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原来领有正白旗，他成为新罕王以后照例也要领有两黄旗。于是，皇太极变通了一下，他把正白旗、镶白旗换成正黄旗、镶黄旗，多尔衮、阿济格、多铎兄弟们的两黄旗转眼成了两白旗。这次“换旗”实际也是皇太极加强自身力量的一个重要表现。对于“三尊佛”的力度，皇太极洞若观火，必欲去之而后快。但是，凡事都有一个轻重缓急，皇太极用十六年的时间赢得储位，所以，他也需要时间来削弱乃至消灭“三尊佛”现象。
皇太极走的第一步棋是“掺沙子”，所谓“掺沙子”就是通过扩大八旗各旗头面人物的数量做到进一步化解旗主贝勒的集权。就在皇太极即立的当月，也就是后金天命十一年九月，皇太极就和诸贝勒商量，扩大八旗各旗总管旗务大臣(固山额真)的权限，总管大臣可以和诸贝勒一起共议国政，本旗的行军、围猎、出行等事务，都归总管大臣指挥、调遣。以往，后金规定议政的权力只限于身兼议政大臣名义的八旗旗主，现在皇太极把它扩大到了总管旗务大臣身上，一下子拉进来了八个人。当然，这八个人选并不都是由皇太极一个人决定的，还要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实权贝勒点头才行。除了这八个人以外，八旗原来还设立十六名佐管旗务大臣(即梅勒额真)，现在还要设每旗两名的调遣大臣，一共十六名。佐管旗务大臣辅佐总管旗务大臣，掌管刑律；调遣大臣是上传下达的角色，位在佐管旗务大臣之下。这样算下来，八旗旗主贝勒的权力又进一步被稀释，总管大臣、佐管大臣和调遣大臣们虽然要服从旗主，可也能够对旗主原本很大的权力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特别是十六名佐管大臣、十六名调遣大臣中多了一些新面孔，这些新人有的就是皇太极掺进来的“沙子”，这正是皇太极的深意所在。
当时(后金天命十一年九月)八旗各旗总管旗务大臣的名单如下:正黄旗纳穆泰，是开国元勋扬古利的弟弟；镶黄旗达尔汉，是努尔哈赤早期亲信杨书的儿子、努尔哈赤的女婿；正红旗和硕图，是开国“五大臣”之一的何和里之子；镶红旗博尔晋，就是那位给阿敦鸣冤叫屈的三等副将；正蓝旗托博辉，是努尔哈赤的堂叔龙敦的儿子；镶蓝旗固三泰(一作顾三台)，努尔哈赤的女婿；正白旗喀克笃礼；镶白旗彻尔格，他是开国“五大臣”之一的额亦都的第三子。这里的多数人都是原来该旗旗内的头面人物，像彻尔格因为皇太极的“换旗”，从镶黄旗满洲变成了镶白旗满洲，实际也是没有变化，正红旗的总管大臣和硕图是两红旗旗主代善的女婿，也就是满洲称呼的“和硕额驸”(汉人俗称“郡马”)。托博辉有点特殊，他的老爹龙敦是努尔哈赤三祖索长阿的第四子，从一开始就和努尔哈赤作对，努尔哈赤攻打尼堪外兰时，龙敦就泄漏了进军的时间。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妹夫噶哈善是他的左膀右臂，龙敦唆使努尔哈赤的异母兄弟萨木占杀害了噶哈善。可是，随着努尔哈赤的“买卖”越做越大，身为龙敦的儿子的托博辉，转而跟随努尔哈赤，跻身到了八大臣的序列中。他们这八个人在日后的政局起伏中也是荣枯不同。总体看来，这八位总管旗务大臣主要还是和本旗旗主关系密切才得任此职的。所以，这次掺沙子因为是在皇太极初立的情况下进行的，可威力不是很大。
