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朝代和时期的制度都是适应当时现状的。
土地是中国古代人民赖以繁衍生息的最重要资源。吕思勉认为，在原始时代，当时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物都是氏族公有的，人是“只有合力以对物，断无因物而相争”的。
国家出现后，原始社会的氏族土地公有制逐步演化为土地国有制，或称“王有制”，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井田制。它是一种土地国有制（实际上是周天子土地私有），它规定：一切土地周王所有；受田诸侯世代享用，不得转让买卖；要向周王交纳贡赋；奴隶在井田上集体耕种。一方面，井田制源于氏族土地公有制，具有土地国有制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国王对全国土地拥有所有权，其他各级贵族和大小奴隶主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也不能随意转让或买卖土地。另一方面，井田制具有从土地公有制向土地私有制过渡的特征。在西周中期，土地交易已经出现在贵族之间，这意味着贵族拥有了一定程度的土地所有权。
春秋时期，
齐国的“相地而衰征”指根据土地多少和田质好坏征收赋税，鲁国的“初税亩”实行按亩收税，它们不再区分公田、私田，都促使土地由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化。春秋时期，随着铁器的使用、牛耕的推广，联合或集体劳动的重要性大不如前，个体独立经营开始出现并得到发展。
战国时期，秦国的
秦孝公为发展图强起用了商鞅，实行了“废井田，开阡陌，授土于民”的
商鞅变法，标志着井田制的彻底崩溃和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在法律上确立。从此，中国迎来了封建社会，开始了王朝的周期性动荡和兴替。
1.
秦汉至唐代中叶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秦朝实行土地私有制，按亩纳税；当时土地兼并严重，农民承担的徭役繁重、赋税沉重。
西汉实行编户制度，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百姓（编户齐民）依据资产多少承担赋税、徭役、兵役；汉代农民的负担，主要有田租（较轻）、人口税（较重，含算赋、口赋）、更赋（代役钱）、杂税、杂役。进入汉朝后，延续了之前“公田”与“私田”并存，“私田”均可以买卖的土地制度。
汉武帝时，针对土地兼并严重的情况，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的建议，即主张限制私人占田，抑制富豪兼并。这种建议接近古代井田制度之法，较平均地使农民拥有土地，但汉武帝并没有采用。王莽篡汉后，名义上是推行了王田制，事实上是恢复了井田制。东汉
光武帝即位后，废除王莽所推行的土地政策，并在建武十五年实行“度田”，下令各州、郡清查人民占有田地数量和户口、年岁，目的为要限制豪强富民兼并土地和蓄奴婢之人数，亦可便于征收赋税及力役。到了东汉及
曹魏时期，实施了土地所有权归封建国家所有的屯田制，这种制度充分利用军民来开垦耕种荒地，比较好地实现了戍边和保证军需的目的。在西晋时屯田制遭到了破坏，实行了允许农民占垦荒地的占田制。占田制的实行，表面上是为了限制土地的兼并，但实际上却保护了官僚士族们的既得利益。
北魏时期，政府实行了把封建国家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均田制，部分农民在耕种一定年限后能够得到土地的所有权。
在隋、唐年间，均田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唐朝建立了“均田租庸调法”，即以推行均田制为基础，实施了“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的赋役制度。该制度不以田为主，而是以人丁为主，也就是“认人不认田”，比较倚重户籍人口调查管理，当时配套建立了“乡账”制度，规定每年一造账（人丁册），三年一造籍（户口册）。
钱穆认为，租庸调制可谓中国历史上赋税制度之中最好者，论轻徭薄赋，亦当以唐代为最。但在长期实施中，由于账簿户籍统计清查跟不上，制度实施成本过大，加之耕地的增加满足不了人口增长的需要，人地矛盾突出，土地兼并不可避免，“
安史之乱”后便不得不放弃这一制度。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封建国家干预土地分配，一方面限制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使得地主土地私有制在当时处于不完全、不自由的发展状态；另一方面国家分配土地，发展小农经济，积极培育自耕农和培养税源，土地制度总体上呈现出“公田”和“私田”并存，国家均田和贵族地主兼并土地并行的鲜明特点。
2.唐代中叶至宋元时期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安史之乱”后，为缓解国家财政燃眉之急，
唐代宗于大历元年下诏在青苗时即征收税钱，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等秋收时才征，史称“青苗钱”，后又分夏、秋两季征收，是“两税法”实行之先声。
唐德宗建中元年，宰相杨炎建议推行两税法，即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难以为继的租庸调制，且每年分夏、秋两次征缴。“两税法”尽管存在加剧贫富悬殊、利商不利农等弊端，历史上对此也褒贬不一、毁誉参半，但却不仅为宋元时期所沿用，而且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时代，是中国古代赋税及土地制度的重要分水岭。一方面，“两税法”遵循“量出为入”的原则，改革了与租庸调制相配合的授田征租制度，实行了新的征租但不予授田的制度，自此国家更加关注财税收入，而较少关注田地的公平分配，等于放弃了限田、均田的政策，也就取消了地主的占田限制，使得“私田”得到了发展，并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宋朝初期，
宋太祖一改过去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推行比较自由的土地买卖和民间借贷政策，导致地主豪强不断兼并土地。随后实施的
