对CBA外援主导化问题进行整改,以保证CBA联赛的生态平衡和本土球员的有效发展。为保证全华班政策更好地落实和发展,我国相关部门需要建立一个全华班制度体系,以此来调控外援的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