走出“掺沙子”的第一步，皇太极的第二步就是“挖墙脚”。其实，“挖墙脚”本来就是皇太极的拿手好戏，当年在储位之争拉开序幕时，皇太极已经在进行暗中的“挖墙脚”活动了，他拉拢进来的岳托、萨哈廉、德格类、济尔哈朗，哪一个不是其他各旗的骨干墙脚？不过，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政治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挖墙脚”也有新的政治含义。那时候拉拢岳托等人是为了登上大位，现在继续笼络这些人是为了分化瓦解，前者不尽是通途可也目标一致，现在看似简单却难上加难。
因为岳托首倡“大义”，所以，皇太极即位后给岳托的酬庸也很重，他劝说代善把名下的镶红旗让出来由岳托担任旗主贝勒，代善也没有多想，自然同意。后金天命十一年十月，皇太极借口喀尔喀蒙古扎鲁特部背盟实施*，代善、萨哈廉领军前往征讨，一战获胜，萨哈廉因此受封贝勒。至此，当初两位首先提议皇太极即立的功臣岳托、萨哈廉都先后得到擢升。后金天聪元年五月，皇太极衔努尔哈赤宁远兵败之恨再度起兵伐明，兵到锦州城下遇阻，明军在守将的得力指挥下，再创后金军。后金军在锦州城下屯兵14天，硬是一无所获。五月下旬，皇太极转攻宁远，此时镇守宁远的正是明朝名将袁崇焕，因为地形对后金军不利，尤其不利于开展以骑兵为主的野战，代善、莽古尔泰、阿敏都劝阻皇太极不要急于和明军展开厮杀，就军事素养来说，代善明显高于皇太极，但皇太极不听，他说:“当年父汗进攻宁远不克，如今我进攻锦州又不克，大金野战之兵尚不能取胜，日后如何张我国威？”皇太极不审时度势，空洞地把军事打击上升到政治高度上来，其目的并不全是什么“张我国威”，而是张扬他个人新罕王的权威。皇太极督率阿济格等人带领亲军护卫亲自出战，济尔哈朗、萨哈廉等“五虎将”立刻跟上，代善等人见此情景也只好放弃主张，跟着一道冲锋。这场战役的结果诚如代善等人所料，后金军再度遭受重创，而且这一战的具体损失较之努尔哈赤宁远大败还要惨重一些。身为觉罗宗室的大将拜山在此役中阵亡，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代善之子)也受伤。同时阵亡的还有备御巴希等。这里顺便提一句，拜山的儿子顾阿岱、孙子莫洛浑后来也是死于疆场之上，有清一代，宗室之中祖孙三代沙场殉难如拜山者并不多见。如果说上次宁远大败是事前努尔哈赤骄狂的结果，那么这次宁远再败就是皇太极瞎指挥造成的。虽然战争输掉了，可皇太极还是有些政治上的收获，从济尔哈朗、萨哈廉不顾一切地紧跟自己的行动并因此摆脱了三大贝勒的干涉来看，皇太极似乎从中找到了日后收拾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人的不二法门。
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再犯明境，劳师远征。代善、莽古尔泰坚绝不同意，他们认为这样做的后果非常危险，如果明军堵截在后，且粮草匮乏，如何为继？代善、莽古尔泰的这个观点本身并没有错，如果不是因明朝崇祯皇帝的愚昧无知错杀了袁崇焕的话，这一次远征的结果显然不容乐观。代善等人再度否决皇太极的意见，令皇太极大为光火，众贝勒进帐询问皇太极部队的进程时，皇太极和盘托出事情的原委，岳托、萨哈廉、杜度、济尔哈朗、阿济格、豪格等贝勒都支持皇太极的决策，他们主动去说服代善和莽古尔泰，代善二人在众小贝勒的解释下终于同意皇太极的计划。皇太极领军攻陷遵化随即直驱北京，他本以为袁崇焕遇警无法抽身，哪知道就在皇太极向北京进发时，袁崇焕已经先于后金天聪三年十一月九日抢先到达蓟州，后金军精锐次日才进抵此处。