王安石变法也只是暂时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另一方面，“两税法”在实施中推行的“唯以资产为宗”“认田不认人”等做法，使得国家放松了对农民人身的控制，有利于佃农身份的合法化，中国历史上租佃制的普遍化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租佃制的普遍化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国家对地主占有田地的限制有所放松，土地兼并加剧，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土地占有也更多地从依靠政治权力向依靠经济权力转变，租佃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步在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较为完全的土地私有制开始确立起来。
3.明清时期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明朝建立后，开国皇帝
朱元璋把土地管理和基层管理创新结合起来，推行了“黄册”“鱼鳞册”和里甲制度。“黄册”即户口册，“鱼鳞册”即土地册，如果不考虑其间具体技术方法的变化，这两种册籍一直沿用至清代和民国。里甲制度是一种基层组织形式，每个里甲实际上是一个有很强集体认同感的基层组织或合作社区，承担着赋役催征、社会教化、基层治理、行政管理等公共职能。这三大制度相互配合、相辅相成，构成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赋役制度，以及基层社会治理高度结合的有效机制，能够实现多重目标。不过，这些制度的有效运行是以静态且相对封闭的基层社会为前提，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和土地交易频繁，僵硬的管理制度显得越来越脱节。明代中期后，以里甲制度为基础的赋役制度积重难返，百姓承受的各种徭役杂派愈益繁重，而国家财政汲取能力不断降低，财政越来越入不敷出。不少官员为保证国家赋役，提出了“一条鞭法”的建议，即把赋与役合并为一，丁（人口役）与粮（田租）合一，并把征集重心由户丁转向田亩。万历九年，
张居正在明神宗的支持下，开始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变法后，赋役征集不再需要里甲制度，“画地为牢”社会秩序日益式微，农民拥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和职业选择，促进了工商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推动了户丁税向地亩税的过渡，以及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转变。
清朝初期，名义上延续了明朝的“一条鞭法”，事实上实行的是“一条鞭法”+丁银。丁银即按人丁征收税银，而不论其贫富如何，存在明显的社会不公。为了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巩固清王朝的统治，雍正在各地试点的基础上，推行了“摊丁入亩”的改革举措，也就是把按人丁征收的税银，全部都摊入土地田赋中予以一并征收。“摊丁入亩”把之前部分按人头征收的赋税，完全改为按田亩征收，从而相当于实施了完全的地亩税，一举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赋役混乱的难题。由于人丁不再是征税对象，政府放松了对人口的控制，农民可以在各地自由迁徙，土地租佃及买卖交易比较活跃，促进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和城镇工商业发展，“不在乡地主”人数日益增加。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土地管理制度持续创新，土地市场交易买卖活跃，租佃关系发达，以租佃的田地所有权与田面使用权相分离为特点的永佃权日益流行，国家更加注重运用赋税政策等经济手段调整国家和地主、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为中小地主和土地私有制发展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环境。
3．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
（1）农民阶级：1853年
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
内容：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按人口和年龄平均分配土地，建立“人间天国”。
（2）民族资产阶级：辛亥革命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和1924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民生主义
内容：平均地权——核定全国地价，现有地价归原主所有，革命后增涨的地价归归国家所有，由国民共享，做到“家给人足”。是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1924年增加“节制资本”的内容。
（3）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土地政策
①国共十年对峙时期：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封建债务（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
②抗日战争时期：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未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但限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
③解放战争时期：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4．新中国（现代）
（1）1950——1952年底：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未改变土地私有制）。
（2）1953——1956年：通过兴办互助组、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兴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式，把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由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并实行集体经营（农业合作化运动或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3）1958年：合并和扩大农业生产合作社，提高公有化程度（人民公社化运动，未改变土地公有制的性质）。
（4）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土地的承包经营。改变了经营管理方式、分配方式。