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认同“救过压倒启蒙”的观点
文艺复兴也好，启蒙运动也罢，总之这场文化革命的的确确是被意外所打断。意外有两个，一个是五四事件，胡适认为1919年爆发的学生运动，将原本进行中文化运动陡然打断。它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民族主义蓬勃兴起，最终盖过了个人主义的潮流。
帝国主义的入侵，民族矛盾的加深，使得“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也就是李泽厚概括的，从此时起“救亡压倒启蒙”。
其实在李泽厚之前，海外学者也多有类似表述。周纵策的《五四运动史》中就曾有如下论述，“‘五四’时期虽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个人价值和独立判断的意义，但又强调了个人对于社会和国家所负的责任。这种情况不同于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主义的诞生，因为面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中国的问题还是民族国家的独立。”要是这样的话，那么个人主义自然就要为救亡图存而让位。此外，美国学者舒衡哲也有“启蒙与救国”对立的说法。
打断新文化运动进程的第二个因素或许更为重要，那就是十月革命的爆发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五四运动的思想核心是自由主义，欧阳哲生教授认为正是自由主义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具体上包括“健全的个人主义精神、‘重新评估一切’的怀疑精神、否定专制的民主精神、反对偶像崇拜的科学精神、兼容并包的学术自由原则。”因此，“没有自由主义，或抽掉自由主义，就无所谓五四运动的内涵。”而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时候则是强调集体利益，主张个人为集体牺牲。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自由主义是西方唯一的主流思潮，思想西化也就等同于思想自由主义化。然而马克思主义问世的同时，所谓的西方思想被一分为二。曾经的战友胡适和陈独秀由此分道扬镳，各搞各的“半盘西化”（唐德刚语）去了。《新青年》则无可避免的走向分裂，陈独秀背弃了“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的初衷，改《新青年》为中共党刊。
1923年，胡适在《致高一涵等四位的信》中说，“《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直到今日。”因此，胡适先后创办《努力》、《新月》，希望完成革新文化的未竟使命。
当然，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未尝不可。然而无论如何，它至少改变了新文化运动原来唯一的前进方向。虽然我们都只是事后诸葛亮，但我想那更有助于我们做出明智的判断----当初那群充满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们错了，错的一塌糊涂。
如果仅仅作为一种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中国也不会有什么了不得，华夏大地自然可让马克思与杜威、罗素一较高下。真正的问题在于十月革命爆发在了五四时期，苏俄政府宣称要废除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承诺对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来说，会是一种怎样的震撼。五四事件已经让民族主义抬头，苏俄的“义举”则是在已经熊熊燃烧的烈火中又抛入了一大捆干柴，民族主义从而愈发的不可收拾。大量的知识分子开始向左转。救国压倒一切，要救国就不得不借重苏俄、借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唯一正确，其他什么什么“主义”只能是异端，而异端必然会被正统挤压、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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