当皇太极的后金军出现在北京城下时，袁崇焕、祖大寿等人虽兵不足万，仍旧力战阻敌，皇太极并没有捞到任何实质性的好处。皇太极以数万之众奔袭千里，空手而返，自然说不过去，这就萌发了他使用离间计的念头。应该说，皇太极的这出反间计本身并不高明，取材也十分粗陋，大概是他夜读《三国演义》的心得，他几乎完全照搬“蒋干盗书”那一节，偏偏赶上昏聩无知的崇祯皇帝以及他手下笨得可爱的几位太监，意外地成就了皇太极，袁崇焕被捕并惨遭杀害。清人最惧袁崇焕，他们立国创业的所谓“太祖”、“太宗”都先后败在袁崇焕的手下，如今袁崇焕一死，关外的格局发生了巨变，清朝人编写的《明史·袁崇焕传》中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徵决矣。”
皇太极北京之行不虚，不仅除掉了劲敌袁崇焕，还发现自己历年以来的“挖墙脚”特见功效，这次奔袭战如果没有岳托这些小贝勒的鼎力支持，根本就无法达到除掉袁崇焕的目的。而且，代善、莽古尔泰虽然位高权重，可在众小贝勒的围攻下仍然不能不按照皇太极既定的意图行事。皇太极已经从这些微妙的变化中看到了他重新赢得努尔哈赤生前一样的权威的希望。天聪初年，皇太极一力擢拔他的“五虎将”，特别是岳托、济尔哈朗和德格类三人备受宠信，萨哈廉曾经说过:“汗(皇太极)待尔济尔哈朗、岳托、德格类等，过于己子，细心恩养，迥异众人。”《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213页，天聪九年十二月初五日，《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皇太极虽然和岳托名义上是叔侄关系，实际他是把岳托当做弟弟看待，这点皇太极后来在崇德年间曾经追述过:“(岳托)我母自幼抚养之弟”、“(岳托)皇考太祖、皇妣太后抚养……朕亦视之如弟。”《满文老档》太宗崇德朝卷24，下册第1564－1565页；《清太宗实录》卷64，第18页。皇太极还把岳托的长女视如己出，这也是只有兄弟之间才能具有的情分。为了拉拢岳托，皇太极不惜降格以求，这说明了皇太极在政治上的老到。需要指出的是，岳托虽然在皇太极嗣立、分权等一系列问题上担任了主要角色，但他和济尔哈朗、豪格、萨哈廉等人唯命是从、毫无原则的紧跟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4.鲸吞正蓝旗
继阿敏之后，三贝勒莽古尔泰也成为皇太极菜板上的另一块鱼肉。就莽古尔泰其人来说，皇太极并不怎么放在眼里，因为他有勇无谋、名声又差，对他的汗位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但是，莽古尔泰生性桀骜不驯，又兼有兄长的名义，尤其当年皇太极和他一起在储位争夺中彼此配合默契，将来难免不留下不利于皇太极的口实。再者，莽古尔泰一旦垮台，正好给皇太极“五虎将”中的另外一员虎将德格类腾出上升空间，正蓝旗也将在皇太极的手掌之中了。这应该是皇太极清洗莽古尔泰的全部如意算盘。
如果说对阿敏的清洗，皇太极采用了直捣腹心的策略，那么在对付莽古尔泰的问题上，皇太极则是采取了“敲山震虎”、“打草惊蛇”的办法。换句话说，皇太极是故意激怒莽古尔泰从而给他整治莽古尔泰提供必要的借口。后金天聪三年年底，后金军奔袭北京，在攻打蓟州时，皇太极突然更换左翼的统帅，把莽古尔泰换了下来代之以代善，而且也没有对莽古尔泰说清楚理由。天聪四年十一月，皇太极和莽古尔泰行猎，莽古尔泰强夺属下的两件猎物被皇太极所指责，莽古尔泰归还了猎物，还把一头野猪送给皇太极作为赔罪的表示，可哪知道皇太极非但不要野猪，还把野猪射死，讥讽莽古尔泰“见识浅薄”。莽古尔泰也不示弱，天聪五年，皇太极装模作样地写信征求诸贝勒对他执政的评价，其他贝勒或者拍马吹捧、或者言不及义，只有莽古尔泰据实批评皇太极，同时还为他自己的一些行为做出辩解，皇太极看完莽古尔泰的来信，不禁大怒。皇太极利用自己的权力，给正蓝旗派差很多，而且还把正蓝旗所属的十个牛录拨给皇太极长子豪格的镶黄旗统领，这无形中更加刺激了莽古尔泰的怒火。
