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死亡”一直是一个避忌的话题，但从生到死，却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过程，无一例外。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我们将身处何处？是否能被给予需要的医疗服务与关怀？又该如何有尊严地“谢幕”？这样的思考，似乎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医学范畴，成为了关乎人性与伦理的 社会 问题。
↑北京老年医院的关怀病房 张尼 摄
离死亡最近的病房
暖色调的墙壁、温馨的照片墙……如果不被提前告知，很难将北京老年医院的关怀病房与“死亡”二字联系起来。
但和普通病房不同，这里接收的都是没有治疗希望、生命可预期的病患。很多是癌症晚期、心肺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的患者。
相比于其他科室病房里紧张忙碌的景象，关怀病房里更加安静，节奏也相对更慢。更多的时候，是医护人员拉着患者的手，轻声询问今天的身体状况。
食欲怎么样？精神状态如何？这些细微的变化他们都会观察记录。时不时护士们还会和家属聊聊，交代注意事项。
↑姜宏宁在为一位患者检查（北京老年医院供图）
2010年5月，北京老年医院的临终关怀病房正式投入使用，这也是北京市最早专门开展此类医疗服务的三级医院之一。
1972年出生的姜宏宁从病房建立之初就开始担任主任，至今已经坚守了近10年，这期间送走的病人已经有一千多位。
病房名称中特地规避掉了“临终”二字，但在这里工作的医护人员可以说是距离死亡最近的。
用护士长毛春梅的话说，经常是昨天还在照料的病人，第二天就故去了。刚来这里工作的年轻护士往往会承受不住这样的事。
但即便如此，姜宏宁和自己的团队依然坚守在这个病房。病房的医生人数从最少的只有2名增加到了5名，护士人数达到了15人，床位数从最初的18张扩充到了35张。
“死亡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也是没办法回避的话题。无论是病人还是家属，都需要有医疗机构能够为他们提供这样的帮助。开展临终关怀，其实是 社会 进步的象征。”姜宏宁说。
↑关怀病房里专门设置了谈心室。张尼 摄
最难的是对抗压抑和恐惧
在北京老年医院的关怀病房里，专门设置了谈心室、功能房等。其中，功能房中还专门放置了一台跑步机和一台动感单车。
“我很喜欢运动，久而久之发现这是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所以也会鼓励科室里的医生、护士、护工甚至家属有时间都过来稍微运动一下，让他们别太压抑。”
除了医护人员，患者和家属自身也同样会出现心理问题。有些患者在入院时除了有生理上的痛苦，也会有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甚至会有自杀倾向。
如何减少负面情绪带来的影响，成为院方一直在研究的问题。
↑功能房内的健身器械可以帮助减压。张尼 摄
“怎么布置病房让它更加温馨舒适？配备什么样的医护人员？我们把这些能想的问题都想了个遍。”护理部主任邓宝凤说。
邓宝凤甚至在挑选病房护士时，都会考虑她们各自的性格特点。若都配太年轻的护士，可能承受不了病房氛围，所以她选择了“老中青”搭配，就连护士的性格也都是开朗外向的。
这些年，在关怀病房里，除了有专业的医生护士照料患者，医院还同时配备了药剂师、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员。此外，还有社工等 社会 力量定期到医院提供志愿服务，为的就是能够尽量减少患者和家属的心理负担，对抗死亡带来的恐惧与压抑。
↑病房的走廊里专门设计了温馨的照片墙。张尼 摄
医护人员：送走病人的过程也是学习
在临终关怀病房里，患者不会像普通病房患者一样康复出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衡量，医生和护士注定没有办法收获到治愈病人的成就感。但是对于他们来说，送走病人的过程也是在学习。
“住到这里的病人有着不同的身份、经历，有些老人经常会在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和我们聊天、讲故事，很有意思。”
“有时，家属在病人去世后很久后还会回到医院，和所有医护人员说声‘谢谢’，虽然没能治愈老人，但能够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提供一些帮助和慰藉，是非常有意义的。”
毛春梅说，因为看过了太多离别，她和同事们这些年也慢慢开始思考人生，一个人该如何生活，如何珍惜当下。
↑关怀病房里的每一间病房都用一种花卉来命名。张尼 摄
临终关怀服务仍面临发展困境
从生到死，是所有人都必须经历的过程，如何让每个人有尊严地走，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更是 社会 问题。
数据显示，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5亿，占总人口的18％，还有4000万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老年医疗机构、康复机构、护理机构、安宁疗护（临终关怀）机构数量严重不足。
一方面是巨大的需求缺口，另一方面则是医疗机构自身开展临终关怀也面临制约与困难。
如今，北京公立医院开展临终关怀服务的收费标准，仍然按照北京市的床位费标准。但事实上，临终关怀还要提供一系列人性化服务，这些并不在收费范围内，因此在现有机制下，都是由医院无偿提供。
“患者进入私立医疗机构，要自己担负全部开支，但若想进入公立医院，又面临着床位紧张的难题。”杨爱民说。
而从专业团队建设看，国内的临终关怀也在刚刚起步阶段。
在中国老年医学会副会长、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副会长陈峥看来，目前国内临终关怀医疗服务仍没有完全形成统一标准，各个医疗机构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推行标准化、正规化，是未来的工作重点。
“在一些发达国家，临终关怀已经成为一个专业，有专门的临终关怀医师，我们国家还有比较大的差距要追赶。”陈峥说。
↑北京老年医院关怀病房。张尼 摄
忌讳谈“死”的观念正在改变
现实的迫切需求，也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重视。
2017年10月，第一批全国安宁疗护试点在北京市海淀区等5个市（区）启动。今年5月，国家卫健委又印发《通知》，明确在上海市和北京市西城区等71个市（区）启动第二批试点。
这其中，完善标准规范，制定出台安宁疗护进入的指导标准，明确安宁疗护用药指导、专家共识等都被列为重点工作。
“支付方式和标准是要 探索 的重点内容。是以床位收费，还是以项目进行付费？走长期照护险还是医保？如果走医保，什么情况下能进入临终关怀病房？进入什么级别的医院？这些都要有准确评估标准。”杨爱民强调。
此外，在他看来，另一个核心问题是建立临终关怀的体系，三级、二级、社区还有家庭病床的设置都要囊括其中。
“中国人过去的传统观念里很忌讳谈‘死’，但它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如今观念正在转变，未来的服务也会逐渐跟上。”杨爱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