后金天聪五年八月，二人的矛盾终于爆发出来。起因是在围困大凌河时，莽古尔泰向皇太极汇报说:“昨天的厮杀，我们正蓝旗损失很大，罕王是不是应该把派给镶黄旗出差的属于正蓝旗的护军还给我们？”莽古尔泰的请求并不过分，可是，皇太极有意激怒他，就顾左右而言他地问莽古尔泰:“听说你们正蓝旗每次派差都常常违反规定出现失误？”莽古尔泰看皇太极非但不同意拨还护军反而借题发挥，不免火气上升:“我们正蓝旗是派差最重、最大的一个，但何时都能做到尽人尽责，现在罕王指责我们违规，不知道从何而来？”皇太极又故意说道:“如果像你说的这样，那么可能是有人诬告；当做如果不是像你说的这样，我就要严加处理。”莽古尔泰怒不可遏，他反驳道:“罕王你应该公开说明是非曲直，为什么唯独和我为难，我莽古尔泰因为你是罕王，一切都顺从，而你一再如此仍不知足，难道是要杀了我吗？”情急之中的莽古尔泰居然忘了必要的忌讳，女真人有握刀的习惯，莽古尔泰在愤懑中不断用手摩擦刀柄，站在一边的德格类当然知道莽古尔泰这些身体语言的错误容易给人造成误解，马上赶上去拦住兄长，莽古尔泰迁怒于德格类，竟拔刀出鞘，这下子完全达到了皇太极最初的目的，“御前拔刀”，这样的罪名本身就是死罪，连代善也转而对莽古尔泰不满起来，认为他太不懂君臣的礼节了。皇太极看到目的已经达到，反而装作一副委屈的样子走到一边对众贝勒诉苦说:“我自继承汗位以来，一直留心治国的道理，十分谨慎，哪知道这些谦逊的行为竟然成为他莽古尔泰轻视我的依据。”等他回过身来却又大骂身边的侍卫:“我养你们有什么用处？他莽古尔泰御前拔刀，你们却跟瞎子一样站在那里不动。”当晚，莽古尔泰准备向皇太极赔罪，皇太极哪能这么轻易地放过莽古尔泰，他当即拒绝与莽古尔泰见面。
大凌河战后，众贝勒根据皇太极的旨意，公开议处莽古尔泰“御前拔刀”的罪名，最后一起认定应该革去莽古尔泰的大贝勒爵位，降为普通贝勒，夺去五个牛录、罚银一万两入宫。天聪五年年底，参政李伯龙提出莽古尔泰不应该再与罕王并坐受贺，皇太极虚晃一枪地说道:“以前都是并坐，现在忽然改了，让外面听说还以为出了什么乱子，何况外面也不知道他莽古尔泰的罪状。”众人当然知道皇太极这是故意而为，内心巴不得莽古尔泰快点下课才好，所以，代善首先提出来不愿意再像以往那样与新罕王并坐，情愿下来，众人也是一致同意，皇太极顺水推舟立刻同意，这样一来，自天命十一年九月以来的“三尊佛”现象开始土崩瓦解，皇太极初步完成南面独尊。
平心而论，莽古尔泰绝非良善之辈，他手刃生母以邀宠努尔哈赤，其人之恶毒暴露无遗，在构陷褚英、代善等活动中，莽古尔泰都以急先锋的面孔出现。但是，自皇太极即立以后，莽古尔泰非但没有什么“小动作”，反而相对比较尊崇皇太极，虽然不及代善的恭顺，可也大体上说得过去。至于他要回护属于自己正蓝旗的护军更是无可非议。有的清史研究者盲目地站在皇太极胜利者的立场上指责莽古尔泰，说莽古尔泰是“从本旗的利益出发”云云，这是以成败论英雄的缺陷。试问，皇太极调发莽古尔泰十个牛录的护军难道是从大局出发吗？明明知道正蓝旗损失很大却没有相应的补充，难道是从后金汗国的最高利益出发吗？皇太极故意打压莽古尔泰的做法让一直紧跟他的镶红旗贝勒岳托不以为然。他素来刚正、了无私心，在阿敏准备在朝鲜逗留的问题上，岳托为了国家的大局与之抗争，他明确指出，阿敏所带三万精锐对于后金汗国来说无异于空国而来，御前缺少足够的兵力阻挡蒙古或者明军的侵扰，如果边疆一旦遇警，很难预料胜负。他要求阿敏即刻和朝鲜方面议和，迅速班师。当阿敏不同意时，岳托又找到济尔哈朗，要他向他的兄长说明利害是非，他甚至强硬地对济尔哈朗说:“你要跟你的二哥(阿敏)去便去，我自己亲领两红旗班师，我相信两黄旗、两白旗也会跟我走。”阿敏鉴于岳托、济尔哈朗等人的反对，这才改变自己的主张。阿敏后来在永平丧师，岳托虽然参与了对阿敏的清洗，但在岳托看来，阿敏确有应得之罪，并非空穴来风。然而，这次处理莽古尔泰完全是皇太极以个人意志强加给集体，不但无理，而且手段毒辣。岳托撇开众贝勒独自为莽古尔泰辩解道:“三贝勒莽古尔泰坐在一边痛哭流涕，必有隐衷，他到底有什么明显的罪过？罕王和他之间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过节？”《清太宗实录》卷30，第25－26页。岳托为莽古尔泰鸣不平种下了他自己日后遭皇太极暗算的恶果。
天聪六年十二月，莽古尔泰愤懑而死，历史上记载他的死亡是“暴卒”，也就是突然死亡，死前“口不能言”，症状非常奇怪，莽古尔泰是努尔哈赤诸子中身体非常健康的一位，史料上也没有记载他曾经患过什么恶疾或者顽症，这样一个健硕如牛的人居然在遭到处罚之后的一年中愤懑而死，本身就很怪异，联系到三年后即天聪九年莽古尔泰的同母弟德格类也是这样的暴死、也是这样的“口不能言”，以及稍后正蓝旗家奴冷僧机的突然告发和正蓝旗遭到皇太极的全面吞并等，似乎都在一种既定的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的咄咄怪事，我们认为，莽古尔泰的暴死和皇太极有着直接的关系，很有可能是皇太极指使他人害死乃兄，当然，这种推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史料的支持，只作为一种意见提出。
莽古尔泰死后，他的七个儿子，包括长子在内都没有承袭正蓝旗旗主的份儿，倒是同母弟德格类被皇太极选中，继为正蓝旗旗主。这样，皇太极当初的“五虎将”中除了萨哈廉之外，都已经得任旗主贝勒。
德格类本来和皇太极的关系非常密切，皇太极清洗莽古尔泰以后能够撇开莽古尔泰诸子直接选定德格类为旗主也说明了这一点。天聪五年三月，皇太极给大贝勒和议政贝勒以及八旗总管大臣们写去几封信，冠冕堂皇地要求他们对自己治国的得失提出匡正。德格类很快上疏给皇太极，对皇太极的五年统治加以肉麻的吹捧，他说:“要我看，自罕王即位以来，尊重兄长、友爱弟侄，恩养百姓、赏罚分明，没有什么过失可言。”皇太极很高兴，七月设立六部时，德格类任掌户部，皇太极曾经表扬岳托、多尔衮、德格类三人管理的兵部、吏部和户部“办事妥帖、不烦朕虑”。皇太极的本意是要德格类指挥的正蓝旗像济尔哈朗的镶蓝旗那样对他无命不从、无话不听。可是，既已得宠并在即立和控制正蓝旗等一系列问题上给予皇太极最大帮助的德格类却在这件事上和皇太极开始有了分歧。
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女真人的军事征服的主要副产品就是掠夺，他们通过掠夺积累物质财富，八旗各旗除正黄旗、镶黄旗地位特殊外，其他并无伯仲之分，可是在贫富上面却有很大的差别，这主要和各旗旗主的军政能力分不开。正蓝旗旗主原来是莽古尔泰，他以勇猛善战著称，正蓝旗在军事斗争中始终处于第一线，加之德格类谋勇兼备，所以，正蓝旗较之其他各旗相当富庶，相比之下，两黄旗也要为之逊色。清崇德六年，皇太极调查满、蒙十六旗的贫富状况，结果发现，镶黄旗下有十个牛录非常贫困，皇太极大怒，对镶黄旗固山额真、额驸达尔汉大加呵斥。可是，德格类尽管守着这么富庶的正蓝旗，却对皇太极没有更多的孝敬，反而在天聪九年还与皇太极唱了一出对台戏。后金汗国设有牧场，德格类就牧场的官员任免问题对皇太极提出:“牧场的官员任命要谨慎，现在担任这类官职的人不称职，因为这个牧场事关我们八家(指八旗旗主)，所以，要选用能干的人。”皇太极一听就火冒三丈:“什么叫‘我们八家’？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因为事关你们诸贝勒的事情就要谨慎，事关汗国的事情就无所谓？”这次谈话是在天聪九年六月，当时皇太极已经逐渐有意全面加强罕王的集权制，而削夺“八王”的既得利益，德格类在这个当口还不能跟上形势，头脑中还残留着“八王共治”的痕迹，自然令皇太极大为不满。到了下半年，察哈尔的囊囊太后来归，皇太极让代善娶她，代善不愿意，阿济格、德格类等人就劝皇太极迎娶囊囊太后，德格类还说这是“上天所赐”。其实囊囊太后贫穷，也无姿色，皇太极当然不愿意背上这样的累赘，德格类原本是好意却被皇太极误会为逼婚，同时，德格类因为包庇同母姐姐莽古济，更致皇太极的怀疑，盛怒之下的皇太极甚至以辞位作为要挟，德格类因此被罚银500两。就在德格类被罚的第八天也就是后金天聪九年十月初二，德格类突然暴死家中，也是“口不能言”，德格类早不死、晚不死，偏偏死于和皇太极关系开始僵化之际，其死因不能排除政治谋杀的嫌疑。24天以后，莽古济属下的奴仆冷僧机告发莽古尔泰生前有谋反迹象，从而爆发了后金(清)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政治杀戮即正蓝旗遭吞并事件。
皇太极吞并正蓝旗、残杀莽古尔泰后代这起清朝入关前最大的政治杀戮中有两个关键性人物、即莽古尔泰同母妹莽古济和莽古济的家奴冷僧机。莽古济因为与莽古尔泰、德格类同母所生，感情一直很好，莽古济说起来也算是后金汗国里面几个数得着的喜欢干预政务、吹枕头风的女人之一。她本是都堂乌尔古岱的妻子，后来乌尔古岱因为受到贬黜抑郁而死(详见本章第一节《皇太极崭露头角》)，莽古济就转而嫁给了蒙古敖汉部落首领锁诺木，成为满蒙联姻的产物。可是，莽古济却对锁诺木原来的妻子也就是锁诺木的好友托古的妹妹深怀嫉妒，因为这个女人的缘故，莽古济甚至要杀害托古本人。莽古济并不是孤立的，她有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镶红旗贝勒岳托和镶黄旗贝勒豪格(皇太极长子)，莽古济很有可能动用了家长的威严，要弟弟德格类、女婿岳托、豪格在皇太极面前奏请杀掉托古。莽古济原来和皇太极的关系也不错，天聪初期，皇太极经常到莽古济那里做客，过年时还专门给莽古济行家庭的礼节，把莽古济看做亲姐一般。莽古济原以为凭着这些关系除掉一个托古并不费事，哪知道托古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早就看出来皇太极垂涎正蓝旗，所以，几次利用所谓酒后吐真言的机会向皇太极诉说德格类、岳托、豪格等人的“不轨”。皇太极疑心自来很重，尤其是他准备全力对付正蓝旗的时候，更把德格类上书要求杀掉托古看做是政治事件，同时，他对于岳托、豪格与正蓝旗的姻亲关系也洞若观火。其实，岳托、德格类、豪格之所以能够成为姻亲，皇太极原本很受用，德格类、豪格、岳托都是皇太极当初的“五虎将”行列中的关键人物，也是皇太极夺位的骨干，他们之间最终“亲上加亲”，在迫切需要他们帮助的皇太极看来简直如虎添翼。可是，今夕异势，皇太极已经看出德格类、岳托不可能像济尔哈朗那样俯首贴耳，德格类更成为皇太极吞并正蓝旗的最大障碍，所以，他怎么能够容忍德格类、岳托、豪格再像以往那样保持这种亲密的关系呢？托古是什么人？与皇太极并无很深的历史渊源，何以酒醉之后的谰言竟然得到皇太极如此的重视？答案是明摆着的，因为托古的话正中皇太极的下怀。果不其然，德格类的疏请一递上来就遭到皇太极的怒斥，牵连岳托、豪格也一并受罚，而且连岳托的父亲、并不知情的代善也给捎带做了处罚，莽古济还被限制行动。一个“闹家务”，成了皇太极拿正蓝旗、德格类开刀的先兆。
叶赫部被努尔哈赤灭亡以后，有一个叫叶赫那拉·冷僧机的人被分配到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麾下做了一名仆从。当莽古济和蒙古的锁诺木结婚以后，冷僧机被作为嫁妆转到了莽古济的手下。后金天聪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冷僧机突然自首，告发莽古尔泰生前曾经和德格类、莽古济等人焚香盟誓要推翻皇太极，锁诺木还和莽古济积极赞成莽古尔泰，他们夫妻表示表面上继续奉承皇太极，实际上则帮助莽古尔泰夺位。据冷僧机的交代，当时在场的包括莽古尔泰、莽古济、德格类、锁诺木、冷僧机、爱巴礼、屯布禄这几个人。皇太极就根据冷僧机的讦告来定莽古尔泰、莽古济和德格类的罪名。这种做法十分罕见，岳托就表示反对，他说:“德格类贝勒怎么能做出这等样事呢？这一定是告密者的胡说。”实际上众贝勒也不相信冷僧机的告密，在议论冷僧机的处理时，诸贝勒对冷僧机特别鄙薄，所以，贝勒大臣们决定不给冷僧机任何奖励。这个决定立刻遭到皇太极的否决，皇太极认为:“若以冷僧机无功，则人皆容忍。遇此等事，谁复首告？为日后计，则冷僧机宜叙其功。”努尔哈赤生前曾对奴仆讦告旗主或者主人有过明确的规定，皇太极即位9年以来，也从未见他有过具体的否定，何以这次对冷僧机格外开恩呢？皇太极如此袒护一个下级的奴仆绝不是什么“为日后计”，而是冷僧机给他彻底消灭正蓝旗提供了绝好的借口。试想，以冷僧机的地位，怎么能够了解像谋逆这种头等机密的大事呢？例如冷僧机提供的预谋人员名单，其中锁诺木是莽古尔泰的妹夫、屯布禄是甲喇额真(汉译名称为参领，定为正三品)、爱巴礼是赐号“巴克什”(巴克什是对通晓文墨者赏赐的称号，类似于武将赐号“巴图鲁”一样)，他们或为莽古尔泰兄弟的亲属，或为他们的亲信，地位都在冷僧机之上，所以说，冷僧机知晓谋逆案的始末，特别是了解誓词的全部内容，其本身就大可存疑，这是其一。其二，冷僧机讦告为何如此准确？为何告密经过如此顺利？为何没有受到质疑？一个奴仆想要告发旗主并且迅速地投递到御前，即便是在规矩初立的后金汗国也相当的不容易，而冷僧机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轻而易举地达到了，如果没有事前的某种默契，则很难解释这一怪异现象的存在。从冷僧机后来受到的皇太极的特殊礼遇，自一个一文不名的奴仆一跃而为三等副将(即三等梅勒章京，也就是后来的汉称三等男爵)、一等侍卫，其擢升速度相当惊人。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